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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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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目是《成活的树苗》。说明作家成材与否,全靠自己,培养一说,不大科学。但似乎并未引起注意,有很多人还在因袭旧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栽培”一词,比如看旧戏旧小说,就常见下僚对他的上级说:“全靠大人栽培”。栽培也就是培养,难道有什么错吗?其实,那只是一句客气话,讨人喜欢的话,并不能认真。

这两个字,以植物学解释,自然说得通。但:植物之成长,也主要是靠自然条件,例如土壤、水、阳光。多么辛勤的农夫,也不会自认是阳光雨露,如果那样,他就是狂人。但是,如欲植物长得好,当然亦需人工,即栽培。

在文艺上,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一位好的小说作者的产生,可以说是国家培养、社会培养,也可以说是时代培养。因为这是就大政方针方面立论,无可争辩。一涉及到人事上,就应该名实相副。

比如说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有两篇文章,都是谈的编辑),对于一位作家,无论有多少费心之处,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帮助,还说不上是培养。一位评论家,对一篇小说,无论你的评论,多么及时,多么正确,其作用也不过鼓吹助兴,也谈不上栽培。

这里并不是贬低编辑或评论家的职责及其作用。老实讲,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然为什么有人竟把“培养”一词,送到你的名下呢?

一树、一禾、一花,立于天地之间,其成活生长之机半,其夭折死亡之机亦半。其初生也,茕茕孑立,风摧之而雹毁之,洪水涝之而干旱蒸之。成材或不得成材,成活或不得成活,除自然恩赐之外,自然也不能与人事无关。就不用说,当干旱之时,你引水浇灌,当风霜之际,你设屏障护卫。就是你旁观侧立,不乘他人之危,效流氓之砍伐,顽童之削割,对于一株植物来说,也算是恩高德厚,终生不能忘怀的了。

然而,小说的作者,又究竟不同于植物。他可以思想,也可以行动,可以进取,也可以退却。他生存于世间,浮沉于社会。他是靠自己生活的根柢,思想的高度,观察的能力,情操的修养,来完成他的作品,来完成他的使命的。别人对于他的影响,较之他自己须作的努力,即奋斗不懈,百折不挠,深思熟虑,规模宏远,不为名利所摧折,不被荣辱所埋没……

就微乎其微了。

这一篇,也可以说,就是我要写的《再论培养》。

1982年5月

佳作产于盛年

久居闹市,散步为难。时值春暮,偶有郊游之兴。至一桃园,与技术员交谈,得知该园桃树移植已五年,正处于结果期,再数年,才到盛果期。闻之若有所悟。

回到家中,默默一想:桃子吃了多年,从没有想到它是什么期生长的。管理桃园的人,是很盼望桃树的盛果期到来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盛果期,文艺创作也不例外。

又进一步想:鲁迅写《阿Q正传》,可以说是在他小说方面的盛果期;茅盾写《子夜》,是在茅盾的盛果期。一个作家,当他已经有了一定时期的准备,例如生活积累的准备,社会经验的准备,思想意识的准备,文艺修养的准备,大概他的年龄,也就到了壮年。在这个年龄,创作出不朽之作,当然可以称之为盛果期了。

任何事物,当其盛年之时,都是令人羡慕的。生物尤其如此。草木之盛年,就不用说了。盛年男女,即一个人的全盛阶段,其在形体上,仪态上,思想上,感情上,可以说都达到了成熟,繁茂,热烈的极点。也最富于战斗、追求的信心和勇气。人到壮年,青年时的主观幻想,已经与客观世界逐步融合,并形成自己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他们的艺术技巧,经过前一阶段的锻炼,也逐渐成熟,正好用来表现他们所迫切要表现的社会现实。

人的盛年期,是他在生活上、事业上的鼎盛之期,文艺工作,自不能例外。但绘画书法,何以越到老年则越成熟呢?

绘画书法偏重技法,故能老而不衰。小说则不然。小说的生命,在于作家用他的世界观,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反映。不幸的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到了晚年,常常变得消极甚至虚无。

旧日的小说家,到了晚年,常常对人生作出消极的判断。

他们认为只有在青年朦胧之期,才有向往,才有追求,才有创造。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

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托尔斯泰晚年,对人生得出的结论是:

奋斗一生,所需不过六尺之地。就像海明威那样富于幻想、战斗、冒险的作家,最后竟以毁灭自己,作为人生的结论。以这种思想作基础,写出的作品,其意义常常就不及盛年之作了。而青年期之作,则又富于幻想,常与现实相违。所以说,小说佳作多产自壮年。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活,持续得最久,但最受欢迎,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也产自他的盛年之期。

这只是就一般而言,具体情况,也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生华而不实,虽届壮年,也在盛产,而终无佳作。有的人,虽已具备产生佳作的条件,而以客观原因,失去了这一机缘。虽有这些情状,但我仍然认为:人的一生之中,青年时容易写出好的诗;壮年人的小说,其中多佳作;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命之道也。

1982年5月5日上午

小说的精髓

好多年,很少看外国小说,但遇到文艺刊物上登有好的翻译小说,总想看看。并以为在登创作的刊物上,经常介绍一些好的外国短篇小说,那是对于青年作者们很有好处的。这点篇幅用得是有价值的,比为了凑字数多登一篇水平很低的创作,要好得多。

前两天收到《山花》,上面有一篇蒲宁的短篇小说,题名《乌鸦》。蒲宁为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并得过诺贝尔奖金。但我过去读他的作品很少,今天就在手边,一口气读完了。

《山花》介绍这篇小说,称之为手挥五弦的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小说的艺术、语言,都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读完了这篇作品,心里很不舒服,和平日读完一篇好的古典作品,大不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例如说,他这一篇小说,就远远不如我去年读的库普林的一篇给我的印象好,他俩是同时代人。

小说写的是父子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使女,父亲成功了,儿子失败了。儿子——小说的第一人称,对他的父亲,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挖苦、谩骂,把他描述成为一只乌鸦。

任何小说,或任何艺术,不能把技巧游离出来,使之脱离它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小说总是要把主题思想,作尽量的提炼,使之升华为高尚的、对社会人生有更积极的意义的尺度。

这篇小说,在这一方面,是谈不上的。他写了四个人物,没有一个人物是可爱的,或值得同情的,就连那个美丽的使女也是一样。

不是说,这种题材,在中国社会上就没有。但我们的作家就不是像蒲宁这种写法。蒲宁写这个故事,目的是什么?是说明爱情是由财产决定的吗?如此写出一种社会现象,就算完成了小说作家的使命吗?俄国其他古典作家,也并非这样做的。他没有塑造任何形象,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矛盾冲突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他写得很熟练,但写得很肤浅,写成了父子间的争风。

年轻时,曾读过高尔基的一篇《在筏上》,题材与此有些类似,高尔基是在人物的性格上和他当时所追求的那种雕塑般的“力”上,进行描写的。读后的感觉,是坚强有力的。而蒲宁的这篇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的,没有是非的,没有希望的。这就是我读过以后,感到不愉快的原因吧?也是蒲宁之所以为蒲宁吧?

在中国,这种题材,人虽称之为乱伦,并非不能写。汉唐的古老故事,不必说了。《红楼梦》里写了宝玉和金钏的故事,更写了贾珍和秦可卿的故事,曹雪芹的手法高明,剪裁得当,十分含蓄,几乎都用暗示。但艺术的思想,小说的情调,提炼得高。他手下的人物,虽有情欲,虽有越轨,但大多数仍旧是可爱的、值得同情的,使人留恋的,是寄希望于惩罚的。

蒲宁,作为艺术家,他这一篇作品,是缺少一点主要的东西的。这就是小说的精髓。

时代不同,作家的经历不同,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即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生观,因之产生对人生、社会不同看法、不同感情的艺术和小说。

作家如此,读者亦如此。

1982年6月27日清晨

小说与青年

小说与青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主要关系,就是花钱买小说看的,绝大部分是青年顾客。鲁迅是摸清了这个底的。他的小说,那时印一次,也不过一千来本。他就说过,卖点书,全靠挤挤青年学生的腰包。

这是就经济基础来说。就意识形态来说,小说与青年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青年人正处在有为之年,也是富于幻想,勇于探索之年。

对于世界、社会、人生,他们的热情,他们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无止无休的。而小说正是这种狩猎的场地,青年人剩余的时间、精力,都愿意投掷在这上面。

青年人心目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憧憬,他们希望在小说中,找到答案,找到目标。

青年人的思想是开发的,是先进的,能够引导他们的思想和活力的小说,对他们关系至大。如果夸大一点说,这种关系,到头来常常能影响青年人的世界观,社会改革和时代前进的方向。

“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思想,反封建的思想;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阶级斗争思想;“九一八”以后的民族解放战争思想,都曾经以小说为途径,教育和引导了中国广大的革命青年。

从青年中间产生的小说家,也是各个时代的主要作家力量,是文学刊物的中坚。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月刊》、《萌芽》、《北斗》、《文学月报》、《现代》、《文学》、《中流》、《作家》……都是以刊载青年作家的作品为主。他们的作品,是压倒一切的,无可争锋的。要办刊物,要想卖钱,没有代表当时进步思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是行之不远的。

就像大书店大报馆办的综合杂志,末尾都附一两篇文艺作品,如商务的《东方杂志》,中华的《新中华》,开明的《中学生》,北新的《青年界》,《大公报》的《国闻周报》,《申报》的《申报月刊》,都以稳健著称,也必须选登革命青年作家的作品,以广招徕,表示进步。其威力之大,影响之广,回忆一下三十年代的出版界,印象是很清楚的。

青年人身处生活漩涡之中,对任何现实,各种事物,都是最敏感的,最关心的。他们的作品能与广大青年读者的思想感情相通,也能迅速反映时代的精神,国家的命运。这不是老一代作家所能与之抗衡的。

当然,每一时代,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作家,都能代表前进的力量;也不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能够达到艺术上成功。

正因为如此,对青年作家的政治、思想引导,是个重要的问题。老年作家,如果行有余力,最好做些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最好不要当只挂空衔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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