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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方说，虽然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利规范跨州贸易，但这个权利只能用于规定贸易的某一方不许干什么，不能用于规定贸易的某一方必须干什么；如果联邦政府跨越了这个权限，就是违宪，因为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凡是宪法里没有点明的联邦政府应有的权利完全属于州政府。如果这次法庭判决联邦政府的做法是符合宪法的，那么这个案例的逻辑也可以被联邦政府作为先例，用在其他地方。比如，美国人必须购买某个美国厂家生产的汽车以保护国家经济利益；美国人必须购买绿色食品以保护环境等等，这不是可笑吗？
卡特勒组织的经济学家支持被告方――联邦政府健康与人力服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他们在证词中主要说明医疗产业的特殊性，而且每个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个医疗市场。即使你自己选择生活在这个体系之外，我们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已经做了悲天悯人的道德选择，不允许你自生自灭。当你因为天灾人祸不得不进入医院的急救室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保险，有没有能力付账，我们这个社会都会为你承担治疗成本。也就是说，没有保险的人在急救室的治疗成本被社会化了，平均摊在所有纳税人的头上。
健康不同于其他产品，还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太高，一旦有病，花费太大；如果没有保险，很少有人能承受得起这么大的费用。这与汽车、食品等物品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卡特勒说，他对宪法的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不能预计这场官司的结果，但他可以肯定自己在经济方面的逻辑推理和数据运用是无可厚非的。
2010年12月的进展
2010年12月中旬，弗吉尼亚州司法部部长控告联邦政府的结果揭晓。法官Henry　Hudson比较保守，倾向保护州政府权利。他说，所有证据似乎都归结到一个问题：国会有没有权力对公民不参与跨州商务做出规定。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以前联邦司法系统一度倾向允许联邦政府利用税收的手段管理跨州商务，Hudson把PPACA的问题看作公民自由问题，基本判决弗吉尼亚州胜诉。但他拒绝全盘否定PPACA的立法，也没有阻止PPACA的执行。
支持“每人必须有医疗保险”这个硬性规定的人仍不死心。他们说，这个硬性规定按照PPACA的措辞直到2014年才生效。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反驳第一判决，坚持上告，直到最高法院。在这期间，他们要努力执行PPACA的其他部分：建立保险交换平台（insurance　exchanges），便于人们购买身体保险，禁止私营保险公司“甩包袱”的行为等等。他们要给选民造成一种印象：PPACA势不可挡、势在必行。事实上，这个判决会加强国会中反对派共和党的声音。共和党会利用这个判决，利用审批政府预算的机会，克扣执行PPACA的经费，想方设法阻挠PPACA的落实。
如果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否定“每人必须有医疗保险”的硬性规定，同时允许PPACA的其他部分继续进行，那么由于“逆向选择”的问题，私营保险公司和国家医疗保险就有破产的危险。共和党也不会喜欢这个结局。　到那时，如果他们与民主党合作，设计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案来取代这个硬性规定，就可以绕开“违宪”的指控。
“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可以有多种实施方法。例如，国会可以选择给所有买保险的人税收补贴，对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没有补贴，而且可以限制买保险的时间：如果你拒绝在这段时间里购买医疗保险，你就不会有政府补贴，不能享受某些政府福利待遇等等。　重新修改立法的问题是，排队等待时间长（因为国会的议事日程太满），讨论时间长，一旦讨论起来，其他有关医疗体系的问题也会被夹杂进来，议而不决的可能性太大，PPACA就会走回头路，最终胎死腹中。
如果共和党到那时仍然拒绝与民主党合作，一意孤行，那么六分之一没有身体保险的美国人就仍然不能纳入医疗体系，一切努力付之东流。美国历史上，通过规范私营保险行业来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一次伟大尝试就会彻底失败。那样的结果只能说明：国家大包大揽，作为惟一付账人（single　payer）是实现全民医疗的惟一途径。
2011年2月的进展
据2011年2月3日《金融时报》报导，弗罗里达区法官Roger　Vinson　（Florida　District　Judge）已经裁决PPACA的这项硬性规定违宪。理由与弗吉尼亚区法官说的类似：如果联邦政府能够要求“人人必须买健康保险”，是不是联邦政府也能要求人人都吃绿菜花呢？　美国联邦司法部不服，决定继续上告。
预计这项官司明年会进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取决于9个最高法官的政治理念。有人分析，法官Anthony　Kennedy的意见至关重要，因为他在有的案件上与保守派联盟，在有的案件上与自由派联盟，无法估计；而且近年来，最高法院的裁决大多以5：4告终。还有人比较乐观，认为除了两个非常保守的法官（Antonin　Scalia　和Clarence　Thomas）以外，其他七位法官都会支持PPACA的。
联邦政府的某个部门（这次是健康与人力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被告上法庭并不独特。　美国联邦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就面临13个州的诉讼。在没有国会山制定的更强大的法律保护下，州政府挑战EPA限制各个州碳排放的权力。德克萨斯州的总检察长就指责这些环保规定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成本，损害了他们的就业率。在华盛顿国会山的各派议员议而不决的情况下，很多州不愿意等待，干脆在保护环境方面自立门户，各搞一套。加州就准备在2012年开始实施自己的配额交换制（capandtrade，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55页《比较征收污染税与配额交换制度》）。还有很多州自由结合，成立各自区域的减排机制。　区域温室气体行动（the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中西部温室气体减排协议（the　Midwester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cord），西部气候行动（the　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都属于这一类。
再回到医疗改革的话题。　更麻烦的事是：在双方争执期间，州政府是否应该执行PPACA的其他部分？　弗罗里达州政府不愿意在这方面继续花时间和精力，想等最高法院的裁决。　联邦政府坚持，弗罗里达州政府已经收到了联邦政府为执行PPACA的部分拨款，他们应该执行。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条文做指导，怎么办呢？
哈佛大学医疗法专家Theda　Skocpol　教授说，这些法律和政治上的争执让人们的视线误入歧途。　PPACA的真正意义在于：联邦政府让医疗保险价格变得可以让人承受，让穷人也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即使最高法院判决“人人必须有健康保险”的硬性规定违宪，只要奥巴马仍然主掌白宫，PPACA法案中其他更重要的部分仍然会得以实施。■
【哈佛笔记126】美国国情报告之一：奥巴马该说什么？
2011年03月07日　15：17　　
如果奥巴马在谈竞争力这个问题时，脑子里想的其实是中国庞大的贸易盈余，那么他就应该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应该减少贸易不平衡，不要借用“提高竞争力”这个幌子。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1月25日晚9点，奥巴马总统按惯例在国会山向民选议员和全国人民作一年一度的“国情报告”（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此前两周，人们就开始议论纷纷：总统应该利用这个黄金时间说些什么？传达怎样的信息？
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EA）、现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经济学教授罗默（Christina　D。　Romer）　在1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奥巴马这次讲演的重心应该放在控制美国长期赤字上，该文用大量篇幅指出控制长期赤字的具体步骤。罗默重视财政纪律（fiscal　discipline）的程度在经济学家中有一定代表性。她的这篇文章受到哈佛大学宏观经济教授曼昆的赞赏。罗默的基本思路是：现在就许诺减少长期赤字，但小心裁减眼下赤字，因为经济复苏还比较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一观点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经济学家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的想法如出一辙。
罗默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个时候，她作为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正在这个时候为总统起草国情报告，其中很多语句她已烂熟于心；而今年她会坐在电视机旁和全国人民一起聆听总统讲演。她建议，奥巴马从他自己在去年设置的两党联合财政责任和改革全国委员会（the　bipartisan　National　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　）的政策建议说起。
罗默说，2010年11月全国选举议员的结果表明，选民已经厌倦了联邦政府年年入不敷出的局面。　2012年总统选举的胜负也可能取决于奥巴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过去几年的经济衰退和政府罕见的应对举措使财政赤字异常增大。即使经济复苏强劲，在其他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在2020年也会达到GDP的6％　以上。到2035年，“婴儿潮”退休的人和他们的医疗费用将达到高潮，会使财政赤字增长到GDP的15％以上。这么大的比例是不可持续的。很可能在这之前，投资者就把美国国债当成垃圾股对待了，美国就会成为21世纪的阿根廷。所以罗默强调，要遏制美国赤字的长期走势，就必须有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掌握裁减赤字的时机方面，罗默非常谨慎。　她说，现在经济复苏的迹象仍不牢固；　政府不应该像共和党建议的那样立即减少花销1；000亿美元，但奥巴马应该在国情报告中承诺并具体阐述今后几十年的长期裁减计划，请求立法机构批准并签署为法律。　现在国会有要废除2010年3月才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PPACA，内容详见《哈佛笔记》专栏第122到125节《美国医疗改革的来龙去脉》及《州政府控告联邦政府》）的倾向。　奥巴马不但要声明他会否决这项提案，而且要誓言努力保持这个医改法案中那些控制成本的措施。例如，一旦Medicare（65岁以上老年人的国家医疗部分）的花费超过一定上限，“独立付款顾问委员会”（Independent　Payment　Advisory　Board）就要按照法律拿出具体减少开支的方案。　奥巴马要为这个委员会在国会争取最大的权力，保证落实削减开支。
对美国军费和社会保障等支出类别，罗默建议，我们一定要限制增长上限。美国军费开支（除去通胀后）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增长了50％。保护老人和穷人的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具体运作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25页《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　的支出也增长迅猛。　控制这些花销的增长意味着很多人要牺牲自身利益，罗默说，但我们别无选择。与此同时，奥巴马要再次许诺对公共设施和科研教育的投资，因为这是提高我们长期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准的源泉。
最后，奥巴马要实事求是地向全国人民说明，仅仅减少政府花销是不够的，提高税率在所难免。在这方面，富人有能力也应该作更大的贡献。当然，普通美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