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母教师 | 乡村精品合集 | 乡村活寡 | 乡村欲爱 | 乡村春潮 | 乡村花医 | 欲望乡村（未删） | 乡村艳福 | 乡村春事 | 人妻四部曲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ng　markets）。在这一轮资本流动中，危机也是此起彼伏。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货币危机（详见《哈佛笔记》中的《挽救墨西哥：国会制约政府》）。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然后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出现连锁反应。1998年8月俄罗斯不能偿付国债（default），直接导致大西洋比岸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Crisis），波及南半球的巴西。2001年2月土耳其被迫放弃固定汇率；2002年1月阿根廷被迫放弃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详见《哈佛笔记》中的《因地制宜地选择汇率机制》）。
2003年到2008年期间，国际资本再次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次浪潮的宠儿是中国和印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了“中印比较”热潮）。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再次席卷全球，甚至波及到较小的经济体：匈牙利，拉提维亚（Lativia），Ukraine　和巴基斯坦。各国先后出台各种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提高信贷市场的流动性，稳定总需求。
外资流动的管理办法及相应弊端
既然国际资本的性质是“惟利是图”，不承担任何社会义务，有顺商业周期性（procyclical），那么就存在如何管理（manage）外资流动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任何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无论管理者怎么做，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管理外资的关键在于寻找、选择适合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组合，扬其（外资）长、避其（外资）短。这需要审时度势，理解各种变量之间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相互关系，然后像经验丰富的厨师一样掌握“火候”，见机行事。
当外资蜂拥而至，中央银行可以坐视不管，任其流入。这样做的问题是货币基数（monetary　base）增加，货币供给随之增加，通胀压力加大。中央银行也可以采取对冲（sterilization），通过减少本币净资产（net　domestic　assets）来抵消增加的外汇储备，以保持货币基数和货币总供给不变。这样做的问题是时间越长，对冲越难以持续，因为减少本币净资产就需要中央银行卖对冲债券，让货币回笼；债券卖的越多，利息就要越高；当对冲债券的利率比外汇储备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利率还高时，中央银行就是在赔本对冲，造成变相的政府赤字（quasifiscal　deficit）。中央银行还可以选择让本币升值。以本币计价的资产在外国投资者眼里变得贵了，这样可以抑制外资流入。这个选择的问题是：本币升值对出口不利，打击出口对GDP有冷却作用。中央银行还可以选择重新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资本流入。这样做的问题是很可能不见效。人们有各种方法逃避管制。低报出口价格（under　invoice　exports），高报进口价格（over　invoice　imports），把余额放在国外帐户就是常用的抵御限制外资流入的方法。
大量外资流入使大量外资流出成为可能。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在转瞬之间改变国际资本的偏好，使其迅速撤资，经济进入萧条。　例如，本币被高估，财政赤字过大，政局不稳，裙带资本（crony　capitalism）主义，投资者过渡悲观等心理因素都会成为外资撤离的原因。　即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很好，自己国家的外资动向也会收到其他国家的影响（contagion　effect）。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国际资本迅速从其他国家撤资，然后买入被认为流动性最强，最安全的投资产品——美国政府债券——就是最好的证明。一旦大量外资突然流出，实体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汇率政策（例如竞相贬值，petitive　devaluation），投资关系等也会影响实体经济。
当外资纷纷撤离，中央银行又面临几种选择。它可以任其自然，但这样做的问题是，如果减少货币供给基数太大，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企业破产。中央银行也可以对冲外资的减少，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只是拖延时间。中央银行也可以让本币贬值，但贬值本身可能会增加通胀。中央银行还可以关闭资本帐户，不让外资撤离。　但人们同样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绕道而行。高报出口价格（over　invoice　exports），低报进口价格（under　invoice　imports），把余额放在海外账户就是常用的抵御限制资本流出的方法。
总之，没有十全十美的、绝对正确的外汇政策。所谓“管理外汇”就是要使外汇政策扬长避短。这一政策的优劣最终取决于它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是否适应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
【哈佛笔记106】经常账户大量赤字危险吗？
2010年08月23日　12：03　　
经济账户出现赤字是可以的，但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财新网】（特约记者　陈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开设了开放条件下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本节他的主要议题是，经常账户大量赤字危险吗？　
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一轮的外资流入主要被发展中国家用来填补贸易赤字。21世纪以来，这些国家吸取教训，基本都有贸易盈余，外资流入主要变成外汇储备的空前增长，远远超过偿付近几个月的进口数额和偿付短期债务的需要。
大量贸易赤字危险吗？传统古典经济学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对劳工的比例（capital　to　labor　ratio）很低，或者经历某种短期震荡，大量贸易赤字可能是最优选择。如果是前者，就是“借别人的鸡下蛋”；如果是后者，就是借别人的钱度过难关，等经济好转以后再偿还。
但经验表明，经常账户大量赤字的发展中国家总会陷入危机。每次危机都是经济学家反思经济理论的机会。经济学家逐步把古典经济学的结论一次次加上适用条件。如果政府财政基本保持平衡，大量贸易赤字不是问题，因为借来的钱（外资）没有被政府部门浪费，而是支持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当经常账户的赤字大于GDP的4％，经济学家就会认为这个国家比较危险了。
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又加了一个条件：国家储蓄要保持高位，大量贸易赤字才不是问题，因为外资没有被政府浪费，也没有用于支持消费，而是用于支持私有投资，为将来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学家再加一个条件：私有投资必须是有效的，良好的投资，大量贸易赤字才不是问题。如果外资被用于建造那些没有人住的高档别墅，或者海边公寓（就像泰国一样），或者是不需要的钢铁公司（就像韩国一样），经济还是会出问题的。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对经常项目赤字的理解不同　（详见《哈佛笔记》中《不信偏见的经济学家》）。
根据凯恩斯和蒙戴尔－弗莱明模型，货币贬值会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带动GDP增长。但经验表明，货币贬值经常与经济衰退呈现正相关。弗兰克尔解释，这主要是因为货币贬值常常与高利率形影相伴。中央银行在被迫贬值时总会提高利率，以稳住外资，保卫本币汇率。但与此同时，高利率也增加了债务负担，使一些企业破产倒闭，冷却经济，甚至使经济进入萧条。■　
【哈佛笔记107】如何评价IMF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2010年08月30日　10：51　　
谁是谁非取决于你的视角和目的，不是客观分析就能得出结论的。弗兰克尔在介绍这些观点时也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财新网】（特约记者　陈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开设了开放条件下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本节他的主要议题是，如何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作用。　
当外资大量撤离，企业关门倒闭，实体经济进入衰退时，人们痛定思痛，大量的分析评论接踵而至：这一切到底是谁的责任？当一个惨痛的交通事故发生，到底是因为这条路和交通规则设计的不好，还是因为司机开车不小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司机应该有责任。国际金融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认为现代金融市场可以快速让你达到你的目的，但是每次事故的危害也愈加严重，所以维护这个体系也就更加重要，要格外小心谨慎。　还有人指责，是IMF所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导致了这些危机。弗兰克尔反驳，这个因果关系错了，就像医生总是在人们临终前的病榻边忙碌，他们总在一起出现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医生导致了病人的死亡。
每次危机之后，人们都会对IMF在其中的表现品头论足，但每一种指责中都有相反的指责。弗兰克尔例举说明。
有人认为，很多国家高估了本国货币，在国际收支出现问题（balance　of　payments　problems）时不情愿贬值，才造成了金融危机，所以IMF应该支持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这样才可以避免危机。反驳者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汇率的灵活性，而是汇率的稳定性，因为更多的灵活性只会给政府操纵汇率更大的空间。　他们倾向货币局和美元化来保持金融局势的稳定性和公信度。
有人认为，IMF应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这样在危机爆发时，就会有更大的实力帮助危机国家渡过难关；危机中的国家就不至于减少支出（勒紧腰带，即expenditure　reduction）那么多，危机对GDP的打击就不会那么大。反驳者认为，IMF的资源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正是因为IMF有那么多资源救助危机国家，所以它们的损失才不大，至少不够大到让他们吸取教训，下不为例，和达到警戒其他国家的目的。IMF出资帮助危机中的国家恰巧给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如果他们入不敷出，在花销方面不小心谨慎，IMF会照样救助他们。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moral　hazard　problem）。
有人主张，资本账户应该关闭，在国与国之间设立一堵无形的“墙”，挡住外资肆无忌惮的冲击。反驳者认为，金融业应该更加开放，这样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有人认为，IMF在救助危机国家时，设置的减少支出的标准过于严格，使危机国家经历了过多的经济衰退，这没有必要。反驳者认为，我们需要更加严格的宏观经济管理规则和纪律（macroeconomic　discipline），否则投资者（无论是外资还是国内资金）都不会愿意把投资保留在这个国家。
有人认为，IMF在救助危机国家时的“药方”（或救助的条件，即conditionality）都是换汤不换药，没有“量体裁衣”，根据不同情况，因“国家”而异。反驳者认为，IMF的救助条件太严格，太具体，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内政和主权；我们应该把从IMF借钱的标准简单化、程序化、标准化，所有符合IMF要求的国家都可以无一例外的借到钱。2008年IMF的短期贷款设施（shortterm　loan　facility）其实就是这种“有条件的信用线”（contigent　credit　line）。
有人主张，IMF的贷款对象应该是最贫穷的国家，而不是经济发展很快的新兴国家，因为新兴国家已经有能力吸引私有外资，不需要IMF的帮助。反对者认为，从IMF贷款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