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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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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侍读学士。

这时的陈梦雷,虽以耿精忠免死,伪官亦都暂不置问而免于下狱,但内心极其不安,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李光地身上。两人在省城相见,李光地表示:“你报国之事非一,我要—一人奏。你等我奏闻以后再进京好了。”陈梦雷听了他的话,安心等待;及至京中旨到,只嘉奖李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升官褒奖,陈梦雷才知道蜡丸书上,没有他的名字,这一惊一气,自然非同小可。

于是康熙十六年秋天,陈梦雷与李光地相约一同赴京。哪知李光地人还在福州,突然接到家书,说他的父亲死了。丁忧回籍守制,京里自然去不成了。陈梦雷在家越想越不安,第二年三月里,一个人进京;一打听说是他曾做过耿精忠的“学士”,将来必会查办。陈梦雷想上疏辨白,吏部不肯替他代奏。只好写了禀呈,派家人口福建,照规矩由地方官一层一层转呈。

正当他在京师坐卧不安之际,丁忧在籍的李光地却是大为得意,因为他又建立了新的军功。原来有一支李光地称为“山贼”,而实与郑经有联络的部队,由蔡寅率领,自同安北上,进攻安溪。李光地招募乡勇,死守危城;设法断了蔡寅的粮道,始得解围。这是李光地第一次所立的军功。

第二次的军功,对清军来说,更为可观。当时退守厦门的郑经,遣刘国轩进攻泉州,水陆并进,连战皆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县,都为刘国轩所占领,断了龙溪以东的江东桥及有名的万安桥,南北隔绝,泉州发发可危。

于是,李光地派人向在漳州的拉哈达告急。清军赴援,却逢九龙江江水大涨,无法渡过;又靠李光地以熟于地形及熟习满洲话的两个长处,引导清军,由漳平与安溪之间的深山小道,曲曲抵达前方。李家在安溪是大族,备了牛酒劳军;李光地的叔叔李日(火呈),又为拉哈达作先锋、打前站,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深为得力。

此外,李光地又遣派他的两个弟弟,率领一千乡兵,渡过安溪以北的白鸽岭,自永春引导巡抚吴兴祥的军队南下。两路夹攻,海澄解围,刘国轩在闽南竟存身不住。

拉哈达当然要奏报李光地的功劳,朝廷特予优叙,升官翰林学士;李氏一门的亲属子弟,都由康亲王杰书“便宜行事”,给了许多“委札”,做起官来。

此时陈梦雷所遣的家人,已经到了福州;但巡抚吴兴祥领兵驻在泉州,所以陈梦雷的父亲,备了一个禀呈,派人到泉州去投递,请求巡抚备咨文到京,为陈梦雷洗刷。李光地知道了这件事,便设法留住了陈家的家人,不让他向吴兴作投呈;做下人的,不明主人家的恩怨,听李光地言词恳切,说一定会为主人设法解救,自是信之不疑,一直在泉州听候消息,三个月过去,毫无动静,而陈梦雷在京师,度日如年,空等了六个月。

在这时局势又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投降了清军,消息传来冲州,正值中秋,凭轩赏月的吴三桂,一看众叛亲离,连女婿都已背叛,气得大叫一声:“大势去矣!”气噎仆地,一命鸣呼。

虽然吴三桂的孙子吴世播,为马宝等人拥立“嗣位”,改元“洪化”,但谁都知道,三藩之乱,至此已不足为患,因而在福建的康亲王杰书上奏,要杀耿精忠。

皇帝下了一通密谕:“今广西、湖南、四川俱定,贼党引领冀归正者,不止千百;骤诛精忠,或致寒心,直令自请来京,庶事皆宁帖。”这是想骗耿精忠进京,他不肯上当。迁延到康熙十九年,皇帝正式下诏,召耿精忠觐见,这下才不能不惴惴就道。

耿精忠一到京,他的两个胞弟,早受了朝廷笼络的耿昭忠、耿聚忠,合疏参劾耿精忠,说他“背恩为乱,违母周氏训,胁迫以死”;这未免诬控,耿精忠的母亲,不赞成长于谋反,愤郁绝食而死是有的,却不至于被“胁迫以死”。反正此时的耿精忠,已人樊笼,身不由己,受了冤枉亦无法分辨,结果自是一命不保。而从逆的伪官,亦就纷纷被捕下狱;陈梦雷确是做过耿精忠的官,所以被判死刑。

其中有一个就是徐乾学,他跟李光地最不和,原因甚多,首先是门户不同,徐乾学是明珠一党,而李光地独为索额图所看重;其次是轻视,看不起李光地的假道学;还有一点,就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得宠。当然,也可能有些抱不平的“正义感”。

为了陈梦雷,徐乾学不知是抱不平,还是有意跟李光地为难,要他上奏为陈梦雷辩白。

“我已经面奏皇上了。”李光地这样答复他。

“谁曾见来?”徐乾学根率直地说。

李光地实在不曾面奏过,所以对徐乾学这样不客气的话,只得忍气吞声,不作辩解。

“你们是同乡,又是共患难的。其中的原委,亦只有你才明白,你不替他上奏,难道看着陈则震死!”徐乾学说——则震是陈梦雷的号。

“我不是不肯上奏,只因为无济于事。”

“你不管它有济、无济,只要上一个奏折,为朋友的心就尽到了。”

“是这样子吗?”

“是的。”

这一下李光地无可推托了,但他自己不肯写奏折,恐怕叙到当日之事,前言不符后语,为徐乾学抓住把柄,所以这样答道:“我拟奏稿,恐怕不能尽心,你替我代拟一个。”

徐乾学答应了。拟好一看,大致无碍,李光地为了留下将来可以不承认出于己意的退步,一字不易,照缮呈上。

荣枯之间,相对映照有如天堂、地狱的,就是李光地与陈梦雷。此时一个在狱中含冤受屈,命已不保,一个却是金马玉堂,平步青云——李光地到京,已授职为内阁学士。庶吉士散馆,能够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已是令人艳羡的事,因为清秘之职,升迁特快;然而也快不过李光地,他授职即请假,待在家里升官,七年工夫,由编修一跃为二品大员,做的是最重文采的翰林官,却以军功超擢,这都是空前绝后的异遇。

然而李光地的功名虽得意,声誉却不甚高明,因为陈梦雷几次呼冤,已经江谒老师同年,虽不便说出合作投机的行为,对蜡丸书应有他的名字,以及李光地如何请他的叔父李日(火呈)到福州探听虚实,以定行止的情形,说得凿凿有据。李光地不够朋友的名气,在他的同年中,已经无人不知。

结果,陈梦雷免死,改为充军奉天,但李光地却不肯承认是他的力量。同时,他有心排挤陈梦雷,亦是彰明较着的事实。陈梦雷虽得活命,一口怨气仍难咽下,在狱中写下一篇与李光地的《绝交书》,其中有段话说:

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万山之中,地接上游,举族北奔,非有关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征檄之来,顾乃翻然、勃然忘廉耻之防,徇贪冒之见,轻身杖策,其心殆不可问。

这是因为耿精忠在康熙十三年三月起事,而李光地在端午之前还到已经沦陷的福州去过。

如果李光地真的是效忠清朝,则耿精忠在福州起事,闽南还安然无恙,大可出江西北上。洁身自保,而起初请他叔父到福州探听消息;继于端午节前,亲入虎穴,此一行有何理由,目的何在?陈梦雷所指的“其心殆不可问”,真诚诛心之论。

这篇《绝交书》由于徐乾学的协助,广为传播,使得李光地的“卖友”之名,喧传入口。这一来,他在京里,立足不住,不能不“避风头”;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奉母回籍为名,请假回到福建。一住住到康熙二十五年,才又进京,当了翰林院掌院学士。

这是个异常清高尊贵的职司,向来非德高望重的翰苑前辈,不足以领袖群伦。李光地的资望、人品、学问,都谈不到此;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他,特别是徐乾学,处处与他作对。如今因为郭琇同为同年,他来探望的用意,一则是拉拢交情;再则是看不惯徐乾学和高士奇的行径,有意揭发,希望郭琇能够以御史的身分,上奏严劾。

“‘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淡人’这两句话,我也听见过。”郭琇问道:“我就不明白,高淡人有何神通?能这样子得皇上的信任!”

“这话说来就长了。要从他的出身谈起——。”

淡人是高士奇的别号,一字江村。他跟陆陇其同乡,籍隶浙江平湖,但又自称杭州人。

他的出身不高,而志向甚高,在康熙初年,自己挑了一担行李,到京城里去找机会。天子脚下,万人如海,要找机会,真如大海捞针;兼以“长安居,大不易”,结果流落在报国寺,卖字糊口。

有个人叫祖泽深,是明朝的总兵,大渡河之役,投降了清太宗的祖大寿的儿子,偶然逛报国寺,看高士奇写得一笔好字;不由得想起一件事——索额图门下一个得势有权的家人,要用一个读书人,替他料理文字,顺便教他的儿子读书。有点骨气的读书人,岂肯做奴仆的门客?所以祖泽深虽“受人之托”,却一直不能“忠人之事”,这时看到高士奇这般憔悴沦落,认为不妨试探一下。

高士奇心想,“宰相家人七品官”,做这个西席也可以;而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煊赫,也许就此得能搭上了线,青云直上,因而欣然许诺。

索额图不好亲近文士,与明珠门下,大异其趣。因此,有一天要写封要紧的信,竟一时无人可找;高士奇的东主,索额图的奴才,便把他荐了上去。这一下便升了级,成为索额图的门客,相府里上上下下都称他“高相公”。

“高相公”善于做低服小,机巧灵活;索额图便把他举荐到御前,做南书房翰林,成了天子的文学侍从之臣。

皇帝虽然崇信理学,也懂得西洋的天算之学,但文采方面,不过尔尔;却好高士奇也是半瓶醋,跟皇帝谈起来,程度深浅相似,趣味亦相仿佛,所以十分投机,加上他那一笔好字,着实可爱,便颇受信任。

高士奇事君,得个“小”字诀,皇帝只要找他,他一定在;皇帝问到什么,他一定能够回答——高士奇不是什么博学高才,他另有诀窍,每天一早进宫,先找在御前当差的小太监来问,皇帝昨天看了些什么书,说了些什么话,讲一件便送金豆一粒,多讲多送,往往一袋子金豆,到晚上倾囊而出。因为如此,皇帝有所垂询,他早有准备;同时皇帝的喜怒好恶,他亦无不了解,曲曲应付,自然合拍,成了皇帝左右少不得的一个侍从。

他在南书房的职司是缮写密谕,加上他从小太监那里所得到的有关皇帝的起居动向,因此他是最了解皇帝意旨的人,这就成了高士奇招权纳贿的凭借。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高士奇在这方面独擅胜场,所以他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力量达不达得到御前,大成疑问,亦无可究诘,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跟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

高士奇是很得意了,家赀巨万,在老家置了千顷良田;杭州西溪盖了一座很大的别墅。皇帝不论巡幸何处,都要带着他走,既富且贵,尊荣无比,但有两件事美中不足。一件是高士奇虽蒙特赐“同博学弘词试”而成为翰林,人值南书房,而肚子里“火烛小心”,翰林任缮写之事,岂不等于乡试会试阁中的“誊录生”?为此他发愤要著书,一本叫做《左传纪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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