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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对这个美国顾问大爷很不以为然，什幺玩艺？区区一个大鼻头上校，竟对他一位国军二级上将指手划脚，不成体统。但他还是向布莱德上校通报了自己的具体计画：「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前动手，时间上显然是来不及了。我们只能选在毛泽东返回，途经东北地区时下手。按原方案，派赴东北的人员以空投方式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将采行三套作战方案，一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内埋设定时炸弹，炸毁毛泽东的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二是破坏长春郊外第十四号桥梁，让毛的专列跌下几十米深的河谷里去；三是若上述二项方案均末成功，则组成突袭兵力，在吉林省境内从铁路两翼包抄围歼毛的专列，务求将其击毙。总之，毛泽东此行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布莱德上校听后，竖起了大拇指：「好，很好！有毛局长用兵如神，你手下的人马这次一定会取得成功！」

毛人凤当即按铃唤来机要秘书，口述命令：「电告计兆祥，通知XX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俄活动及回国的时间、路线；命令计兆祥即日起，每日定时报告情况；嘉奖计兆祥二千美金，并由国军中校台长晋升为上校台长。」

旋即，机要秘书将整理打印好的命令文书呈交毛人凤局长签字生效。

毛起座转而对布莱德上校说：「这回共产党的李克农们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中南海不远，大小官员集中的南池子，有我们的潜伏电台，正在大展拳脚，大显神威。」

布莱德上校说：「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早就不是你们的对手。」

毛泽东所乘坐的专列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雪原上整整奔驶了五天，才穿过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分界岭——乌拉尔山脉。专列抵达雅罗夫斯基车站时，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的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登上专列，陪同毛泽东走完最后半天的路程。这里距莫斯科还有两百公里。

王稼祥和毛泽东是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老战友了。王稼祥，安徽泾县人，一九0六年生。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0年回国，为王明赐封的「中共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维什克一之一，属于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国际派」。在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被迫长征，一路打败仗。红军主力部队进入湘南、强渡湘江一役，兵员从十来万人一下子锐减到三万来人。红军高级将领们对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的指挥，日益不满。倒是被撤销了军事职务的毛泽东无官一身轻，他跟中央书记张闻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各坐一副担架，由士兵们轮流抬着行军，走在了一起。在担架上，毛泽东日夜与张、王二人交谈，终于说服了他们，并取得一致意见，促成了抵达贵州遵义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领导班子，撤销了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的地位，以张闻天代之；撤销以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毛泽东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则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又由于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确有主见、决断，新三人团本以周恩来居首，逐步过渡到毛泽东说了算，周、王二人辅佐之。因之，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三人，实为毛泽东取得中共军事最高指挥权的关键人物。红军长征抵陕北后不久，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王稼群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将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换回国内。康生到延安即背叛王明，投靠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九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延安汇报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局指示：中共领导机关今后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应当说，此为王稼祥被派驻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全力推荐毛泽东的结果，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名份与地位。王稼祥虽然年龄上比毛泽东小了十三岁，政治上却实在是毛泽东的恩友。一九四0年后，由于王稼祥质疑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之类的名词，而逐渐被毛泽东疏远。一九四三年五月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宣布解散，王稼祥被改派任为中共驻苏联代表。一九四七年回国，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已被排斥于中共中央决策层之外。新中国成立前夕，王稼祥又被派回莫斯科，出任首届驻苏大使。

在前往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和王稼祥老友相聚，谈话却不十分融洽。毛泽东吸着烟，颇有牢骚地说：记得史达林同志六十岁生日时，我们还在延安窑洞里，我们党还不怎幺强大，人家也看不起我们。当时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史达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莫斯科的报纸也不肯转载。他们还怀疑我是什幺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苏方又背着我们，跟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盟友好条约。一九四六年冬季国共重开内战，起初他们采取中间路线，对我们毫无信心，而对蒋介石的「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有信心。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季，我们已经转入战略反攻，史达林还给发来指示，让我们打到长江北岸为止，实行南北分治，长江以南归国民党统治。史达林同志真是实行分治的高手啊，在德国搞了东德、西德，在朝鲜搞了北朝鲜、南朝鲜，在中国竟要搞北中国、南中国！据说他还设想要搞北越南、南越南，东马来、西马来。亏他想得出！我们中国党没有理会他的一套，我和朱总司令立即发布进军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本来一九四八年我就提出到莫斯科来，跟史达林同志会面，交换彼此的想法，消除一些猜忌、误解。但史达林同志回话说，中国内仗正处于关键时刻，毛不宜离开，由他们先派人来。一九四九年二月他派了米高扬来西柏坡村，我、朱总、少奇、恩来跟米高扬谈了整整一星期，详谈我们的建国计画，外交方针。可是四月二十三日，我人民解放军部队打过长江，占领了南京，那个苏联驻南京的大使馆，竟然还奉命随国民党逃亡政府到了广州！奉陪到底，多幺讲义气啊！你说他们糊涂不糊涂，像话不像话？今年七月，我们派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莫斯科，和史达林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关系才算走上正轨。……没想到罗，没想到他七十岁生日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全国政权，我是代表新中国来替他贺寿罗！这叫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栘的埃王稼祥作为中共的首席苏联问题专家，驻苏大使，耐心恭听着毛泽东的一番诉说：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天啊，就快要到莫斯科了，作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袖第一次到访，怎样都结记着这幺一本老帐，带着这幺一股子情绪？」王稼祥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也是从尚未立稳脚跟的新中国的外交利益出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规劝：「是啊，正如主席曾经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从一九二0年三月，共产国际为帮助中国革命，派出第一位使者魏金斯基来华，协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立我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到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宣告成立以来，苏联党和政府一直在为我们训练干部，提供经费和武器，向我们派出各类顾问，把我们的革命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来做，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可以说，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外国侵犯我们，欺凌我们，瓜分我们，唯有苏联是个例外，真心实意的帮助了我们。如果没有苏联长时期的无私援助，我们的革命不可能这样快就取得全国胜利，我们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和地位……。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东北战场，如果不是苏联红军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坦克、大炮、枪枝弹药全部移交给我们，林彪、罗荣桓同志绝无可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在没有后勤生产基地提供装备供应的情况下，武装起百万大军，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不说这些了，我记得主席在庆祝史达林六十诞辰的那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声，求其友声。」我们正处在这种时候。是史达林同志和他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局，对中国党和革命从理论指导到人力物力的无私援助……。」主席，你的文章我读过多遍，至今还背得出来呢！」

两人的谈话，真是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使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王稼祥竟然引用了他本人的话来反驳他，规劝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毛泽东成了卖矛又卖盾。王稼祥这人也太过聪明，太过亲苏了吧？

此后的路程，除了王稼祥不时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些苏联的地理、人口、民族、历史、军事、政治、经济、物产资源、工农业生产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很少开口，只是点着头，专注地听着。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入莫斯科火车站，迎接他的是零下三十几度的奇寒。车站月台上，恭候着他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以及外交部、外贸部的部级官员。连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防部长，还有史达林的接班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可夫都没有出现。这也符合欢迎新中国元首的礼仪吗？

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不入住克里姆林宫，不用苏方提供餐欧服务，代表团被安置到莫斯科郊外姐妹河史达林的私人别墅里，过小集体生活。

安顿下来之后，莫洛托夫眼王稼祥大使乌里哇啦说了好一阵俄文。王稼祥译成中文说：莫洛托夫同志请毛主席好好休息，睡一觉，坐了十来天的火车，一路上一定很辛苦了。下午六时整，史达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毛泽东表面上不说什幺，心里却不是滋味。自己万里迢迢来访，主人不来拜望客人，反要客人去拜望主人？今后我们一定不搞他们这一套大国主义作风。只要有兄弟国家的元首到访，我一定率同朱德、少奇、恩来等去机场迎接，一定要表现出我新中国的待客之道，我中华民族乃诗书之族，礼仪之邦。

毛泽东头脑清晰，看来史达林是有意要先冶淡一下自己了。直到自己来苏联前夕，据说史达林仍在担忧共产党新中国会不会是另一个「南斯拉夫」，毛泽东会不会是东方的「铁托」。史达林甚至忧虑新中国的领导人可能选择一条中间偏西方的外交路线。他手头有一份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报告。

毛泽东此次到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清除史达林同志心里的这个疑团，向苏共表明新中国愿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做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下午五时二十分，史达林派自己的卫队队长前来迎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毛泽东穿戴整齐，只带了驻苏大使王稼祥和自己的顾问兼翻译师哲两人上车。

克里姆林宫由一座座金碧辉煌的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