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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oleezza　Rice）和第一夫人劳拉？布什（Laura　Bush）共同出席了她在2006年1月16日的总统就职典礼。
在成为总统之前，瑟利夫历经坎坷。1938年，她出生于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父母出身贫寒，17岁结婚，1961年与丈夫一起赴美读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WisconsinMadison）、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读，分别学习会计、经济和公共政策。1971年，从肯尼迪学院获公共管理硕士（MPA）后，她返回利比里亚，服务于William　Tolbert政府，1972年到1973年任财政部助理部长，1979年任财政部部长，直到1980年利比里亚发生政变，Tolbert总统被谋杀。瑟利夫被迫逃亡美国，成为前政府高官中仅有的四名幸存者之一。她先后在世界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组织任职。这期间，她分别在1985年和1997年返回利比里亚，参加竞选，因各种原因失败，几次面临被捕入狱和死亡的威胁，不得不再次逃离利比里亚。
瑟利夫的个人经历动人心弦，但她在毕业典礼讲演中却着重讲解利比里亚在她任期内的良好发展，对个人经历一笔带过。瑟利夫历数自己执政以来的各项成绩：减少国际债务、吸引国际投资、在首都重建水电系统、在全国加强医院、学校、公路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实现GDP年增长率6％。她希望利比里亚在10年内达到不需要国际援助的水平，在20年内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通篇讲演充满了政治家竞选的意味，显得有些苍白，远远不如《哈里？波特》作者罗琳在2008年哈佛毕业典礼中的主旨讲演那样激励人心（详见即将出版的《哈佛笔记之二》。也有人说，不能把一个在职的政治家与小说家相提并论；瑟利夫的学业背景是经济和公共政策，曾任财政部部长，当然不能像小说家那样揭示人的内心世界。
果不出所料，瑟利夫计划在今年年底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争取连任。她说，“我相信因为我过去的经历，我（比其他候选人）能更好地审时度势，是更好的领袖。”像所有政治家在公众面前慷慨陈词一样，瑟利夫对她的国家及非洲的前景表示乐观，“我坚信，我的祖国和人民比我们近年来的历史所显示的要好得多。在几十年的集权统治和内战之后，利比里亚已经过渡到民主和平的社会，七岁的儿童不会为听到枪声而担惊受怕，他们可以尽情微笑、拥有快乐童年。”
被称为“铁女人”的瑟利夫敦促毕业生敢想敢干，不要惧怕未来；尽管未来会有艰险与失败，也要大胆憧憬未来，拒绝玩世不恭、世故庸俗。她说，“如果你的梦想不让你觉得紧张害怕，只能说明你的梦想不够远大；你的梦想一定要超越你现有的能力。如果你的梦想非常渺小，当它实现了以后，你就不剩下什么了。”她提到，自己曾经有过好几次逃亡、入狱出狱的经历；她感到死亡迫在眉睫，甚至觉得为信仰而站立地活着只能导致失败，但是她都挺过来了。这一切经历只能说明：失败和成功一样重要，没有失败过的人就不会懂得成功的滋味。■

【哈佛笔记136】丘成桐谈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未来发展
2011年06月13日　12：43　　
中国最近建立了“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项目，试图吸引世界一流人才。但是真正请到的人未必世界一流，而真正一流的学者看到已经请到的这些人的名单，也没什么兴趣了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5月29日下午哈佛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美籍华人丘成桐教授应北京大学新英格兰地区校友会的邀请，在哈佛燕京学社以“中国基础科学的未来发展”为题作公开讲演。丘成桐1949年生于广东，同年随家人辗转到香港，196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然后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读研究生，两年后即获数学博士学位，年仅22岁。他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纽约州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做研究和教学，1987年到哈佛执教至今。丘成桐因为在数学方面有突破性贡献，对广义相对论、统一场论等理论物理方面有深远影响而多次获奖，包括在1982年获数学领域中相当于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Fields　Medal）。
丘成桐对北大校友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没有领先于西方，北大及其他大学有责任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现在中国提倡自主创新。怎样才能在科学技术方面真正掌握主动权呢？
丘成桐的答案是：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突破往往是革命性的，例如电磁学、激光等领域。在做基础科学研究时，我们既需要运用观察试验的归纳法，也要运用以简洁和美主导的推导演绎法。我们需要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宽远视野的学者；这些学者既有能力做基础研究，又有能力跨越学科、做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国还很缺乏这样的学者，需要大量培养这样的人才。
应用科学研究与基础科学研究之辩
丘成桐批评中国一部分人对待基础科学研究的消极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让发达国家做基础研究的领头羊，等他们有成果以后，中国人再应用这些成果；或者干脆等待别人的专利年限结束后，复制别人的成果。他们认为这是借别人的鸡下蛋的一种捷径办法。
丘成桐说，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这种态度会使中国永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有一次他在山东大学讲学后，有记者采访他：“中国应该先发展应用科学还是基础科学？”丘成桐回答，只要中国大学里不请客吃饭，省下的宴会费用就可以聘请很多基础科学教授了；基础科学所需研究经费比应用科学所需的研究经费少得多。
丘成桐说，凡是对基础科学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都对大自然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要寻找自然界的真和美。中国多数领导人很少鼓励年轻人探索大自然的好奇心，不注重培养这种高尚的情操，而只专注于各种富国强兵的实际策略和拿诺贝尔奖的名声。其实，如果有崇高的追求目标，效果会更好。
丘成桐描述中国学术界现状：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大学以训练工程师为主，对思想活跃的学生采取矫正的态度；学生以考试升学为主，只学习考试范围内的内容，对考试外的内容不感兴趣，也没时间学习；年轻学者以评选“杰出青年”的标准为主，他们知道谁是评委，投其所好，发表评委喜欢的论文，不敢尝试新的内容、探索新的问题，导致中国的论文大多陈陈相因、少有新意。　评为“杰出青年”的人再争取成为院士，从此青云直上，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只不过是做表面文章罢了。
大学的评审制度
丘成桐说，大学里的评审制度至关重要。如果评审委员会以学校领导和院士为主，决定年轻学者的命运，那么年轻学者很难超过老一辈。丘成桐的解决办法是：吸引大批留学生和有国外工作经验的人回国；评审委员会成员一定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而且要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专家。
虽然外国专家也不是完全不讲情面，但他们都保持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不会黑白颠倒，不会对不合格的候选人说合格。改革大学评审制度会增强整个体系的公正性，让年轻人看到希望，看到关系不是万能的。要让年轻人相信，只要有真成绩，就不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丘成桐举例，有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干得很好，但因为不善交际，不受领导赏识，后来到哈佛，出了成绩，在大型报告会作讲演。他再回到复旦时，领导就对他另眼相看了。丘成桐说明，脚踏实地的工作在中国虽然可能晋升得比较慢，但迟早会受到赏识，因为还有国外这条渠道。
有人说，评审委员会没有那么多经费，请不起外国专家作评委，而且如果不是华裔，他们也看不懂用中文发表的论文。丘成桐说，因特网和电子邮件使长途联系快捷方便，很多时候不需要长途旅行，而且很多外国专家大多有敬业精神，愿意服务，不是为了报酬才参加评审委员会的。至于语言障碍，丘成桐说，在高级职称评选中，候选人至少应该有一篇用英文发表的论文，至少有一定的英文基础。
目前有很多外国学者在中国大学兼职，很少有全职回国的。中国大学的领导也知道他们在美国大学仍然任职，但心照不宣，帮助他们隐瞒在中国任职和教课的时间。丘成桐说，这不应该是一个泱泱大国的做法。如果中国仅仅吸引唯利是图的人，那么他们就无法做好基础科研工作。中国并不缺少经费，奥运会、世博会都能办，为什么不能搞基础科学研究呢？中国缺少的是老实、扎实、勤劳肯干的作风。如果中国有良好的环境，并真正吸引世界一流人才，让一批真正热爱基础科学的年轻人踏踏实实地干五年或十年，中国的基础科学就会大不一样，就有可能迎头赶上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政府紧缩财政支出，大量削减研究经费的背景下。
聘请教授
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在师资——就看能请到怎样的人。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经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丘成桐说，他研究过麻省理工学院（MIT）、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大学（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等大学成名的历史。这些大学都是在二三十年间吸引了一批一流人才。
中国最近建立了“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项目，试图吸引世界一流人才。但是真正请到的人未必世界一流，而真正一流的学者看到已经请到的这些人的名单，也没什么兴趣了。　丘成桐认为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些项目官僚化、程序化太强，需要填表申请、面试等过程。真正热爱自己事业的一流学者怎么会愿意花时间做这些事情呢？
所以“请人”一定要先“知人”才能请。真正的一流学者往往不需要很多经济报酬，他们只要衣食无忧，有良好的研究环境就行了。他们的兴趣不在做官或期望某一天会飞黄腾达，而在工作的本身，只要他们能顺心工作，受到尊重，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在问答时间里，有人问，“你说的请人方法是不是要中国校方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三顾茅庐？”　丘成桐回答，未尝不可，尤其是最尖端的个别人才。如果把高端人才招聘到了，后面就会形成一种风气。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谈判方式、招聘方法都不同，要因人而异。官僚做法招聘不到真正的一流学者。中国现在付给高级教授的薪水够了，但诚意不够。丘成桐最近就帮助清华大学成功从海外聘请了三位全职教授。
丘成桐说，作为哈佛数学系系主任，他很敬佩他的同事们：他们真正热爱自己的领域，心甘情愿从事研究、教学事业。哈佛的教学制度与中国相比也相对灵活：学生不用在大一年级就选择主修专业，学生有充分的时间作选择，也可以变换专业；优秀的本科生可以选修研究生的课程，有的本科生甚至使研究生望尘莫及。好的教学体制要允许学生发挥个人志趣，追求个人理想。创新的前沿必定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就如同绘画和文学写作等领域一样。哈佛数学系的毕业生中有少数人去华尔街挣大钱，但大多数人更看重做学问。
最后，丘成桐希望中国政府和大学官方转变态度，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