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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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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事发生了之后,我们感觉得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本身一切行动要加检点,即一切家庭的关系,’也须特别注意,因为从政者负治理之职,人民所期望者殷,所责备者严,故各报纸对辜厅长这件事,绝少宽恕。社会上既然抱十二分希冀,要政的人好,我们自己就应当格外要发,以副其属望。普通的人本来只要能修身,能尽职,已经够了;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要修身,并且要齐家。大学上据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确是中国政治的原则,含有至理。我们在外面做事,对于齐家一层,须时时留意。没有结婚的,于择偶时尤须审慎;如果一时错误,娶妻不贤,日后她做了坏事,还要你自己负责,还是你自己受苦。在辜厅长辞职的前一天,我觉得他精神上的痛苦达于极点。所以一般青年,于择偶时须得留意,以免后悔。女子并非不能参政,但是参政的女子,是以她自己的头脑才学地位,来做她自己的工作,不是说做妻子的可以干涉丈夫,参与政治。近来常有人说起,江苏有某县长或某公安局长,本人尚不坏,而他的夫人在外有营私舞弊的嫌疑。这种事从社会上看来,负责的还是县长与公安局长,而不是他们的大人!
  女子主持家务;对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可干涉,除非她们自己有能力去参政。然而即使参政了,与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职守,也须分别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在外国做了行政长官,虽然有时偕同其夫人同出同行,但是这是私人的关系;一遇办公事,夫人就走开,不问一切。现在文化日高,当然要使女子懂得政治;不过要他们懂得,并不教她们去干涉丈夫分内的事。在政治上负责者的夫人,懂不懂政治,尚在其次,最要紧者还是在尽贤妻良母的责任,使丈夫能专心在外工作;否则,家治得不好,丈夫内顾分劳,就算不得个贤内助了!故女子要参政须靠自己的能力,决不能依赖丈夫,妄事干涉。这一点大家须得明白,不可误会。更有进者,女子匀奢侈,消耗浩大,所谓摩登女子尤甚。在政治上工作者,为了满足妻子的消耗,就非贪污不可。所以妻子奢侈的丈夫,大多贪污;因为不贪污无以应付。故年轻人择偶,第一须行为端淑者;第二须能治家者。有了个贤妻良母的内助,则身修而家齐,然后可以谈到治国平天下。近年来风气日下,女子教育尤坏;以受过高级教育的女子,有甘为人妾者。这实在因为平时学校里,不请求自立自尊的缘故;因为教育不良,青年女子便习于奢侈,中馈之事,置诸脑后;这样的女子已够不上做个贤妻良母,还要在外面干预政治,擅作威福,妇德之凉,一至于此!但这不是女子之过,父母及教育,应该负责。青年男女在此环境中,都应当十二分的留意;否则,一定会因为家庭的关系,在政治生命中吃苦受累。
  一个人不能有嗜好,一有嗜好,近墨者黑,就会招引一班坏朋友。所以在政治上负责的人,好货娶妾,固然是败坏官党大戒,即金石书画等风雅嗜好,亦都应当摒绝。因为有了嗜好,逢迎的人更会投你所好。不知不觉,你就受他们包围了。并且要一定没有嗜好,做事才能聚精会神;否则,心志分散,就难尽职。心属公务人员,应当大家提倡新生活,把一切的嗜好,自即日起一概戒除;这样的克己立志,然后本身能廉洁,政治能清明;否则,嗜好一多,本身欲廉而不得,政治也无从澄清了。这一点关系政治的前途甚重大,所以顺便提出来,与诸位说说。望诸位都能身体力行,然后我们才能在政治上负起应尽的责任!”
  第六章 中统内幕及其它
  1.“CC”的由来
  蒋介石下野后,授命陈果夫在上海号召留在上海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央俱乐部”,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蒋介石“东山再起”作准备。
  提到“CC”,有些人认为指的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即所谓“二陈”,其实并非如此。它的由来,乃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lClub的简称。
  要讲“中央俱乐部”的由来,就要扯到远一点。当1926年北伐时期,蒋介石夤缘时会,除了攫得了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之外,还以“实力派”的关系,兼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并由他最亲信的陈果夫为副部长,代他负实际责任。在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之前,他为了排除异己,树立以他为中心的反革命系统,就已把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委派定了。北伐军收复上海之后,一部分尚不能到职省市党部委员都集中在上海,等候机会出发。无奈到了1927年8月,蒋介石却被迫下野了。蒋介石在去日本之前,对黄埔学生和这一部分省市党部负责人,都作了秘密安排,以作为他“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他把黄埔学生交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仍然集中在上海。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方面,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同李烈钧等人所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陈果夫便以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号召留在上海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央俱乐部”,这就是“CC”的起源。
  “中央俱乐部”在上海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原名陈亦同)、萧挣、程天放等为主干,展开活动,并拥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嗣后各省市党部的职员也加入组织,成员日渐增多,慢慢地就有百多人。
  同年12月,南京的“中央俱乐部”的成员也分赴各地就职。丁惟汾在广州时,已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此时也率领一部分人北上,布置秘密工作。戴季陶则到南京去,负责为蒋介石策划政治阴谋。所以“中央俱乐部”便成了陈果夫单独领导的反动小组织。
  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后,仍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也仍然由陈果夫为副部长,负实际责任。在这时期,“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在陈果夫的指挥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来排斥其他派系或小组织之外,更主要的是一次一次地发动反共活动,主持中央及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进步人士,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们在政治上起了更大的反动作用,因而也更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到了1929年,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蒋介石安置为秘书长,从此与组织部互相呼应,在党内控制一切。过去国民党内部的“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便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了,在陈家兄弟炙手可热情况下,因为“陈”宇的英文译音头一个字母是“C”,所以又有人把本来是“中央俱乐部”简称的“CC”,作为“二陈”的简称。
  “中统”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党务调查科”,到1931年,经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把这个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同时在地方党政机构内指定专人为“肃反专员”,并加派特务人员,在“肃反专员”的秘密指挥下进行广泛的反动活动。这个“肃反”的组织既无固定的形式,也不公开对外发生关系,但所派的人员,都是经过“党务调查处”相当时期的特务训练,并履行过一定人伙手续的。这些人,也就成为后来的“中统”的班底。
  正如“复兴社”的早期一样,以“CC”的早期,其内内外外,也曾有过若干核心组织,如“青白团”、“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减社”等等都是。其中的“青白团”,更是一个既有封建帮会味道又是法西斯性质的小组织。“清白团”的领导层,由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等7人组成。不但对外秘密,对未加入这一组织的“CC”分子也是秘密的。人团手续,多数在南京螺丝转弯陈果夫兄弟的故里举行。在那个地方,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火惨淡,神台后面的壁上,挂着戎装佩剑、脚穿马靴的蒋介石像,还拉了一幅罩有灰尘的孙中山先生遗像,陪在旁边。人团的人,就在这种阴森的环境和气氛中,在陈立夫或别的几个人的监督之下,举起右手,宣誓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这种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再由监誓人训话,无例外地要说些违反纪律便要严厉制裁一类的话,意带威胁。在1932年前后,参加“青白团”的分子,有陈伴岭、王星舟、洪陆东、陈访先、邵华、马元放、骆美美、齐士英、李永新、庞镜塘、方治、高宗禹、刘不同、潘公展、吴开先、周学昌、郭紫峻、张强、张冲等等。这些人中,除了刘不同等个别人后来退出之外,一直都是“CC”的高级骨干。“青白团”领导层中的叶秀峰和徐恩曾,后来就成为“中统”
  的特务头子。
  “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也是1932年前后成立的,该会成立后,又由陈果夫兄弟秘密指示各省市党部中的最亲信分子,挑选党员中特别忠态拥护蒋介石的人编成特种小组。这些“忠实分子”,都要另外办理填表、宣誓等手续,人会以后,要负责监视一般党员言行,随时密报。这等于派在地方党部的特务组织。参加的人,有些也成为“中统”的班底。
  上述的那些组织,不但是国民党的党内之党,也是“CC”的派中之派。他们之所谓“层层有组织,层层有核心,”就是这个样子。
  “青白团”存在的时间不久,就并人“忠实同志会”了。正如“复兴社”的社长是蒋介石一样,这个“忠实同志会”的会长也是蒋介石。蒋介石从帮会出身,一向以搞帮会的办法搞党,搞政治,在他的手下,不知搞过多少大大小小的帮会性的小组织,而这些帮会无论大小,都是他做龙头。
  “忠实同志会”成立后,又派了些中央干事到各省去组织分会,并由他们以各种名义,拉拢青年搞外围组织。当时,被派到北平、河北的张厉生,山西、绥远苗培成,东北是梅公任,江西、安徽是程天放,上海、湖北是吴醒亚,南京、四川是叶秀峰,贵州是张道藩,江苏是余井塘,浙江是洪陆东,福建是陈肇英……等等。
  1933年7、8月间,张厉生在胡梦华的协助之下,开始在北平进行组织“诚社”
  的活动。张厉生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特派员兼河北省政府委员。胡梦华则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监察委员。胡梦华早年在上海的刊物上写过文章,在“九一八”之后,又在北平主编过《人民评论》、《革命向导》等周刊,表面主张反日,冒充进步;又曾在大学教过书。因此,张厉生认为他易于鱼目混珠,打入文化界,便给他经费,叫他再办《人民评论》旬刊,设法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攘外必先安内”那套理论。因此,在这个刊物,既刊登张厉生的长文,大谈“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但对于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等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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