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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抵御可怕的德国而建立联盟了！英国和俄国最后证明它们两国在战场上都是强有力的，这比它们当中任何一方预期对方会表现的力量要大得多；但是如果在战争前夕它们相互暴露彼此战前心底的秘密，它们每一方都可能找出怀疑对方意图的某些根26据；因为英国、俄国以及法国在它们的内心深处此时象欧洲小国一样仍然怀有一个不合理的希望。它们每一方都希望：只要它不是无可挽回地和德国决裂，它就可能设法奇迹般地避开迫在眉睫的德国的极大压力，即使这种压力真的袭击了欧洲所有其他地区。在这些困难多端的心理条件下，英法同苏联政府的谈判最终会遭到失败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惊异的是它们的谈判竟会这样地接近于成功的地步。由于谈判十分接近成功，毕竟激动了希特勒，他向斯大林提出从短期看来似乎更加有利于后者的一宗交易，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归千失败。一项很久以来大声疾呼所宣布的政策，突然有了令人震惊的公然改变，毫无疑问这对独裁人物所造成的困难远较民主国家的政府为小。虽然希特勒能够而且确实同斯大林在1939年8月作了一笔交易，但是，即使这个暂时的妥协对希特勒也一定是痛苦不堪的。如果希特勒不是感到苏联和西欧列强一旦结成军事联盟将置他于死地的话，他很难会作出这种和解。然而，假使在1939年俄国人和西欧人未被深刻的心理上的鸿沟所隔离，那么对第三帝国的有力包围是很可能完成的，尽管希特勒要采取步骤来防止这一着。这道鸿沟于1917年开始出现，此后不断加深扩大，这显然是非常有利于希特勒实行其1939年计划的国际环境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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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法国和英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覆灭的反应第一节希特勒向西欧列强的挑战捷克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14—15日被德国倾覆，这自然成了世界所有其余地区严重关切的事情，因为这显然是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但是对于法英这两国来说，希特勒所发动的最近一次突然行动不仅多少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也向它们直接提出了挑战，要它们立即采取对抗行动。这有四个理由。首先，英国和法国曾同德国一道胁迫捷克斯洛伐克放弃抵抗，去接受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解决方案。其次，它们在道义上——虽然还不是在法律上——曾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如果它不加抗拒地默认割让领土给德国，从而使它在军事上受后者的控制，那么根据慕尼黑解决方案，它在新获得的边界内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将不仅得到法27国和英国的尊重，而且也将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尊重。第三，这两个国家由于是欧洲仅有的两个民主大国，因而可能也是都具有意志和实力来共同制止第三帝国侵略行径的仅有的欧洲国家。只有它们才有一些希望能在发出警告言辞后，继之以有效的防御行动。第四，它们每一方都有着迫切的国家利益，要求它们现在采取坚定的立场，而不再迟疑。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采取的行动，使得这两个西欧大国在义务、利益和危险等方面的一致性显得突出了：它们对付希特勒的挑战，在外表上是一致行动的。这一国际危机对两国国内局势的影响，从表面上说也是相同的。这两个国家的反对党平时不仅在对外政策而且在对内政策上同政府进行争吵，现在转而非常支持政府，以致在外表上好象出现了一个反德国侵略的统一战线，然而在任何一国还没有证据表明，国内的紧密团结可能达到以联合政府代替一党政府以应付紧急局势的程度。可是在这个表面现象之下却有着分歧——虽说这一根本分歧直到1940年夏天才充分暴露出来。由于法国的内部裂痕远较英国深刻，所以法国在受到极端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折磨的强大压力考验下，它的抵抗力量终于瓦解了。对比之下，同样的折磨却将英国民族铸成一个很勉强的然而却是不屈不挠的统一体。第二节法国的局势法国在1939年的软弱和在1940年的崩溃，其原因只有一部分是由于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阶级斗争。它对它的国际处境感到沮丧失望是其失败主义的另一原因；而这种沮丧失望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一情况在同时代的英国历史上是找不到的。法国从来没有真正地从1870—1871年民族大灾难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当时，它在成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欧洲唯一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不时地成为欧洲大陆其余部分联合力量的对手之后，不仅出乎意料地、很不光彩地为普鲁士所击败，而且从那时起由于一个统一的德国新巨人雄视在它的东北边界，它长久以来感到自己是相形见绷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败北，以及随之而来的归还法国暂时丧失的阿尔萨斯一洛林领土，并没有治好法国那种心理上的创伤。象荷兰人在1713年一样，法国人在1918年意识到，他们可能已被征服（就法国憎况而言，这是半个世纪内的第二次），如果世界其他部分28不来救援他们。他们也意识到，虽然他们的国家在最前线遭受最严重的打击，而且在巨人似的敌手的进攻面前首当其冲，从而维护了法国的荣誉，但是由此而引起的国力消耗，使得它同它的前盟国或者甚至同正式被击败的前敌国比较起来，处于相对衰弱的状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英国——部分是由于迫钝与理想主义的融合，部分是因为对法国的堕落怀有难以理解的愤怒，其根源则在于有理由的且未解除的对法国的恐惧——已经把事情搞得极糟，以致完成了德国挫伤法国心灵的工作，因为英国装出了一副毕竟站不住脚的不介入大陆事务的态度，这使得法国在急于寻求安全时所希望获得的英国同情和支持完全落空。英国所怀有的那种“不受约束”的幻想和法国那种垂头丧气的现实，已经在慕尼黑危机时英国政治手腕所表现的新景象中暴露了出来，当时英国政治家们在直接关系到法国一个东欧盟国的欧洲大陆事务问题上领导着英法的联合行动。在直到那时为止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法国通常以为英法对欧洲大陆的政策是由它来定调子的。至于英国，它对于欧洲大陆的任何事务，一般是满足于或者“听任法国去处理”，或者对法国的行动提出理论性的抗议，作为一种变通方式来强调说明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论点：除了有关法国的东侧边界和低地国家以外，英国对欧洲大陆事务不感兴趣，没有责任，尤其是不承担义务。1938年秋，甚至英国的一些孤立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也突然觉悟到这样一个真理，即如果他们不打算让欧洲大陆事务把他们卷入一场欧洲战争，现在他们就必须精神抖擞地振作起来，而张伯伦自己则感到他不能让这方面的事由他的法国伙伴来作主。在一次欧洲大陆危机中由英国掌握英法联合行动的领导权，这是六个月前国际景象中的一个显著新特色，现在又在英法对付希特勒1939年3月14—15日新挑战的场合中再度出现了。在法国，与英国不同，这些惊人的、不祥的新恶耗并未引起其态度方面的任何重大改变，因为这时法国的消沉失望已转变为瘫痪了。三十年代中叶的一个日子里，一位巴黎的教授对本文的作者说：“在法国这儿，我们只是等待着突然打击的来临。”由于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法国政府表现得似乎相信，利用外表上预示将要采取行动的言辞和姿态，就能达到目的，就能代替所要采取的行动。因此，他们形式上再次表态要采取行动，可是事实上并未29下决心要真的采取行动，如果事态表明别无他法可以制止希特勒向前进军的话。他们甚至从未认真地同那些东欧同盟国家进行密切联系，这些盟国曾被他们视作他们的生命线，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想取得英美保证的期望终于落了空。对于法国在困难中被讲英语的两个大国抛弃后，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努力另找其他盟国的做法，那些吹毛求疵的“盎格鲁撒克逊”批评家们。当1921年2月19日法国、波兰缔结军事协定时，尤其感到震惊。在一个号称公开外交的时代里，法波军事协定条款的隐秘性质在自以为公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心灵中，引起了最不吉利的猜测。然而，根据法国驻华沙大使所述，在希特勒于1939年3月15日占领捷克斯洛代克之后两个月，1921年的法波军事协定由于缺少军事专家之间的技术性会谈，仍未获得履行，因为不举行上述会谈，这种协定只不过是一次学术性的演习，它在政治上是颇易引起争议的。在慕尼黑危机到1939年3月15日之间，法国驻华沙大使莱昂·诺埃尔告诉我们，他曾催促法国外长乔治·博内批准进行一次谈判来设法减少法国现在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目的在于至少要缩小下述两者之间可以预见到的差距：一方面是法国承诺必须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是如果一旦最后关头到来时它大概可能要采取的行动。但是达拉第政府——缔结慕尼黑协定的政府——定期待要在最近的将来增强法国“对波兰的义务：他们正准备要采取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违背他们的真实意图的”。诺埃尔关于法波关系的叙述，暴露了他对达拉第政府（特别是对博内）怀有很大的偏见，而他的一些指责如说双方参谋部之间没有接触，法国政府没有打算把它对波兰的承诺限制在法国能够履行的义务之内等等，看来都是言过其实；但是法国对波兰的政策肯定并未失之于过分坦率，在诺埃尔的下列叙述中可能包含着真相，他说1938年秋天在巴黎的一次私人会晤上，博内对他讲了许多话，说根据他对条约原文的理解，法国和波兰之间的现行安排中“有着很多漏洞”，足以使法国能够在不论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免受战争的危险。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7月13日致博内的亲笔函中也有一则声明：1938年12月6日我们在巴黎的讨论中，特别同意了下述一点：尊重每一方的重大利益是将来发展良好的德法关系的先决条件和原则。在这个时机，我曾明确地提到东欧是德国的利益范围，而您……此时也强调你方的观点，说自从慕尼黑会议以来，法国对东欧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国方面作出这种声明并不是头一遭。基于同样的理由，里宾特洛甫因博内于1939年1月26日在巴黎向国民议会重申法国对波兰和苏联所承担的义务，就亲自向诺埃尔和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勒提出抗议；魏茨泽克在1939年3月18日也以同样的辩解责难库隆德勒，当时这位法国大使因德国覆灭捷克斯洛伐克，正打算将法国政府17日的抗议照会递交给他。博内在给库隆德勒关于1939年3月18日事件的信函中极力否定德国的辩解，他于7月21日致书里宾特洛甫再度予以否定。他两次重复声明：他于1938年12月6日当着目击者之面曾告诉里宾特洛甫说，现行的法波协定和法俄协定始终不受新的法德协定的影响；关于722号中指出的日期则是7月25日。曾发生过什么和未发生过什么的这一叙述，他在1948年出版的关于他主持法国外交部的记述中更详尽地作了重复说明——并且明确声明，1938年12月6日他同里宾特洛甫的会晤有法国外交部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在座，而且是他同里宾特洛甫举行的仅有的一次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