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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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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在东北关内青年学生中有以齐士英领导的“东北青年学社”;在南京有以徐恩曾、萧铮、洪陆东领导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以陈伴岭领导的“武德社”和陈伟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在上海有以潘公展、吴开先等领导的“上海协会”;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以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等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于了大量的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陈立夫不仅看重组织活动,而且很重视宣传教育,他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当时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和陈果夫等,到处发表讲演,宣传法西斯主义,陈立夫在北大、清华讲演中还说,他一年之内要在京沪汉等大城市对10万学生发表讲话。除此之外,他还网罗一些反动文人帮他写了反对唯物论、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唯生论》;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所谓文化建设运动,要一些反动文人办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还和叶楚怆一起主编吹嘘蒋介石为法西斯领袖人物的《墨索里尼传》;发动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等CC系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他们的领导下,各种反动学生组织办的报刊,那就太多了。
  二陈和徐恩曾等在学校中培训反动学生,建立、发展特务组织的活动中,值得特别说的是,贯彻执行蒋介石提出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特工总部和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和北平都遵照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了这项活动。
  1934年,徐恩曾在南京常府街48号,召集特工总部的卢斌和专管“学运”的项本善,以及南京国民党市党部做“民运”的李永懋等,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到江西参观,就是对他们训练,是寓训练于参观之中。要使“学运”
  的核心分子实地见识一番,看看国民党“剿共”的“成绩”,了解一番共产党的各种情况,以便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参观旅途的食宿费用,全部由公费负担。当时决定,特工总部的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下面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其中有CC分子,特务分子和部分思想落后的分子。他们从1934年7月ZI日出发,8月29日回归,历时40天。在参观中,国民党把他们杀光、烧光、吃光的“三光政策”造成的恶果,诬蔑说是共产党和红军干的;把苏区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说成是“匪行”。“参观”回来后,在陈立夫的导演下,成立了一个由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洪兰友等5人组成的“学运指导小组”。学运指导小组在9月14日,召集参观团成员和各大中学校的CC骨干共16)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简称“同盟”).的组织。“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又神秘。叶秀峰、张道藩亲自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监誓人徐恩曾做了长篇讲话,说什么“同盟是选择优秀学生组织起来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开端。只有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才有前途,反对蒋委员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仪式后把人们分成8个小组,宣布了五项纪律,基本内容是:一切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倭,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当时还规定,每半日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布置,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比如,在中央大学调查过生物系教授欧阳翦先生,原因是有人密报他对社会不满,发过牢骚,历时一年多没抓住他的把柄。再就是西北军阀马家送中央大学学习的一批人,也都被列人过调查对象,还为他们写过“专案报告”。为了有把握完成调查任务,徐恩曾还教给他们一套手段,如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等等。为了培养这批同盟成果,还举办过一期“专题讲座”,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戴季陶讲的是如何俯首帖耳供蒋驱使的“青年修养”;梁凤林讲的是“中国历史人物证论”,中心思想是说蒋介石为中国理所当然的最高领袖;徐恩曾的任务是轮流约组长到“餐馆”吃饭,谈话,做具体深人的教育。
  北平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是由张厉生导演,在胡梦华主持下进行的,以诚社成员为主,叫做北平大学生暑假南下考察团,有50人参加,历时1个月。他们在武汉参观了汉阳兵工厂、张之洞祠堂,在南昌参加了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中的“清洁整齐运动周”,“靠左边去”和“新生活星期日识字运动”等活动;搜集了江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和对苏区经济封锁的资料;到南城参观了毛炳文、康泽对“江西民众剿匪自卫大队”的检阅;从南城到南丰的路上,看到沿途蒋军修的“乌龟壳(堡垒)”,听顾祝同吹嘘“围剿”中的“赫赫成果”;在广昌由罗卓英、樊松甫引导着参观了所谓“卤获胜利品陈列所”;也看到了红军刷写的“苏维埃政府万岁”,“工农兵团结起来粉碎白军的围剿”等标语,以及由于群众信仰共产党,蒋军所占地区群众跟红军撤走后的萧条景色。最后这个团还上庐山接受了一周军官训练团的反共训练,听了蒋介石、陈诚、贺衷寒等人讲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攘外必先安内”和“尊老师敬父母服从领袖”之类的讲话。为了散布考察团贩运的毒素,诚社的《存诚月刊》刊载了长篇报道记事,天津诚社刊物《理论与实践》还出了专号。
  “同志会”和“青白团”与国民党中的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政治部门中和以张群为首的政学系作斗争,在经济部门、金融部门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裙带派作斗争,在特务组织中和以黄埔为核心的复兴社作斗争。
  1938年3月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吴稚晖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大会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所有过去小组织成员可就地参加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会场起立,一致同意。于是,“青白团”与“复兴社”在汉口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解散,从此CC又成为封建关系的派系,并且日趋分崩离析。首先背叛CC的是张厉生。张厉生因破坏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而为蒋介石所赏识,1935年继陈立夫掌国民党组织部。他谋自起炉灶,另建派系,但时受制于陈之亲信,心怀愤懑,遂于1938年跑到陈诚那边,以组织部长身份任陈诚的总政治部秘书长,不顾其它CC分子的责难,而处处和陈立夫作对。其后他更联合孔祥熙和二陈为难,凡孔祥熙所把持的部门,四联总处也好,财政部也罢,都对CC关着门。朱家骅继张厉生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CC分子仍处于多难之秋。朱家骅对各级党部中的CC分子虽不能逐个清洗,以自己亲信代之,但处处设难,使彼等陷于困境。
  另一个背叛CC的是刘不同。刘不同于1938年由英回国,二陈在汉口设宴接待时,刘不同说的第一句话说是要登报声明退出青白团。随后高宗禹和何思源等也离开了CC;其它没有公开背叛者亦对二陈存有贰心,自找出路,各奔一方。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设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于是,在全团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系统。
  7.陈果夫发现许多内幕
  蒋介石调集部队围剿新四军时,日军全力配合,封锁长江,其中内幕完全是通过双方特务组织勾结布置的。亏心事做得越多,越怕报应,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在“军统”、“中统”两个组织之外,又成立了“党员调查网”。同时,“中统”还办了一个“经济调查人员训练班。”为此,陈果夫发现了许多内幕。
  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无论是“军统”也好,“中统”也好,都是彻底执行的。抗战初期,蒋介石一面喊“国共合作”,一面又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恶名昭彰的“办法”,就是徐恩曾奉蒋介石之命拟订的。当时,先由谢永存执笔,经孟九修改后,交给徐恩曾,由徐恩曾定了初稿,交陈立夫看过,然后送与陈布雷,再由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又指示要点,再作修改,经蒋介石最后决定,再以“中秘”(中央秘书处)“绝密”件发下去。
  所谓“防制异党”,照“中统”内部的阐释,就是“背向日本,面向边区。”
  直言之,不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敌人,而以共产党及解放区人民为敌人,不以汉奸卖国贼为敌人,而以抗日爱国者为敌人。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比方,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之前;“中统”便已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指示敌后特务人员,与敌伪相勾结,一致对付新四军。
  蒋介石对付新四军的阴谋,在1940年已经开始。他交给“中统”的任务之一,就是派遣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和敌伪接头,俾收“合作”之效。“中统”奉命后便派出专员邓纫,负责办理这件“要公”。
  邓纫到上海后见了日本特务头目柴山中将、影佐少将、冈田大佐和金山大佐等人,随后又回到浙江,展开活动。到1941年春天,蒋介石调集部队围袭新四军时,日寇方面也马上配合行动,封锁长江,完全是事先通过双方特务勾结布置的,在新四军事件发生前后,邓纫由浙江金华用“滔密”的密码向“中统”发电,一直联系着。后采电报忽然中断,经过“中统”浙江调查室的调查才知道邓纫被日本人所杀。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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