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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堂-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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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治保主任显已激动得无法自抑，声音里已然带了颤音，问：大鱼！看清了吗？
答：看清了。之后再没有回音，只听得支书的牙齿因为冷在咯咯响个不停。
原治保主任不耐烦地瞄了黑暗中的支书一眼，近乎质问道，看清了，还不快招呼人去抓？！
反问道：抓？抓什么？！
斩钉截铁地说：抓投机倒把的呀！
答：不用抓了，今天，我刚到公社开完会还没来得及传达，上面说了，要多给农民一些自由的空间，把经济搞得活一点儿，日子过得好一点儿。
突然的大逆转由于巨大的反差带来的往往是浓重的失望和失落，随之而来的表现必是不辨是非地争辩，既惊且疑中甚至透着一股莫可名状的怒火：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难道昨天还百分之百错误的东西今天当真就变成了对的？嘴里不停地唠叨着，神态则已近乎愚钝。
待忙于生计的人离去后，支书突然醒过来似地，站起身子，用力地跺了跺脚，搀扶着雄心勃勃早已被站立不稳所取代的自己叔叔，语气也已恢复平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事实如此嘛。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不少的支书也是不敢相信，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然事实当真如此啊。不过，仔细想想，早该这样了，我们命都不顾地去打江山又为了什么呢？不就是想过好日子嘛。
支书的话再明白不过了，原治保主任只好转而劝自己：什么叫组织？支书就是组织，组织的话准没错。话虽这样说，但治保主任还是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我猜测，我父亲或许早已从外界获知了消息，因为我父亲一贯重视信息的作用，这也是他如此“胆大妄为”的根本原因。
且不管他是否如传言那样是从一个买油的爹老子是公社干部的黑贩那里得到的消息，只说他乍听到这个消息，先是扔掉了所有的器具奔马似地赶回家躺倒床上一动不动，继而买了上万的爆竹放了整整一天，待邻居家帮着把器具运回来时，天已黑了，他仍在晕头晕脑的，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勉强清醒过来，眼里仍透着兴奋。
胡乱吃了点儿东西之后，我父亲最先想到的是去看他的姑父。姑父不见他，强自留下的酒也被扔了出来，尽管我父亲当天便主动辞去了治保主任的职务。据说，他姑父自此便戒了酒，直至去世。或许自认理亏，我父亲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及过这一段，最终还是由我娘在他去世一周年那天讲了出来，以作为对他的纪念。
我敢断言：天下所有的青年人都不缺乏渴望那种不凭借任何外力的独立自主的成功的高昂热情，尽管他们或许连怎样才算成功也没有弄清，在他们看来，成功或许就是想象中的朦胧的表面上的虚浮的奢华，因为无从体验那种触手可及的却必须翘脚再翘脚的感觉，所以目标不仅模糊而且常常是好高骛远的。
我便这样，既然我父亲说“今后凡事得靠自己作主”，我抱定了决心要独立自主，所以便自作主张地决定不去上“委培”，并且用模仿古人裸行来检验自己的意志。
经再三权衡取舍，我为自己设计了这样一副形象：剃光了头，赤着脚，光着背，穿着小裤衩，肩上扛着我家那把早已锈迹斑斑的铡刀，目不斜视地沿村绕行三圈。
我的这一做法，立即在村里引起了无异于五级地震，指责声非议声一片，唯一能够让我得到一丝安慰的便是此后在村里的青年人当中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光头。
“走自己的路，任别人去说”不过是一句无可奈何的劝人话，我还只是表明了一下自己的决心，已到处都是不冷不热的指指点点的低声嘀咕让我明显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
其实，我是脆弱的，主要是因为我只是具备了盲目的勇气，实际上连一个象样的计划也没有，我甚至说不清如果不去上“委培”自己还能够再做什么，因此最怕父亲因了自己的行为而问及这一点。
我父亲却偏不去问，那样难得地没有表现出以往的那种坚决的武断，只是不加任何修饰地说了一句“上委培是个难得的机会，凡机会都不应错过”，而且声音柔得可怜，这多少让我重压之下仅有地获得了那么一丝胜利者的慰藉。
或许我父亲完全明白他的任何话都会让我无动于衷，看他无可奈何的样子必是把我当作了一个堡垒或者假想的敌人，攻克堡垒或者征服敌人要靠策略，而绝不是没有理由地大喊大叫或者一杠子把敌人打死，我父亲最讲究策略。
那个时候我最怕的反而是一向对我百依百顺温柔的我娘，我娘是个极普通的女人，不缺的似乎只有眼泪，打我记事起，遇有难题或不顺心，我娘便掉眼泪，着实数不清她掉过多少眼泪，但我敢保证她的眼泪可以销金蚀骨。所以说我父亲干脆躲出去把劝说的工作交给我娘是个最明智的选择，果然不出三两个回合，我便乖乖缴枪投降了，我最怕因此也最不想见的便是我娘的眼泪，那是一种从不伴有嚎啕大哭没有声音的只需用衣袖轻拭一下便已如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的眼泪，据说这种眼泪最能伤人。
及至极不情愿地上了“委培”方才明白我父亲为什么非要我读大学不可，大学才是实际上的人生起点，就象赛跑一样，起点的不同必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如果不想继续考研的话，大学便是学生的最后阶段，一头连着学校，一头连着社会，属于学生而又与严格意义上的学生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是一个必然要产生加速度的阶段，人生的差别往往便由此开始了。
——一方面，她以自治的方式把你从老师这个天底下最大的保姆怀里放下来，引导你鼓励你甚至不会让你感到哪怕有丝毫的不适应地去试着释放自己打算自己，去满足心中那份渴望已久却又羞于表达的独立自主的自由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才是人独立意识的开始，只有具备了目标的意识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意识。
另一方面，他是真正的人才集聚地，以有容乃大的胸怀包容万物，只要你想有所作为，不仅能够让你尽可以把爱好转化为技能，更重要的则是让你学会自我学习和开拓，足能让你受益终生。
我因此而感到庆幸，但如此却必须要继续花我父亲的钱了，不再花我父亲的钱是我不想上委培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花自己的钱是一个人独立的标志。我不想违背自己的初衷，便决定向我父亲“借”。
这个“借”字在我们那个地方是有违祖训的，这里面有个典故：据说，我祖父是我们村第一个跑出去抗日的人，有一次伤愈归队，因不认字而错过了队伍的宿营地，误打误撞地便进了敌占区仍不自知。
大白天穿着八路军军服在敌占区晃悠，很快就引起了鬼子的注意，这土八路的胆子太大了！鬼子当然不知是因为他不认字的莽撞，反认为八路要有什么行动，经过一阵紧张的慌乱之后，鬼子才确认只有一个八路……
要不是鬼子大佐叫嚷着要抓活的，恐怕有十个他也早已死过千回百回了。念及此，便觉得后怕，便更加感到读书认字的重要性，便立下了这么一条祖训：孩子未成人之前，父母宁肯砸锅卖铁饿肚皮也要供其上学。
所谓成人，意即结婚，未结婚便算不得成人，只要孩子，便可以天经地义地花爹娘老子的钱，万万不能提这个“借”字，倘若说出来会让人笑掉大牙。
但我父亲并没有拘泥于祖训，待我的决定一作出，他当即就让我写了借条，他显然把“借”当成了塑造我的一个手段。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他一声都在做两件事：一是创业，一是塑造一个“我”。他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象流水，没有源便不可能有流水，而没有渠则同样不可能有流水。
我猜测，我父亲的观点必是受了村里那句“贫富不过三代”的俗话的影响，尽管他从不承认，但他把这句流传了多年的俗语当成假想敌非要辨出个是非的态度便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我父亲不择手段地娶了我娘，之所以说“不择手段”，因为我娘是当时村里公认的最漂亮最聪明最贤惠的女人，与我父亲甚不般配，至今忆及时仍有人用“鲜花插到牛粪上”来形容。
这只是我父亲塑造我的第一步，在造我的过程中，我父亲则更加审慎，他十分重视并认真地把握着每一道工序，先后研究了许多诸如“上半夜生男下半夜生女不偏不倚正好十二点生子最好”之类的祖传秘诀并坚决贯彻之，偏不巧我父亲那天沾了酒，实在忍耐不住赶在上半夜便和我娘把那活做了，做过之后一看表：据十二点还有不到五分钟！
就这么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却足以让我父亲懊恼惋惜一辈子，其实也怪不得我父亲，主要因为那时尚属于煤油灯时代，一到夜里便只有睡觉，尤其沾了酒，最容易出事。要是当初有现在这样的条件，事情大概不致如此。
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懊恼惋惜之余，迅速地把目光转向了对我的后天培养上，坚信先天不足后天补。可任他费劲了脑汁，我仍无法成为一个当时大家公认的优秀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自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从没有过进入班级前十名的记录，而且自进入初中年级后便一改往日的驯服，犟到不着边际，根本无法跟我父亲沟通。
我父亲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学习成绩的家长，我的出人意料的变化不仅没有让他感到过多的失望，反而让他沾沾自喜，似乎从中看到了某种希望，他的这种态度从客观上促使了我性格的快速形成。
就这样我未及毕业便已做了负债者，负债归负债，终究算是自己的钱了，花起来虽难免审慎，却让我得到了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借款也算是一种来源，有了来源就可以自作主张，没有丝毫过日子观念的我豪爽地包揽了每隔一周就要聚一次的同学聚会的所有费用，尽管这些聚会的费用并不高，但不少参与聚会者虽打肿脸充胖子家境其实并不好，若非如此聚会便难以长期搞下去。
那一段，我经常会浮躁不已，莫名其妙地就会寂寞恐惧不安，做任何事情都无法激起自己的兴致。我怀疑自己患了周期性浮躁症，而且这个周期分明越来越短，如果没有这些聚会，我常担心自己是否会有勇气继续走下去。
3
应该感谢这些聚会，逢有这样的聚会，我便兴奋不已，甚至连绝不沾染烟酒从而尽全力与倡导人生离不了烟酒的我父亲搞对抗的誓言也忘却了，常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点一根烟，潇洒地吐着烟圈，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混，整个在混，时间偏就怕这样混，三年的时间不觉便过去了。三年“委培”大学读下来，我以自己的豪爽和耿直结交了不少死党，尽管这些死党毕业后大多断了联系，但多半是因为我的自卑而逐步失去的。
我的自卑主要来自于当时严格的身份差别：只要是国家计划内的大学生，实际上跟委培生一样容易毕业，毕业后都会被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分配到各行各业，而委培生则必须回到原委培单位，身份当然只能是临时工，尽管有不少的委培生随着国家机关的扩编也转了正，但毕竟是少数，而且就象墙上画的饼一样到底能不能吃上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都还只是个未知数。
当然，那时终究与现在不同，当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挤过桥的只有寥寥的少数，我上高中的那个班八十五人便只有这样的十人，能够跟这些人再同窗三年确不枉读了十几年的书。
毕业回家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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