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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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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

《翁文恭公日记》

《翁文恭公日记》共四十册,涵芬楼影印。后有目次,始自咸丰八年,终于光绪三十年。末有张元济跋。

翁为两朝(同、光)师傅,官至大学士,入军机处。其父、兄均居政府、军事高位,侄子又中状元,门第显赫。又值国家动乱多变之秋,他的日记部头又如此之庞大,我买来时,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且逐年逐日读下去,及至终卷,失望得很。

比如当两个幼年皇帝的师傅吧,当时我想,他这个小学启蒙老师,和我在乡村私塾,所体验的教鞭生涯,恐怕有很大不同吧?结果,什么也看不出来。他每天进宫教学,有时只记“龃龉”或“大龃龉”,我领会就是教学很不顺利的意思。

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故障,他从不具体说明。

他记得比较具体的是买字画,买字帖,吃鱼翅,送子侄入考场,替皇帝办山陵工程……这些琐事。甚至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交往,他也不记。比如和康有为的认识交往,记得若有若无,在疑似之间。

对于政局的矛盾、困难,他自己的遭逢感受,也不记载。

只是到了后来,废职家居,才有时透露一些恐怖埋怨之情,也非常隐晦。

从如此大人物的日记里,看不出时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实在使人感到遗憾。但他的行书小字,写得实在漂亮,读着空洞无物的日记,欣赏流畅秀美的书法,也算是收之桑榆吧。

张元济说他的日记,“小心寅畏,下笔矜慎”,并深以他的遭遇不及宋之司马、欧阳为恨。历史是不能如此比较的。同为皇太后,或为圣母,或为灾星,这只是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她们的存在,必有其历史的土壤、雨露、气候。大臣自身,即应列入以上三者之间,起到什么作用,是因“己”而异,因“人”而异的,并不能完全怪罪女人们。

我看此人,并非政治上的干材,也只是一个书生。凡是书生,当政治处于新旧交替转折之时,容易向往新者。而本身脆弱,当旧势力抬头,则易于馁败,陷于矛盾。古今如此。

我尚有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影印的《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共二册。所记更为简略,系备忘性质。

《缘督庐日记钞》

《缘督庐日记钞》长洲叶昌炽著,王季烈辑,上海蟫隐庐石印,十六册两函。前有目录,始自同治庚午,终于民国丁巳。

叶昌炽是一个学者,他著的《语石》,是研究石刻的体裁很好,很有见解的书,商务印书馆列为国学基本丛书之一。他著的《藏书纪事诗》,搜采藏书逸事典故,甚为完备,诗亦典雅。这个人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他代潘祖荫家编的丛书,校勘精细,惜字体太肥大,这恐怕和他的视力不佳有关。

他只是一名翰林,出任过学政,没有做过显要的官。

他的日记是摘钞,数量已经可观,但内容也是叫我失望的。他最有兴趣的,是经幢石刻。因此整部日记,几乎有一半篇幅,记的是购买经幢、考订经幢。他是金石家,把范围定得很小,很具体,因此研究成果,也特别精细。他是经幢的专门收藏家、鉴赏家、学者。在这一范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治学方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他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但所记亦寥寥。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他是目击者,所记一般,无可采择,甚为可惜。

这是一位保守派,对革命以后的社会生活,甚为不满。民国后,他还常穿戴翰林的服装,出门去给人家“点主”,遭到群众的围观讥笑,使他颇为难堪。可谓不识时务。

颇似一书呆子,然又自负知人之明。长沙叶德辉去与他联宗,遭到他的拒绝。据他说,是看到叶德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祥之光,断定他不得好死。不幸而言中,这倒使人不知他所操何术了。

日记抄得很工整,字体遒劲,也可作临池之用日记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今者寥寥,每种篇幅,亦甚单薄。至晚清,始有大部头日记,最煊赫者为《越缦堂日记》。此记我未购买正本,只有《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及《越缦堂詹詹录》二册。后者为作者之侄所辑录,以事相系者也。

我尚有《湘绮楼日记》,为涵芬楼排印本,两函三十二册,印制甚精美。越缦所记,多京居琐事,可见此人生活、性情。

但涂抹太多,阅读不便。其内容以读书记为最有价值,自由云龙辑出后,此记遂可覆瓿。湘绮为晚清诗文大作家,并经历过同、光以来国家政治变动,然从他的日记,实难看到重要史实,正像他自谦的,所记多为闾巷之事,饾饤之学,治学亦不及越缦堂之有统系。此外,新印的《林则徐日记》,文字简洁,记事真切,尚有可观。

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然泛览古人日记,实与此道相违。这是因为,人们虽然都知道日记对历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这种文字,以其是直接的实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

古人谈日记之戒,甚至说:“无事只记阴晴风雨。”如果是这样,日记只能成为气象记录。

可以断定,这些大部头的日记,经过时间考验淘汰,千百年后,也就所剩无几了。目前所以是庞然大物,只因为还是新出笼的缘故。

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小本的尚有《郭天锡手书日记》,都穆《使西日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潘祖荫《秦輶日记》,董康《东游日记》,赵君举《三愿堂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寒云日记》等。最后一种,为袁世凯之二公子袁克文所作,阅后已赠送他人。

日记,如只是给自己看,只是作为家乘,当然就不能饱后人的眼福。如果为了发表,视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原来意义,减低了它的价值。这实在是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索阅书目,购买日记的人很少,所以容易得到。当然,如果细心钩稽,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用材料。但我只是浏览,所获仅仅如上。

1980年4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四)

清代文献(一)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陈垣钞出,前有民国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写叙例,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线装二册。

办理四库全书,动议于乾隆三十七年,当时标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资治理”。要求各地“及时采集,汇送京师”,首先购觅书籍的条件是:“历代流传旧书”。

紧接着,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

但是,圣旨传下去以后,将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申饬的口气还缓和,但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要他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汇收备采”。

第一次传下圣旨,居然没有一人应声,你以为那些督抚州县,竟敢这样玩忽法令吗?自然也不是他们能沉得住气。他们已经手忙脚乱,动起脑子来了。这对各级地方官来说,是一次硬任务,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压力。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一沾文字、书籍上的事,他们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明白,这是扰民的勾当,也休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只求无过好了。

先不要走在前头,那没有什么好处。看看别人怎么办,再说。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员,沉不住气,于是安徽学政朱筠,先报了一批书。

皇帝指出,也要“无关政要”的近代著作。对他老家奉天,却特别通融,说那里“风俗淳朴,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访购,以致徒滋纷扰。

乾隆三十八年,根据朱筠的条奏,拟定了采访遗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并奉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藏在皇宫,即使缺失一些,可从一些名人家借补。民间的书,还是上来得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经解、论学、诗文私集数种。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习,所谓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朕殷殷咨访之意。”“此必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于干碍,预存宁略勿滥之见。

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一番话,不只有些提倡百家争鸣的气派,而且有点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点了。但紧接着就说,如果你们再不紧办,“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

再一次点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并“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命令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向各书贾客书船,探索各大藏书家书籍流落何方。并称淮扬系东南都会,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者,而马姓家蓄书最富,派盐政李质颖查办。

已经接近勒索了。在这种官府追逼威胁下,江南藏书家恐怖起来。四月,鲍士恭愿以家藏书一千九百余种,上充秘府。

奉上谕,进到之书,缮写后,发回原书。并命总裁,先编出一部荟要本,放在摛藻堂,供皇帝观览。

藏书家害怕,天一阁后人范懋柱等具呈,请“抒诚愿献”。奉上谕,“朕岂肯为之”。

七月,奉旨,调取各地学者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来京,同司校勘。并封官许愿。

八月,嘉奖纪昀、陆锡熊,“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均恩授翰林院侍读。”此为纪昀在这一工作中,崭露头角之始。

九月,调任一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学者,如翁方纲、刘亨地、徐步云在四库全书处工作,免其处分。

十月,责成校对工作。四库全书,每日可得四十余万字,设有分校官三十二员。日后,拟添派复校官十六员。

插曲:各地“捐献”书籍,正在热闹。有个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库全书处具呈献纳自己的作品:万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遂即成为犯人,原审讯人判他“因事生风,妄希耸听”,拟把他遣发乌噜苏木齐种地。奉旨,“将该犯家内,逐一严查”。这简直是自投罗网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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