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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奥巴马想提高汽油使用效率标准（the　CAFE　standard；　or　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standard），支持乙醇补贴；麦凯恩在这些方面持反对意见。
曼昆曾经撰文指责CAFE标准是政府管制的表现，有多种负作用。例如，汽车使用汽油效率增高会鼓励人们更多的开车，这是事与愿违。另外，SUVs（sports　utility　vehicles）不在管制标准之内，这会鼓励人们买耗油多的SUV。
在医疗保险方面，麦凯恩的政策是给每人减税5000美元去买医疗保险。奥巴马的政策是包括所有的人，但政府支出将很庞大。
曼昆说，希望在竞选之后，他们之间会取长补短。
至于药物太贵，高于其他国家的药品价格，曼昆说，更倾向于提高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的药品价格，而不是抑制我们的价格。因为抑制药品的价格就意味着制药业利润的下跌，就会打击医药产业创新的积极性。
“在我写的教科书中，有一个漫画：总统说，‘怎样才能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呢？’他的顾问回答，‘这很简单，我们就是需要很多的钱。’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医药产业，医疗费用会越来越高，但只要产品可以更新换代，总有更好的药品出台就是好事。但这其中有一个平等的问题。比如，有一个神奇的药片，只要吃了就可以多活一年。但这种药很贵，100万美元一片，那么只有比尔？盖茨那样的富人才能吃的起。这是不是好事呢？所以这种逻辑也不能走极端”。曼昆说。
曼昆认为，国家预算的长期前景并不理想。因为候选人在竞选中可以不受预算的约束，但进入白宫以后就不能不面对现实。
奥巴马声称，不会提高那些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人的税收；麦凯恩则表示要减少公司税，不让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过期等等。
但曼昆认为，他们成为总统后就不得不受数字的约束。事实是无论哪位候选人当选总统，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都会在2010年过期，因为即使麦凯恩成为总统，即使麦凯恩不让减税政策过期，民主党主持的国会也不会通过麦凯恩的议案。
在国际贸易方面，曼昆说，麦凯恩和奥巴马在参议院投票的记录显示出最大的区别。奥巴马倾向反对自由贸易，麦凯恩则相反。
曼昆预测，奥巴马会在11月4日的大选中获胜。“原因很简单，大多数选民不会细致地分析候选人的经济政策。他们只会觉得，现在的经济太糟糕了，我们应该让另外一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上台，试一试。这就是为什么1980年卡特总统在竞选中败给里根。同样，如果2004年，民主党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胜选，金融危机照样发生，经济照样下滑，那么麦凯恩胜利的可能性就很大。”
卡特勒的观点
卡特勒的一些思想与前财政部长、现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很接近。他强调长期投资和解决经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什么样的投资是对长远有利的呢？投资于能源、环境和教育。
“在这些方面，总体来讲，两位候选人比较接近，虽然技术细节有很多不同。”卡特勒说。
他说，“在过去的八年中，精英阶层的收入增长远远大于其他人的增长；中产阶级的收入几乎原地不动；下层人的实际收入其实在下降。高管阶层的收入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民主党领导人为了代表中低层大众的利益，很有可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要继续开放贸易政策，我们就必须为了长远利益投资于教育和医疗，同时给予那些由于自由贸易而蒙受经济损失的人税收倾斜政策和其他具体的帮助”。
关于医疗政策，卡特勒说，“美国大约有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但同时医疗系统中的浪费极其严重，每年的浪费达7000亿美元，相当于财政部的救市方案。如何减少浪费呢？我们强调预防疾病，投资于计算机系统，使付账系统更加简洁，改变医生的激励体制。如果你的病好了，医生就没有生意了，就不赚钱了。这样的激励机制不对。目前药品价格太贵，吃药的人太少。要想办法使人们买的起他们需要的药品。我认为在很多地方，两党的经济政策都可以互相借鉴。”
我们在电视上看总统候选人竞选讲演和辩论时总觉得不解渴，觉得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喊口号而不是说明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受讲演或辩论的时间限制呢？
作为奥巴马智囊团的幕僚之一，卡特勒解释了这个现象。“我们在给奥巴马提建议时，让他在公共场合不要提及具体方案，尽量笼统一些，只点明自己的倾向性就可以了。这样做不会把自己当成众矢之的，同时也给自己在成为总统以后留有最大的政策选择余地。”■
　
三十六　生不生孩子的经济学解释
人们的收入提高时，对孩子的质量的要求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数量会减少
一对夫妇要不要孩子、要几个孩子。经济学家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呢？
在“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课上，克罗地亚？葛定（Claudia　Goldin）教授多次称赞了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研究，还把贝克尔的书《关于家庭的论文集》（ATreatise　on　the　Family）列为这门课的重要教科书之一。
贝克尔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研究家庭行为（behavior　of　family）方面的贡献，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列为他的主要贡献之一。
贝克尔提出的分析角度是，孩子是物品，而且是“正常物品”。
在经济学里，根据它与经济收入的关系，所有的物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物品，收入越高，消费的越少。经济学家常举的例子是土豆，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吃淀粉含量高的食品越来越少。另一类商品是“正常物品”（normal　goods），大多数物品属于这一类，收入越高，消费越多。
正常物品中，有一个分支是奢侈品，收入越高，不仅消费越多，而且占收入的比例越高，例如旅游。
孩子怎么能和物品相提并论呢？这样的分析角度多少显得冷酷，但经济学是以理性为假设前提的，这样来分析问题，虽然不合情，倒也合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假设孩子是物品，算是“正常物品”吗？
如果孩子是“正常物品”，更高的收入就意味着更多的孩子，这称为收入效应（ine　effect）。但事实上，越是发达的国家，收入很高，生育率却很低。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率越低。一般来说，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的生育率。
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家提出过一些解释。一是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生育减少。二是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养活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要便宜许多。
随着科技发展，各种避孕措施层出不穷，也让女性有更多的能力来取舍自己的事业和命运。
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养儿防老”早就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随着服务业日益发展，农业日益萎缩，孩子作为劳动力的用途也越来越小。而且，婴儿的夭折率已经微乎其微，所以现代人在决定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时，不仅仅要求数量而且要求质量。
而贝克尔则是别出心裁地来解释这个问题。
他提出，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孩子的数量的要求提高了，但因为对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所以每个孩子的“价格”也在同时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数量会减少。
所以，贝克尔认为，孩子仍然是“正常物品”。这是一个颇有创新的看法。
贝克尔对传统的数学模型作了一点改进。
传统的模型中，数量（N）和质量（Q）分别在水平的X轴和垂直的Y轴。“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是一条直线。
但贝克尔的创新在于，把这条“预算限制”的直线变成一条曲线，不再是质量和数量的简单乘积，而是质量、数量、及质量的数量的三者的乘积。
贝克尔的理由是，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增长，“预算限制”的扩张，人们愿意在多要孩子的同时，也要求有更高质量的孩子。
人们在欣赏贝克尔的同时，也会对贝克尔展现出的极端理性感到惊讶。
贝克尔的妻子和孩子能接受他的无情的理性吗？
在获诺贝尔奖的自传中，贝克尔提到了他现在的妻子Guity　Nashat，Nash　at是研究中东地区的历史学家，她对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与贝克尔的研究相重合。
“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她（与我）的匹配和配合，使我的生活好了如此之多。”贝克尔提到。显然，Nash　at和贝克尔的思想同样别具一格。■

三十七　一名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
中国实现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
中国是否像看起来那么强大？这是西方人现在不断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难怪以此为题的一个讲座吸引了那么多人。
11月14日，这个讲座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行，讲演者是罗伯特·纪福特（Robert　Gifford），1998年－2004年间，纪福特作为国家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驻北京记者，在中国工作了六年。至少有五六十名听众来听这个讲座，不少人没有座位，只能站在门口。
纪福特是哈佛的毕业生，他于1996年获哈佛东亚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　　East　Asia　Program；RSEA）的硕士学位，RSEA的目的在于培养了解东亚地区的综合性人才，不少毕业生成为驻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记者。他的指导老师是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中国近代史教授，现费正清中心主任。科比特地参加这次讲座，对他的学生做简短但富于赞扬的介绍，“罗伯特从RESA毕业后完全可以在哈佛继续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但他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他在北京工作六年后，2005年离开北京成为驻伦敦记者。”
2004年，纪福特沿着横贯中国东西的312国道，从起点上海一直到了终点新疆伊宁，全长4967公里，并从那里跨越边境到了哈萨克斯坦。路上的所见所闻，成为他的新书《中国之路：通往新兴强国的未来的旅途》（ChinaRoad：AJourneyintotheFutureofaRisingPower；RandomHouse；2007年）的基础。
在讲座上，纪福特播放了几十张照片，描述他当年的行程。
他赞扬了中国政府使四亿人脱贫的成功，也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封死地方的水井，迫使老百姓买水，地方政府拥有制水厂，而老百姓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忍受”。
他对比了繁华的上海和戈壁沙漠；代表外企的中国新富和河南南部的艾滋病患者。
“如果你问从中国沿海城市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你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他们会说，‘差不多’，‘都差不多’。沿海城市的夜总会、酒吧和其他方面的生活确实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走出上海不远，在安徽境内，你就会发现农田里的耕作技术还是19世纪的技术，你仿佛倒退了一百多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五千万流动人口，村子里很少能见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城里打工。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从11％降低到8％，就业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纪福特说，“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