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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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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柏甸子和三道沟,以前能卖货一百到二百元的大商店,现在只能卖八九元钱。再加上最近满军驻屯较多,多少也要买些食物,所以更使物资缺乏。

辉南县——

连大地主都几乎处于破产的状态。

作为“治本”的中心环节,“洗大沟”、归大屯是柄双刃剑,在使抗日武装受到极大伤害、难以立足的同时,也使“满洲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

而对于这一切,日伪当局心头明镜似的,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出自同一部门的1942年7月的《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中说:

此项工作必然使居民受到很大打击。

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

“九一八”事变,兵荒马乱,“遍地起胡子”,到处是难民。没带着金银细软逃难的种粮大户,以及没有金银细软也就没有什么财产无须逃难的庄稼人,也都知道这不是种庄稼的年头,种上几亩地,弄点糊口粮就行了。因为无论你下多大的力气,也无论老天爷给你个多么美好的秋天,你都供不起那些蝗虫般来来往往的队伍,他们在土地上已经播种不出希望了。

战乱使庄稼人难以把心思用到土地上,田园荒芜,产量锐减。而在那些暂时还未被战乱波及的北满、吉东的偏远地区,粮食,特别是大豆,以往主要是就近销往苏联。就在笔者写着这些文字时,富饶的三江平原,依然被称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粮囤子、菜篮子、肉盒子。这回侵略者把这条路堵死了,连全副武装的日本人轻易都不敢离开县城,又有谁有本事把粮食销往内地?丰收了,庄稼人也只能瞅着粮食发愁、发霉。

接下来的劫难,就是“洗大沟”、归大屯了。

庄稼人星散在这沟那岔里,与世隔绝般自食其力,本是一种自然选择,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一是山里土地多属无主,开垦了就是自己的。只要舍得力气,年复一年地拓展,那老婆孩子的热炕头上,就会有个种粮大户的美梦。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人力和劳动成本。以房屋为中心,出门就是地,春种夏锄秋收,拿起家什就干。这对于没有车马,从送粪到收获全凭人力的庄稼院,实在是得天独厚的地利和最佳选择,所谓“丑妻近地家中宝”也。三是山里是座宝库,一年四季都能收获野菜、草药、木耳、野果等山货。冬天还可打猎,东北到处都是“夹皮沟”,一张黄鼠狼皮能换20公斤小米,等于冬天也种地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文人的闲话,甚至就是一种想象。庄稼人讲的是“早起半天活”,待到日出,已是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的光景了。可是,归屯后真就变成现实了。太阳挺高了,用庄稼人嘲笑懒汉的话是“日头照屁股了”,那部落的大门才打开。未等太阳卡山,就得再走上几公里往回赶,因为太阳卡山那大门就要关上了,就进不了部落了。

1933年4月21日,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发布命令,县城附近3里以内,集镇2里内,铁路、公路两侧1里内,严禁种植高粱、包米一类高棵作物。这个命令很快推广到东北各地,但是影响不大,因为矮棵作物多得是。可归屯后丢弃的大量耕地呢?没有警察署发的出入证,谁也不能去到那里,因为那里是无人区,即“匪区”。

据《满洲评论》第8卷23号载,在“集团部落”尚未全面铺开的1935年春,伪奉天省“全省28个县中,粮食有剩余的仅不过8县,勉强能自给的有9县,其余的11县几乎全都是粮食困难,需要救济的”。

而在归大屯已经基本结束的1938年3月,《奉天第三回县长副县长会议咨问事项答申录》中说:“本县(指兴京县——笔者)耕作地84万亩,所以人口激减,不能完全耕种。1937年仅耕种39万亩,剩余45万亩为废耕地,杂草丛生。”

新中国叫“出民工”,旧中国叫“出官工”,“满洲国”也叫“出官工”。归屯后第一次出官工,自然就是修建“集团部落”,紧接着是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这“集团部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部落的距离,或日军,或伪军,或单纯由伪自卫团防守,是精心谋划并联为一体的。一处遇袭,电话报警,其他部落敌人即来增援。这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的工程量,并不比修建“集团部落”小,那官工你就出吧。

平时让你“出探”,即进山探寻抗日武装的踪迹。“讨伐”了,组织运输队,官名“勤奉队”,老百姓叫“背背”,给进山“讨伐”的敌人背给养。“勤奉队”用人多少,视出动兵力、“讨伐”规模、时间而定。像老黑沟“杀大沟”,兵民比例1比1。笔者见到的比例最高的是,1939年9月至12月,在东满和龙县“讨伐”期间,日军1个中队75人,征用各种“勤奉”人员850名。

伪自卫团(老百姓叫“棒子队”)训练,像上述出官工一样,都是各家顶梁柱的青壮年,白天站岗,晚上巡逻。至于上山弄松节油(日本人要用来制造飞机燃料)、撸葡萄叶(熬制飞机涂料),则是任务分派到户,需要全家老少齐上阵,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少有没干过的。

1940年4月颁布“国兵法”,实行征兵制,每年30来万体检淘汰下来的适龄青年,俗称“国兵漏”,组织“勤奉队”,到工厂、矿山服劳役,或是修铁路、公路,为开拓团修水坝、造水田。开头规定1年劳役,分3年完成,后来增至3年,每年要出半年官工。

东北3000多万人,农民占85%。耕地减少,大量无偿占用劳动力,与此同步的是一年强似一年的“粮谷出荷”。

侵略者用刺刀剖产出个怪胎“满洲国”,一些怪里怪气的奴化词句也接踵而至。有些下边将陆续出现,这里一并略加说明。

“粮谷出荷”,即强行征购粮食。还有“棉花出荷”、“柞蚕出荷”、“亚麻出荷”等等,内蒙古地区还有“出荷牛”,反正侵略者需要什么,老百姓就得“出荷”什么。“勤劳奉公”、“勤劳奉仕”,“奉仕”也是日文中的汉字,基本意思为“服务”,另有“效劳”、“效力”之意。“浮浪”为失业、无业者,乃至无家可归者。“弘报”意为“宣传”,比如伪国务院弘报处,可理解为宣传部,但又不尽然,因为它还从事情报活动。所谓“严重处分”,即处死。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另有许多专用术语,比如“特别输送”,即把要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的人,押送到那个魔窟去——这就相当于胡子的黑话了。

日本战犯、原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正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说:

1943年粮谷年度(从1943年9月至翌年8月)的农产品掠夺计划约定为800万吨(一说为850万吨)。这一计划的测算依据完全是“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

伪满在动用行政权力强行收购之前,全东北的粮食产量为1600万吨,农民自用口粮据说是1200万吨,而现在要求交售800万吨,这确是一个不饿死人就无法完成的数字。

伪总务厅长武部六藏,非常欣赏张景惠的“系紧裤腰带”,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现在是“圣战”高于一切的时候。日本并不是要“满洲国”出多少兵力,付出多少生命,只是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比过去做出更多的贡献。请大家想想,付出生命,流血牺牲,较之人力与财物的献出,孰轻孰重?即使吃的东西,有时不大满意,紧紧裤腰带也就过去了。

战时体制下的“粮谷出荷”,属军用物资,一粒不能少。而老百姓那裤腰带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怎么办?各省县在上边规定的“出荷”量上,再增加10%,以防一些人真的紧不出来时,也能确保完成任务。

伪国务院有“收购粮食督催委员会”,总务厅长为委员长。省有“收购粮食督催部”,次长为部长。县有“收购粮食督催班”,正副县长任正副班长。每年9月,这些催命鬼就下来了,督催快割快收快打快“出荷”。哪个村屯动作慢了,或是没完成任务,粮探子就柴草垛、炕洞子、棚顶乱捅一气,连鸡架、狗窝也翻个底朝天。吉林省榆树县为“全满第一谷仓”,伪县长王奉璋人称“王大马棒”,他认为谁不老实,二话不说,劈头一顿马棒。黑龙江省林甸县一户姓孙的,在草垛里藏了几斗粮食,被翻出来,一家人苦苦哀求,说就剩这么点活命粮了。副县长山菅下令没收,又一把火烧了草垛和房子。

土地不光生产粮食,还特产飞机。比如伪滨江省,按土地摊派“飞机献金”,每垧3元。从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两年间“献金”720万元,当时飞机每架为15万元左右。

此类“献金”很多,不算捐税。“九一八”事变前征收的国内税,总共13种,其中属于消费税的只有4种,流通税2种。而1944年国内税竟达34种,其中消费税11种,流通税13种。至于各省市县(旗)街村的地方税捐费,五花八门,林林总总,那是谁也说不清的。像烟筒税、牛马税、猪鸡狗捐、井水捐、走道捐、死人捐、生小孩捐、山东人税、甲长费、村长费,等等等等,全凭当地说了算的人兴之所至,发何奇想了。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东部的黑土地,长春以南的冲积平原,那金黄色的大豆、小麦、玉米,晚霞样的红高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闯关东的人们。“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年产量500余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9%。1915年的一个数字,仅中东路沿线31县所产大豆、小麦、大麦、燕麦、荞麦等余粮,即有145万吨可供输出。据南开大学经济统计季刊载,1931年度中国出口总值为6。05亿海关两(每1海关两折合白银1两1钱1分4厘),而东北农产品输出即达2。80亿海关两,为全国的48%左右。至于东北丰富的煤铁资源及其开发,则是越来越吸引眼球的新热点。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欢天喜地的生活。”这是伪治安部警务司编的《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中的文字,说的是“集团部落”,但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因为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日本有关“满洲国”的一些著述,把1936年前称做“创建”、“整备”时期,即镇压反日运动、加强统治时期。战乱重创了东北经济,侵略者认为这是正常的必须付出的代价。对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垂涎已久的侵略者,是有长远眼光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为了“王道乐土”的长治久安,它是不惜代价的,也雄心勃勃地下了些本钱。据武部六藏笔供,14年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估计超过130亿元。

结果呢?

从1937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产业计划”,迎头撞上七七事变,计划即随着战争而扩大。结果是力不从心,在钢铁、煤炭、电力、液体燃料等大幅增加的同时,汽车、飞机的计划指标全部落空。

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更着重于战略资源的掠夺,特别是供应日本的钢铁和其他金属。这时,日军陷在中国难以自拔,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紧绑在日本战车上的“满洲国”的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即把粮食需求调整到第一位。

平型关战斗,缴获物资中有大米。115师官兵是南方人,以往吃的南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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