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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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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年初,蒋介石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决定调派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接着又免除张学良在武昌行营的职务,调张学良出任西安的剿匪副司令,与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负责对在陕北的红军,进行追剿的任务。

蒋介石更为错误的做法是,将中央派在东北军中,人和关系极佳的参谋长钱大钧私下调走(甚至没有礼貌的先知会张学良),当时钱大钧与张学良及东北军关系融洽,下情上达容易,因此彼此少有摩擦与误会。钱大钧离开之后,中央派出晏道刚出任参谋长,不管晏的做法是对或错,至少他那种盛气凌人的“监军”态度,就让东北军上下都无法接受,东北军与中央政策起了严重的摩擦,也就逐渐形成难以解开的误会了。于是蒋介石在他自己与东北军之间,筑起了危机的雷区,蒋所听到的都是对东北军负面的报道,东北军所得知的,也全是蒋介石义断情疏的消息。陈立夫更是在这个危机发展上,出尽了所有的手段与力量。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变化,东北军不能长期忍受“误国军”的诬蔑,因此全心希望能够与日本一决死战。当时蒋介石对于各个地方部队,都是因地制宜地运用,而只有中央军是随任务而进行全国性的派遣。东北军既非中央军,而且决心抗日,因此将东北军派到其它地方军的地盘,不但受到排挤,也会造成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因此假如蒋介石此时真的有领袖的眼光与心胸,就应该好好地培训东北军,以其戍守黄河防线,成为支持华北战场的总预备队,东北军必然可以在抗日战争的北部战线上,发挥极大的战略阻吓效用。这样中央军可以集中兵力,全力防守长江三角洲以及南京上海的地盘。

17。4 蒋介石一连串政策上的错误安排

但是蒋介石却调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对希望与日军死战的东北军,士气上当然产生了极大的危机。而且蒋介石应当知道,西北军的杨虎城,早年在冯玉祥手下,就已经接受苏联的影响,是个左倾的军政人物,他对于蒋介石的政治安排,特别是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待遇,更是非常的不满,因此当时的西安各界经常与上海的左派团体呼应,成为包容极多左倾团体活动与人士的大本营之一。蒋介石要叫明显左倾的杨虎城,监督张学良进行剿共,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失算的安排。

由于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任务,遭到士气低落,水土不服以及待遇歧视的困难,东北军先后与红军主力遭遇,虽然顺利地攻下延安,但是东北军的一九师,在劳山遭到红军围歼,其后一一师在直罗镇,又遭到红军反击的围歼,两位师长何立中与牛元峰不屈战死,造成东北军士气的震动。上下都一致认为,要东北军死于内战而非抗日,这将是全军的悲剧与耻辱。

而更糟的是,蒋介石竟然批驳张学良为阵亡将士的特别抚恤申请,同时不准张学良保持被围歼两师的番号,重新招募部队。蒋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犯了领袖的大忌,不但让东北军觉得自己在内战上的牺牲,根本毫无价值,同时更认为蒋介石在借刀杀人,以安内为名来消灭异己的内战。

这时候的共军虽然在军事上的处境,极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号召,却大得人心,由与中共的文宣与组织,本来就是“高人一等”(来自共产国际的直传),现在中共要求团结抗日的立场,更是满足社会抗日民意的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与支持的左倾团体热情活跃,许多不满国民政府对日本要求节节退让的社会领袖,也都纷纷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刻准备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本企图迫使华北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危机时刻,北京的学生在中共的影响与策划之下(这是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杰作),于十二月九日发动了阵容壮大的爱国抗日运动,风潮所及,全国披靡。接着整个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与工人团体,在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全国性的同步抗日示威,造成一般的民意,对于中共的抗日主张,给与热烈的支持。在上海成立了所谓名流爱国会,由宋庆龄、沉钧儒、章乃器等人负责,不断发出动人心弦的爱国文宣,使得抗日的意识与情绪,在社会各个阶层迅速的发展蔓延,中国共产党立刻成为当时民意所崇拜的“抗日先锋”。

在这种抗日风潮之下,东北军的感受最深,因此东北军的将校,纷纷的组成各种团体,以团结抗日的志节。中国共产党也就利用这些抗日团体,开始渗入东北军之中,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东北军内吸收同志,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宣。这种思想在东北军内取得压倒性的支持,连张学良都无法压制这种宁愿与日本同归于尽、绝对不愿死于内战的真心要求。因此东北军对于追剿红军的任务,开始采取敷衍的态度,红军也对东北军,采取怀柔的立场,双方的阵前对峙,逐渐成为“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了。

而由于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与过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属李杜连系,看看是否派遣军事人员,设法借道苏联的西伯利亚,进入东北,发展抗日的敌后工作,因此经由李杜而与共产国际进行接触。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张学良利用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的机会,在上海与第三国际的代表潘汉年会面,这时张学良才骇然地知道,原来蒋介石已经秘密与中共进行合作抗日的政治交易。那么要东北军拼命去追剿红军,这不是叫东北军与红军都白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坐大,最后抗日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功劳?

由于这个发现,张学良更加同情部属内不愿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绪,为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红军的立场,因此干脆透过自己的部属王以哲,与红军进行直接的联系,先与李克农会谈,最后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八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面,张学良提出国共全面合作抗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与国共之间谈判的原则,非常的接近,都是要求撤销红军番号,废除各地的苏维埃政府,接受蒋介石领导,战后共产党成为一个政党,不再拥有军队,来参与政党竞争。

周恩来表示,假如能够达成合作抗日,中共方面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张学良表示,他愿意向蒋介石指出和解的建言,以促成国共之间的正式停战,张学良还提供私人帐户的资金,协助红军补给周转'4'。

张学良真正的要求是,既然国民政府准备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策略,如何能够早日付诸实现,以减少东北军的损失与压力,这就是他与周恩来延安之约的目的。从此红军、东北军加上晋军,都有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默契,造成整个西北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与南京的安内剿共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冲突。

但是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与苏联与中共进行相当时日的接触,大家对于合作也有了策略性的共识,蒋介石本人还在莫干山接见过周恩来,但是蒋至少在表面上,对于国共合作的见解,采取近乎绝对排斥的态度。根本让张学良无法向他进言,双方甚至多次爆发言词之上的冲突。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又多次的与阎锡山,讨论过停止内战与抗日的问题。当时的阎锡山,事实上也与红军有所往还,因此他表示支持张学良的立场,更帮着张学良见机游说蒋介石,但是都遭到蒋介石愤怒地拒绝。

这时蒋介石所委派在西北剿匪总部的参谋长晏道刚,总是摆出一副监军的高姿态,而经常与东北军将校之间发生摩擦,彼此的关系极其恶劣,也就造成中央与东北军之间更大的误会,在对杨虎城发泄心中抱怨的时候,张学良得到杨必要时大胆实施“兵谏”的建议,张学良当时并未置可否。

17。5 张学良的断然行动

这时候,西安方面的政治左倾,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对峙,不但已经形同休战,东北军更拨给红军一些补给,因此各种的情报都已显示,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因此使得蒋介石大为不满。张学良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国共合作谈判,基本上已经要完成协议的同时,蒋介石却仍然决定,要东北军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合围攻击。

由于此时的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分离,军政力量深入到四川、云南,中央的力量已经接近可以号令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地位,蒋介石的权利与威望,更是如日中天,无人敢挑战他的决定。因此蒋介石在当年十月,决定亲自前往西安视察军情,蒋介石对东北军将校,施加极大的压力与警告,蒋介石暗示假如张学良与杨虎城仍然不愿出力死战,那么蒋介石将要撤换张杨二人,整个西北的剿共行动,将由中央军的蒋鼎文接替,东北军将会遭到进一步收编的命运。

正当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接近摊牌的发展之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爆发了亲日之蒙古的德王部队,进攻绥远的战事。这时中国的民意,可以说是激昂已极,因此蒋介石下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守土有责,率军出击,在百灵庙击溃德王部队,蒋介石并且要求陈诚与汤恩伯的中央军,从山西出击。结果傅作义的晋军,传出了大胜的消息,整个中国为之振奋。

而在陕西的东北军,更是人心激动,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宁可到绥远去与日军死战,也不愿在陕西与红军作战。张学良基本上是同情与同意东北军的这种想法的,但是蒋介石不肯,一方面是担心这样会直接刺激日本关东军,因为关东军把东北军视为最大的敌手,一方面当然是不能让东北军侵犯到晋军的地盘。

张学良眼见蒋介石不肯停止内战,又不肯派东北军与日军作战,反而准备进一步的整顿东北军,在军心不稳的局势之下,张学良一度想要辞职他去,但是部属不肯,担心张学良离职之后,没有了孚众望的领导者,东北军更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又到洛阳与西安一带视察剿共作战,他更为清楚地表明,假如张、杨再不能全力作战,就准备将张学良与杨虎城调职与整编其部队,所以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已经开始在酝酿之中。

虽然蒋介石对于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交往,早有情报,东北军的士气低落与军心不稳,蒋也有所了解,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张学良还不至于有胆量对他个人采取行动。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威震华夏,没有一个地方的军政势力再敢与蒋挑战了,何况蒋认为杨虎城会替他看着张学良。当时在西安一带的部队,是由杨虎城的西北军驻守,东北军都在远方的前线地区,因此张学良应该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出人意外的行动。但是蒋介石完全错估了局势,也看错了人,其实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捉蒋的点子,而张学良的个性是一旦在必须采取决断行动时,他是可以完全不顾后果的'5'。

17。6 发动兵谏、拥蒋抗日

者是张学良已经清楚地知道,纵使抓破脸都无法说服蒋介石调整政策,反而使得东北军面临即将受到调编的危机,与是张学良断然决定,对蒋介石发动兵谏。整个冒险行动中,张学良始终不变的立场仍是“拥蒋抗日”,张的这个决定,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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