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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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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个，马奎斯·迪斯，”她说，“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
“有点熟？”
“是的，他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昨晚在拉斐德公园被装进囚车，途经白宫，最后在洛根广场被丢下来，他是在扫荡中被抓的。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我跟着她走进了前面的房间，迪斯先生坐在房间的中央，她的办公桌旁。他长相与德文·哈迪极其相似——四十大几，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戴着厚厚的墨镜，像早春三月绝大多数的流浪者一样裹得严严实实，我一边在远处打量他，一边去莫迪凯的办公室通知他这个消息。
我们小心谨慎地对付他，莫迪凯负责盘问他。“对不起，”他非常客气地说，“我叫莫迪凯·格林，是这里的律师，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们俩都站着，俯视着迪斯先生，他抬起头道：“可以。”
“我们手上有件案子，涉及到住过一座旧仓库的人，那座仓库位于佛罗里达街和纽约街的交界处。”莫迪凯缓缓地解释道。
“我在那儿住过。”他说，我深吸了一口气。
“真的？”
“真的，被赶出来了。”
“那正是我们接这个案子的原因。我们代表那些被赶出来的人。我们认为那次疏散是非法的。”
“你说对了。”
“你在那儿住了多久？”
“大约三个月。”
“你付房租吗？”
“当然付。”
“付给谁？”
“一个叫约翰尼的家伙。”
“付多少？”
“每月一百块，只要现金。”
“为什么只要现金？”
“不想留下字据。”
“你知道那座仓库的主人吗？”
“不知道。”他回答时没有丝毫犹豫，我无法掩盖我的兴奋。如果迪斯不知道甘特利是业主，那他为什么要怕他呢？
莫迪凯拉过一张椅子，严肃地对迪斯道：“我们想让你做我们的当事人。”
“干什么？”
“我们正在就疏散一事起诉某些人，我们认为你们被赶出来就是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愿意做你的代理律师，代表你起诉。”
“但是那座仓库公寓是非法的，所以我付的是现金。”
“没关系，我们帮你索赔。”
“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损失吗？”
“我想不会。”
我拍拍莫迪凯的肩。我们打过招呼，退回莫迪凯的办公室。“怎么样？”他问。
“考虑到基托·斯派斯的下场，我想我们该录下他的证词。就现在。”
莫迪凯挠了挠胡子：“好建议，我们来搞一个书面证据，让他签上名，索菲亚公证。这样即使他有什么不测，我们手中也有个证据。”
“有录音机吗？”我问。
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有吧，我记不清放哪儿了。”
既然他说不知道在哪儿，得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用摄像机怎么样？”我问。
“这里没有。”
我想了一会儿，道：“我去把我的拿来。你和索菲亚稳住他。”
“他没打算离开。”
“很好。给我四十五分钟。”
我冲出办公室，驱车疾驰，开向西部的乔治顿。我用手机连打三遍，终于在克莱尔课间休息时找到了她。“什么事？”她问。
“我需要借一台摄像机，现在就要。”
“它还在老地方，”她慢慢地道，一边在盘算，“为什么？”
“为了一份作证书，介意我用它吗？”
“不至于。”
“仍在客厅？”
“对。”
“你换锁了吗？”我问。
“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我感觉好了点儿。我仍拿着钥匙，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自由出入。
“有没有警报器？”
“没有，还是老样子。”
“谢谢。我迟些给你打电话。”
我们让马奎斯·迪斯坐在一间只有文件柜的办公室中。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后面的白墙上空无一物。我摄像，索菲亚速记，莫迪凯提问。他的回答简直是天衣无缝。
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所有该问的问题都问过了。迪斯说他知道两个被驱逐者的住处，答应去找他们。
我们计划替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被扫地出门的人单独起诉；一次一名，再把详细情况捅给《邮报》的记者，我们知道凯尔文·兰姆呆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他和迪斯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两名证人，他们不会获得太高的赔偿额——如果每个人能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赔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加入会使我们的被告雪上加霜。
我几乎盼着警方对街头再来一次大扫荡。
迪斯走时莫迪凯警告他切不可走漏风声，我坐在索菲亚旁的一张办公桌上打了一份三页的起诉书，代表我们的新当事人马奎斯·迪斯控告原先的三名被告非法遣散租住户，随即又替凯尔文·兰姆打了一份，我把起诉书存进电脑，这样下次发现新的当事人时只要更改一下原告的姓名即可。
正午前，电话铃响起来，持续了几分钟。索菲亚在她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只得抓起听筒，“律师事务所。”我随口道。
听筒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年长者的声音：“我是阿瑟·雅各布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想跟莫迪凯·格林先生谈谈。”
我只能说：“好的。”按了一下等待键。我盯着话筒，慢慢站起身，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
“是谁？”他问，正埋头查阅《美国法典》。
“阿瑟·雅各布斯。”
“他是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笑了，“终于来了。”他说，我点点头。
他去接电话，我坐下来。
交谈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是阿瑟说，我想十有八九他要求面谈，而且越快越好。
搁下话筒，莫迪凯特意转告我谈话的内容：“他们想明天坐下来谈谈那件案子。”
“在哪里？”
“在他们的地方，上午十点，要求你不在场。”
我没指望他们邀请我。
“他们急吗？”我问。
“他们当然急。距申辩他们还有二十天的时间，现在就要求谈判，可见他们有多急。”
第35章
第二天上午我在耶稣会为无家可归者进行法律咨询，这时我的技巧与已经在这行干了多年的律师不相上下，十一点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问索菲亚有没有莫迪凯的消息，她说没有。我们期待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会谈长一些，我一直希望他也许会打个电话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
通常我睡得很少，尽管缺乏睡眠与身体上的不适毫不相干。为会谈一事我焦躁不安；我洗了一个很长的热水澡，又喝光了一瓶酒，可心情还是没有好转。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
我做咨询时，也不能收拢心神。当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时，我怎能对食品券、房屋补贴、少年犯的父亲等问题感兴趣呢？午餐准备好了，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存在远远不如吃饭问题那么重要。我买了两只素馅的面包圈和一瓶水，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
我回到事务所，看见莫迪凯的车停在楼旁，他在办公室等我，我关上门。
会谈的地点在阿瑟·雅各布斯的私人会议室，在大楼的第八层，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禁区，莫迪凯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接待人员飞快地接过了他的外套，咖啡的味道调得正好，新鲜的松饼随意取。
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对面坐着阿瑟、唐纳德·拉夫特、一名负责公司的过失保险索赔的律师和一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蒂尔曼·甘特利也有律师，但没受到邀请。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没人指望甘特利出一个子儿。
对方阵线中的唯一缺口是那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两个公司的利益有冲突，莫迪凯说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显然的。
阿瑟代表他那一方做了大部分的发言，莫迪凯很难相信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有关事实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答如流；尽管超时工作，分析问题时思路异常清晰。
首先双方同意这次会谈的一切内容不得泄漏；赔偿责任仅限于当天有效；任何建议在落纸成文并经双方签字之前不具法律效力。
阿瑟开言道这件案子的被告，尤其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河橡公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对于公司的名誉损失和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既恼火又束手无策。他对他心爱的公司所处的困境直言不讳，莫迪凯只是听着，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发言。
阿瑟指出本案涉及诸多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布雷登·钱斯，并透露说他被赶出了公司。他没有主动辞职，是被公司开除的。阿瑟坦言直陈钱斯的过错，他独立负责河橡的业务，知道TAG公司关闭仓库的方方面面，并督导了整个行动。当他同意执行驱逐计划时也许犯下了过错。
“也许？”莫迪凯道。
呃，好吧，不是也许，钱斯批准执行那样的计划大失专业水准；他窜改了文件；他试图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显然对他们撒了谎。阿瑟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不安。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如果钱斯说出真相，公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不会受到潮水般的舆论攻击。钱斯使他们处境相当尴尬，他已成为过去。
“他是怎样窜改文件的？”莫迪凯问。
对方想知道莫迪凯是否已经看过文件，那该死的文件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不答。
阿瑟解释说钱斯抽掉了一些文件。
“你们见过赫克托·帕尔马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吗？”莫迪凯话声刚落，他们就警觉起来。
“没有。”阿瑟回答道。
这么说钱斯实际上把备忘录也抽了出来，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一起扔进了碎纸机。莫迪凯郑重其事、得意万分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备忘录和收据的复印件，恩赐一般地扔向对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律师们一把抓起。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把备忘录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希望发现其中的漏洞，妄想断章取义，死抠字眼，做出有利己方的解释，可是一无所获。赫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
“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
“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
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
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
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
“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
“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
“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
“不知道。”
“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
“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
“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
“太妙了，你的建议是？”
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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