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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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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泰坦伊（Pal Tetenyi）当时也在这所国立学校上学，跟霍恩一样，他记忆中的索罗斯也仅仅是个普通学生。有件事他至今记忆犹新，那件事发生在1942年春天，当时他和索罗斯都是12岁。
当时，索罗斯和泰坦伊参加了一个童子军*，在该会上宣布成立世界语协会。有意参加该协会的人需要将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放在了一个长凳上。索罗斯很喜欢恶作剧，他一把抓起那张纸，让泰坦伊没法签名。“索罗斯非常爱挖苦人。我怕他会取笑我，我想报复他，所以我们俩就打起来了。”他们俩在长凳下面扭打起来。但是很快他们就尴尬地发现，老师正站在他们的身后，怒视着他们。因为打架，两人都得到一次书面警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了，当时索罗斯年仅9岁。但他的生活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多少。因为当时纳粹对匈牙利还没有构成威胁。布达佩斯的居民生活依旧。在苏联军队入侵芬兰后不久，索罗斯从当地的一家报纸上看到援助芬兰的呼吁。索罗斯冲到那家报社的办公室，要响应这一呼吁。这让报社的编辑们印象深刻，一个9岁的孩子想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提供援助，这实在是不同寻常。为此，编辑们写了一则报道，讲述小小的索罗斯造访报社办公室的故事。
当战争愈演愈烈，德国入侵匈牙利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乔治·索罗斯和其他在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战争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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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铁蹄下的生存（1）
对于布达佩斯的居民来说，1943年的生活出奇的平静。此时，盟军已经在意大利南部占领了一个据点，他们的战斗机也盘旋在布达佩斯的附近。虽然布达佩斯还没有被攻击，但欧洲的其他地方硝烟四起，战争打得异常激烈，危险也在步步近逼，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战火会蔓延到匈牙利。人们害怕空袭的临近，城市面临着煤的短缺，学校也随之关闭。
到了1944年的春天，整个欧洲大部分犹太社区被纳粹摧毁了。匈牙利有100万犹太人，是东欧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惶恐不安，因为匈牙利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摧毁的目标。到处流传着奥斯威辛集中营正进行着大规模的人口毁灭。苏联军队向西推进，但是他们能否突破纳粹的要塞，及时救出匈牙利的犹太人，还是个未知数。对于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来说，噩梦即将来临。
1944年3月19日，星期日，索罗斯一家住在卢帕岛上，他们离得太远，听不到也看不到从布达佩斯附近到南部展开的可怕事件：德军的坦克驶过多瑙河畔的布达和佩斯。纳粹正在入侵，这是一次“和平的”侵略：没有枪声，唯一的声音就是坦克链条的叮当声和发动机的隆隆声。很快，街道变得空无一人，人们都躲到了家里，等到确定外面安全后再出来。此刻，他们最需要做的是手中牢牢抓住一部能和外边保持联系的电话。
和许多布达佩斯的人一样，索罗斯相信纳粹的入侵不会太长，最多不会超过六个星期。这种看法不无道理，纳粹已经在其他地方节节败退了，这场战争似乎就要平息下来了。
六个星期是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六个星期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真的知道。唯一能做的便是祈祷，同时要找好藏身之处。待在大街上无异于死路一条。布达佩斯的犹太社区分为梦想派和现实派。梦想派仍然坚持他们的幻想，直到3月19日的最后一刻，他们还相信希特勒的军队不会进攻。
甚至当纳粹的坦克已经开进布达佩斯的街道，这些梦想派们仍旧执迷不悟，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对于犹太人而言，事情不一定会变得那么坏。他们还在幻想，欧洲其他地区犹太人遭*的报道不太可能是真的，无论如何，这场战争会结束的。
现实派也相信，战争很快会结束，但是他们也相信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其他地方的大屠杀的报道，他们只是在思考，这场战争是否能及时结束，使他们免于遭到类似*。
令人沮丧的消息传到提瓦达·索罗斯的耳中。从十几年前纳粹掌权之后，他就一直在担心，目睹着纳粹如此猖獗，他们的暴力最终引发了世界大战，他担心纳粹的魔掌最终会伸向匈牙利，伸向布达佩斯和他的家人。
提瓦达已经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了下来。他发誓，这一次也要帮助他的家人渡过难关。他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担忧，因为早在战争爆发时，他就已经卖掉了一些房产。他的超级自信感染了家人，他的泰然自若、冷静处事让索罗斯、保罗和伊丽莎白都感到慰藉。
当时13岁的内格尔回想起父亲在那年春天玩的那个感伤的猜谜——预计有多少家人和朋友会在战争中被*，当时内格尔的父亲预测有一半的人会死掉，接着，他的父亲吸了一口气，说：“但索罗斯一家决不会这样。”
提瓦达是一个强有力的生存家，他会照顾好他的家人。
纳粹铁蹄下的生存（2）
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有40万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被杀害了，这一事实印证了内格尔父亲的预言。活下来的人包括乔治·索罗斯和他的家人，他们忍受了许多胆战心惊的日日夜夜。
当纳粹当局将分发驱逐通知的任务交给布达佩斯犹太委员会时，委员会又将这项可憎的任务交给了儿童。
索罗斯就是当时被招募送驱逐通知的儿童之一。在委员会的办公室，索罗斯接到一些写有人名的小纸条，每一张纸上都有规定：纸条上的人务必在次日上午9点前到拉比神学院报到，并且要带上一条毛毯和两天的食物。
索罗斯想听听父亲的建议。他将名单交给父亲，父亲的表情很痛苦，因为他意识到纳粹正围捕匈牙利的犹太律师们。
他告诉儿子：“去送这些通知吧，但是要告诉每个人这是驱逐通知。”
索罗斯遵照父亲的叮嘱，但是他发现，有些人不准备躲避纳粹，即使这样做将意味着被驱逐出境。他们觉得，如果纳粹规定犹太律师们要被驱逐的话，那这就是法律，而法律就必须要遵守。
有个人说，“告诉你父亲，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过去一直如此，现在我也不会违法。”
在恐怖的年代，提瓦达·索罗斯是位应付自如的父亲。布达佩斯的犹太人面临着死刑，如果纳粹发现小索罗斯是个犹太人的话，他也可能被处死。被遣送至集中营的噩梦可能会突然变成事实。
提瓦达告诉儿子：“乔治，这是一次非法的占领，因而常规的做法不再适用。你必须忘记你在正常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不正常的情形。”
提瓦达解释说，这个“不正常的情形”意味着索罗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有时可能是不诚实或是违法的行动，纳粹的入侵使得这样做成为了合理公正的。
提瓦达安排了索罗斯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情形”下的生活。为了确保儿子不会被纳粹当局带走，提瓦达贿赂了一位匈牙利政府官员，使索罗斯可以扮作匈牙利农业部的非犹太官员的教子。提瓦达还为儿子购买了假的身份证件，这些证件是生存的关键。
战争期间，乔治·索罗斯以雅诺什·基斯（Janos Kis）的名字生活，提瓦达还给这位官员的犹太妻子提供经济支持，使她能够躲避纳粹。在后来，乔治·索罗斯将父亲的这个行动委婉地称为一笔“商业交易”。
提瓦达贿赂的这位官员负责没收犹太人的家产，而这些富有的犹太人都被带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索罗斯跟着这位官员在全国走动，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我被抓到，我就死定了。”乔治·索罗斯说到这里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特别的表情，来表示当时的处境到底有多危险。
尽管索罗斯有假的身份证件，他和他的家人仍然害怕被发现，所以还是很有必要尽可能地躲起来。他们其中一个藏身之处是地窖，地窖周围被坚固的石墙挡着，唯一的入口需要通过蜿蜒狭窄的石阶。在地窖里面，有一个可以藏匿的好地方，空间更大，是在一扇锁着的门后面。当有人来搜查屋子的时候，索罗斯一家就躲到这个藏身的地方。
索罗斯一家总共有11个藏身地，他们通常好几个星期都待在朋友的阁楼或地下室里，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要突然撤出这个地点。如果说当时年仅14岁的索罗斯确实感到了惊恐，却也无人知晓，因为他后来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纳粹铁蹄下的生存（3）
的的确确，对于索罗斯而言，这一年似乎是“一次大冒险”。有一次，提瓦达和索罗斯恰巧躲在了同一个地方，两个人都有假的非犹太身份，他们俩交谈着，但不是以父子的身份，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避免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
还有一次，索罗斯一家躲在一个地窖里，为了消磨时间，索罗斯、保罗和提瓦达打起了牌。赌注是一些糖果。当索罗斯和保罗赢了，他们总是吃完自己的战利品。但是，或许是想起了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生存技巧，提瓦达自己赢了的时候，却不会吃掉他的那份。
索罗斯觉得1944年的战争经历回忆起来简直让人激动，他后来将这段时光描述为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感觉自己如同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忘记了战争，感觉不到其他人感到的那种恐惧。有提瓦达在身边，一切都大不相同：对于父亲，索罗斯非常引以为傲，受到提瓦达自信的感染，索罗斯觉得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英雄。
不管提瓦达看似有多少明显的错误，他教会了索罗斯重要的一课——如何生存。
1。 可以冒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提瓦达每一天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这让他相信，大多数其他的风险也是值得去试试的。
2。 冒险的时候，不要孤注一掷。
不要把一切东西都拿来冒险，那是很愚蠢的，也是不合实际的，更是没有必要的。
逃避纳粹的时候，乔治·索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冒险。但是当他接受假的身份证件时，他知道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死亡。
后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有更多的自由。他不用再做生死攸关的抉择了，他可以冒险，却不会孤注一掷，他要给自己留下东山再起的余地。
1992年，索罗斯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曾告诉一位电台的采访者说：“我很关注生存的客观需要，我不会去冒可能毁了自己的风险。”
世界大战还教会了索罗斯另外一课。
3。 认知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
我们对未来都有期望，但是这些期望不一定和世界的实际运转相吻合。
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他后来要探索的领域，以此形成了他关于人类的知识，后来则形成对金融市场的理论。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学校。战争结束后，犹太和非犹太的学生不再分成两个班上课。此时的索罗斯已经15岁了，和其他从纳粹创伤中走过来的学生一样，索罗斯比他的实际年龄成熟很多。在很多学生的心中，战争的创伤仍然历历在目，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帕尔·泰坦伊回想当时的情景时说：“班级纪律非常差，许多人都带着枪上学。它好像表明我们已经成熟了，但是，其实这很幼稚。”
1945年春天，卢帕岛的居民，包括索罗斯一家战后第一次回到这个岛。他们相互交流着战争时期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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