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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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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他的土地、生意,算计如何扩展他的财产、家业,也不希望自己的独生儿子去跟日本人打仗,但他心里肯定会向着大刀会那样的抗日队伍的。

“九一八”事变前,许多好像从未想过自己是个中国人,这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国家和自己有何相干的人,面对日本侵略者,一下子就中国起来了。

日本人来了,各地军阀、官僚的权力和威风没了,他们会欢迎侵略者?一些地主跑到有日军驻守的城里,也不是去当汉奸,而是怕胡子,躲胡子。许多老人说,那时在乡下,谁有意无意说句日本人的好话,可能当场就被大家揍死。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是全民性质的。

王东山是梁锡福的徒弟,梁锡福是东边道(道为行政区划名,东边道所辖区域20余县,即今吉东南、辽东的大部地区)一带赫赫有名的大刀会领袖、护坛大法师,又是唐聚五为总司令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1路司令。十几万自卫军没有军饷,吃饭穿衣都是问题。唐聚五带头毁家纾难,部下也纷纷效仿。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将自己的存款和面粉公司捐作军资。各地义勇军所到之处,都有地主商绅捐粮捐钱,支援抗战。

黑龙江省士绅梁声德,曾任省议长,在黑龙江颇孚众望。“满洲国”成立时,日伪屡次威逼利诱,要他出任高官,他坚辞不从,命令其子梁振铎参加义勇军。梁振铎被马占山委任为救国义勇军海伦地区司令,率部屡创敌军。

1932年5月,日伪军攻打辽宁新宾县城,民众自卫军想利用天主教堂阻击敌人。女教徒刘桂祯挡在门口,说战争不能拯救人类,你们打打杀杀的,是魔鬼。后来出于“上帝之爱”,收留救治一些伤员。城破,敌人搜捕毒打教徒,罪名是“通匪”。伪县长张耀东带人搜查教堂,放出狼狗,把地下室的十几个伤员都咬死了。刘桂祯带领一些男女教徒,出城找到自卫军,成立个“上帝保卫连”。连长刘桂祯率领清一色天主教徒的官兵宣誓:为了驱逐魔鬼,我们愿与魔鬼同下地狱!

后来,唐聚五给“上帝保卫连”送面旗帜,上书“中华保卫连”。

只要抗日,唐聚五什么人都要,包括胡子。

威震东满、吉东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一位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说过这样的大实话: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

罗登贤不会说这话,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不然义勇军中不会有那么多共产党员。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司令包景华,家是大地主,原为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因参加改组派,且是首领,被撤职,回家乡柳河县办学。“九一八”事变后,随唐聚五举旗抗日。9路军有20多个共产党员,包景华对其印象颇佳。一次见到清源县委书记柳大目,两个人唠得投机。柳大目说:过去咱们哥俩打架,现在日本子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子了。包景华连连点头,说共产党有眼力。又道:将来打走日本子,共产党得了天下,能让我当个自由百姓吧?柳大目说:你就不想多为国家做点儿事吗?

北方会议后,将来那“自由百姓”先别说了,眼下这包景华就不行了。满洲省委巡视员到海龙巡视工作,命令打倒这位“国民党司令”。

笔者家乡有个著名的胡子头叫黄锡山,人称“黄四懒王”,据说是黄天霸的后代。黄家几代都是胡子专业户,姑娘、媳妇玩枪比干针线活还利索。说不清什么原因,黄锡山和邓铁梅两家是世仇。1914年邓家连续两次被黄家烧杀,包括邓铁梅的父亲,邓家惨死六口人。可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在邓铁梅的叔叔邓吉道的说合下,邓铁梅和黄锡山这对杀父血仇的冤家对头,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联手抗日了。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的祖辈和像他们一样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肯定没听过这话,也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柳大目和包景华讲的“哥俩打架,现在日本子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子了”,他们肯定一听就明白,不听也明白。

就怎么也搞不明白:像博古、康生这等人物,竟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吗?

在中国南方,共产党当时想抗战也不可能,因为国民党要“安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不得共产党。

东北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无论饥寒交迫的无产者,还是衣食无忧、多么饱暖的有产阶级,都不能不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压,都成了亡国奴——难道这还不特殊吗?特殊情况不就得特殊对待吗?

东北人民没有经过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缺乏建立苏维埃的经验,对共产党的了解也很少。比之南方,像其他北方各省一样,东北就是落后的。“九一八”事变后,无论满洲省委发表多少宣言、声明,其声音和影响力都是微弱的,因为你力量就那么大。博古、康生也不是不认这个账,可他们好像嫌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还不够,还要把朋友变成敌人,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今天没见过地主的人也说“地主”,那时叫“大户”、“大粮户”、“种粮大户”。在笔者家乡,一些人还管有钱人叫“大肚(音dǔ)子”,管土改斗地主叫“斗‘大肚子’”。无论城里的各种雇工,还是乡下扛活的长短工,对雇主都叫“东家”、“财东家”。农民也不叫自己“农民”,而称“庄稼人”。你说地主剥削、压迫农民,有人会举例说明有的大户也挺好。就是不怎么样的,俺给他干活,他给俺工钱,不也挺公道吗?更多的人会认命,说人家有钱,那是命好,祖坟风水好,俺就是这扛大活的命。你说他没有阶级觉悟,那“阶级”还没弄明白呢,这“觉悟”又是怎么回事儿?几辈子就这么活下来的。就算你能把道理掰扯得一清二楚,那又得拐多大弯、费多大劲呀?王德林、唐聚五、郑桂林等人,何以竖起旗帜就能聚拢几万、十几万人马?不就是“反日”两个字吗?“打日本子入队”,“受日贼及走狗气,必须入队抗日才能得好”,“不愿受日本气”。这是1943年《东北抗日联军部分队员调查表》里“政治认识”栏中的文字,那工夫没有比反日再简单、再得人心的了。而当许多有气节的地主和各种有身份的有产阶级出粮出钱支援抗战,或者亲自组织队伍抗击日寇时,你再打土豪,分田地,剥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弄得家破人亡,这叫什么事儿?是在帮谁的忙?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凡是用反日的名义,几乎在任何义勇军,甚至所谓‘胡子’中活动都不受阻碍。”

凡是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的抗联老人,都说那时你讲“反日”,没有不赞成的,可一提“革命”、“苏维埃”,就没嗑唠了,甚至立刻反目成仇,不抓你杀你就不错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有抗联老人说:回顾这段历史,没有比毛主席的这段话再切中要害的了。

1929年4月13日,中央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谢觉哉,在东北巡视了3个月后,在给“祥生兄”写的《满洲省委目前工作状况》中说:“满洲需要一个有本事的指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经过相当时日,不难有很好的成绩出来。”

古今中外,领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少走许多弯路,就有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东北来说,自“九一八”事变,到从1939年冬开始,抗日联军不得不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原因多多,一直未能形成一个足以号令东北党和军队的领袖人物,不能不算其中之一。

可“九一八”事变那时的东北,共产党人恰好有了自己难得的领袖。临危受命的罗登贤,一个从名字到事迹都令今人感到陌生的南国青年,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英明、果敢、成熟和远见卓识,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

从奉系军阀到日本侵略者,一直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像罗登贤这样的人物。这次,是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轻而易举地做了敌人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

被撤职调离东北的罗登贤,1933年3月28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任上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5个月后被秘密杀害。

没人知道,曾誓言不驱逐日寇绝不离开东北的罗登贤,在不得不离开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时,会是一种什么心境。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和笔者一样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罗登贤还活着(如果不被调离东北,他就可能活着),还在东北,还是满洲省委书记,东北的抗战之路会顺溜、坦荡多少啊!

他的思想,曾闪电般照亮东北的抗战道路。当历史的进程终于不得不从歧途恢复到它原本的路线时,鲜血、生命的代价,共产党人已经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而这种代价,在某种意义上,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是付不起的。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了,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自然环境太恶劣、严酷、苛刻了,几乎不允许犯下任何较大的错误。

这是一个凶险的开头!

战略上的严重失误,使共产党的东北抗战陷入极大的危机和孤立,于是这原本就多灾多难的征程就越发得多灾多难。

第2章 夺枪

“都学列宁好思想”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学习要努力,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要学列宁主义,

要当列宁好少年,要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过渡时期不会长,共产主义不遥远,

那个时候新社会,定是人间好乐园;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编选了厚厚一大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共403首)。老人说,这首《模范学校校歌》,是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七岁、离休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国诞生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国务院公章和周恩来总理的印章,人称周总理的“掌玺大臣”。1929年唱这首歌时她十二岁,那时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中东部,哈尔滨市东北面。因一条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处于松花江下游与梧桐河的汇合口,水土丰美,自然引来人居。村子又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而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村”字大都是写在纸上的,北满乡间人们挂在嘴上的是“屯”、“屯子”,南满则大都叫“堡”(音pǔ)、“堡子”。

1928年初春,这个清一色为朝鲜(族)人的屯子,来了三个挺受欢迎的陌生人。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稳干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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