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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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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督方面实际上已经迹近哀求,毕竟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保留一个香港海口对中国不也是大有好处吗?再说,鬼子打过来,跑不了我杨慕琦,也跑不了你陈策吧?
  其实,陈策并非不愿意帮助英国人,他是海军出身,对大英帝国还是充满好感的,何况,他现在的职务也要求他和杨慕琦同舟共济。因此,陈策立即和重庆联系,并且运用自己的影响敦促国民政府协防香港。
  国民政府一方对于盟军的请求还是比较积极的,二战中中国人一向比较讲义气的。军委会授权白崇禧将军制定粤汉铁路南段作战计划,允诺在香港遭到攻击的时候,出兵救援。白崇禧将军制定的作战计划中规定,因中国军队驻粤的第六战区兵力单薄,当香港遭到攻击的时候,中国军队将以第九战区的十二个师利用尚掌握的一段粤汉铁路从湖南插入粤北,从背后钳攻日军,以解香港之围。准备用于香港方面作战的,包括著名的铁军——吴奇伟的第四军,以及第六十军、第六十六军等部,皆在长沙—衡阳线集结。
  但是白将军对此计划能否顺利实施,信心并不太足,他深深清楚中国军队现在的战斗力,自保尚且不足,对日军发动进攻战的能力更差,这个牵制作战能打到什么程度,“小诸葛”也不敢保证。白另外嘱托陈策,日军占有空中优势,为了便于部队调动,香港方面务必加强侦察和警戒,及早通报日军作战动向。
  陈策对此心知肚明,便衔信回香港复命。杨慕琦和陈策相见,说不尽的感激,这日本人学了中国的文化,返回头来南京大屠杀,学了英国的海军,返回头来要“尽杀白鬼”,两个老大帝国的代表,说起一样充满了对日本鬼子欺师灭祖的愤恨。但是说过以后,陈策也明白讲清,对中国方面不能抱太高希望,关键还是在自己,赶紧准备防务吧。
  杨慕琦的确做了很大努力,他连电伦敦,在中国军队可以南下接应的消息鼓舞下,英国政府勉强同意调动援军入港,但是数量十分有限。1941年10月27日,劳森准将率领的两个加拿大营从温哥华出发,增援香港,11月16日到达。香港方面任命建立了两条防线,一条是九龙北部的醉酒湾防线,从醉酒湾经过城门、沙田、牛尾海贯穿整个九龙半岛,效仿马奇诺防线组织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并依靠魔鬼山炮台的火力支援,称为外防线;第二条是香港岛上以黄泥涌、湾仔、太平山、摩星岭炮台为核心的内防线。在陈策等中方人士的努力下,以广州失守时败退香港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囚军为中心,建立了香港义勇军部队。到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在港英军总兵力14,000人,其中真正能够作战的不足一半,装备比较好的包括两个加拿大营、皇家来福枪营、苏格兰营和一个廓尔喀营(也有说这个营没有参战)。但是加拿大营的部队缺乏训练,此外就是战斗力较弱的几支印度部队,包括旁遮普营、拉普吉特营等,义勇军也算在人数之内。指挥官是莫庇德少将。英国皇家空军有6架老式飞机停在启德机场,空勤人员一百余人、皇家海军有一个“中国派遣舰队”在香港,包括三艘驱逐舰特拉辛号、斯科特号、查奈特号,几艘炮舰和一支鱼雷艇队。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3)

  1941年12月7日,日军发动珍珠港事变,8日,空袭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力量几乎被一网打尽,盟军的整个南洋地区门户大开。
  8日,日军36架空袭启德机场和海军舰艇,英军6架飞机全被击毁,驱逐舰特拉辛号被重创搁浅(后被日军打捞作为101号巡逻舰使用),炮舰莫斯号被炸沉(后被日军打捞作为须磨号炮舰使用),斯科特号、查奈特号仓皇携带少量英军眷属和政要逃往新加坡。入夜,日第二十三军酒井隆部第三十八师团出动三个联队,渡过深圳河,对香港发动猛攻。
  香港守军猝不及防。
  日军调动早有先兆,但是香港方面错误地认为日军是在进行演习,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发动攻击,因此准备不足。实际上酒井隆善于用兵,在香港边界进行演习后士兵就地潜伏,空车返回营地。到发动攻击前,日军已神不知鬼不觉地集中了七千名部队在新界以北的进攻阵地上。
  只一天,守军放弃新界,退守醉酒湾防线,陈策指挥下的义勇军在柴湾的西湾炮台奋力抵抗,给日军造成较大杀伤。英军也试图通过破坏桥梁道路阻止日军的南下。
  9日,日军进攻醉酒湾防线。因香港方面防卫混乱,关键的城门碉堡阵地居然只有1/4定员的守军防卫,10日凌晨被日军恶二二八联队猝然突破,整条防线失守。11日,英军司令莫庇德下令放弃九龙,退守香港本岛。撤退途中,防守九龙的苏格兰营和义勇军损失惨重。
  这中间,12月10日,英军在远东的支柱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关丹附近被日军飞机炸沉,依靠英军救援香港已经不可能。香港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军队的救援了。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接到日军进攻香港的消息,中国军队第四军和暂编第二军从株洲南下,准备反攻广州,接应香港英军。
  但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很快随后下令:第四军停止南进,原地待命。
  因为他和白崇禧将军发现,日军在赣北的部队,突然收缩,显然是要对长沙一线的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当英国人的利益和中国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中国人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中国人的利益,这难道不对吗?
  喝咖啡看中国人苦战了好几年的英国人,忽然发现咖啡的味道是那样的苦。
  事实上,中国方面的决定非常正确。当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正集结于长沙以北,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几一方面为牵制中国军队增援港九及缅甸,一方面试图乘虚夺取长沙,打垮第九战区,出动12万兵力,于12月24日强渡新墙河南进,再度进犯长沙,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中国军队指挥官,人称“老虎仔”的粤军名将薛岳果断中止增援香港的作战计划,实施他早已制订好的“天炉战”计划,将第四军、第三十集团军等决战兵力放在两侧,以第十军坚守长沙,将敌人诱至“炉底”的长沙,两翼伏兵从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猝然出击,将日军包围歼灭。
  会战一开始,湖南民众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一夜之间便使日军无法在战区内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所有大小公路也沟堑纵横,日军的坦克、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守卫长沙城的第十军将士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拼死抵抗,骄横不可一世的“皇军精锐”在长沙城下竟无法越雷池一步。我岳麓山上的重炮群居高临下,一颗颗炮弹向日军倾泻,每一声爆炸都引起中国军队的阵阵欢呼声。
  1942年1月4日拂晓,我军形成对日军的三面合围态势,弹尽粮绝的日军狼狈突围。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敌人杀得溃不成军。残余日军最后靠着施放毒气和空军的掩护才得以逃回原来的据点。16日,日军司令部从岳阳撤回武汉,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第四军五十九师师长张德能中将因缴获日军军旗,积功升任第四军军长。
  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日军撤退的翌日早上,薛岳等由岳麓山回长沙二里牌驻地,车过八角亭后,看见日军遗尸遍野。参谋长吴逸志命人把已经掩埋的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加上遗尸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勒石留念,上书“倭寇万人冢”,旁书“陆军中将吴逸志题”。
  此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因在长沙惨败,再次意识到中国实力尚存,不敢遽尔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是同盟军在全球战场上唯一之亮色。”
  但是,中国军队的北上,给香港的防御,却抽去了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人,也涮了大英帝国一把。
  十四
  14…15中国女作家萧红在黑龙江呼兰的墓地,萧红在日军攻占香港时生重病无法撤离,一个月后于清寒中病逝。端木蕻良在朋友的帮助下,把妻子的骨灰埋葬在浅水湾海边的荒滩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迁回故乡,时隔四十余年,而萧红一生,只活了三十一岁。
  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使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阿南惟几大将不光彩地离开了中国战线,虽然咬牙切齿,但这位日军中的“天才”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洞庭湖畔来复仇了。在密苏里号上日本陆军签字投降之前,参与夺取近卫师团继续战争的,正是这位一贯军礼服笔挺的阿南将军,他时任陆相,不久畏罪自杀。其子现任职日本外务省,倒是一位亲华的外交家。
  中国军队的北调,香港的防御就陷入了绝境。14日九龙沦陷以后,酒井隆并没有急于进攻香港,而是两次派人劝降。
  港督杨慕琦坚定地拒绝。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4)

  大英帝国的狮子老了,但是狮子虽老,在豺狼面前还要尊严的死去。
  香港方面尽力组织了抵抗的力量。
  英军的作战部署由莫庇德少将统一指挥,部队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军由华莱士准将指挥皇家来福枪营、印度旁遮普营,驻守香港仔等阵地,西路军由罗森准将率领加拿大营、印度拉吉普特营,以及苏格兰营残部,驻防筲箕湾等阵地。
  中国方面,驻香港的各个机构组成联合办事处,公推陈策为主任,坐镇亚细亚行,组织人力物力,收容义勇军散兵,协助英军作战。其实,陈策对香港的沦陷,早已有所准备。事变前,他已做出一系列安排。他派遣国民党港澳党部常务委员林卓夫前往澳门,在香港失陷后保持港澳部正常运转。香港沦陷后,林卓夫接替陈策的工作,在澳门继续组织抗日活动,1942年11月被日本特务暗杀。部署军统特务陈静涛等潜伏香港,坚持地下活动。陈静涛后组织球王李惠堂等脱离日本占领的香港,返回大陆。安排亲国民党的南洋撤退华侨一千三百余人前往广东,组建“华侨训练班”,其他亲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也随后撤离。同时,命令国民党惠州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所部游击队向香港北部进击,骚扰日军并掩护从香港突围的中英人员——陈策不知道自己的这条命令后来会救了自己的性命。
  陈策的部署中没有包括亲共的在港人士的撤离,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指示驻港代表廖承志进行营救。这批人士在廖的安排下,通过东江纵队的协助,也顺利撤离香港。这些人虽然数量比陈策撤离的少,质量却很高,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胡绳、夏衍、胡风、黄药眠、沙千里、高士其、叶浅予、范长江、梁漱溟等。陈策和廖承志分别安排的这次大撤退,国共两党各忙各的,心照不宣,“互不干涉内政”,保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一批精英分子,史称“港澳大营救”。
  也有未能得到营救的,《生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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