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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垒浮云-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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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忍无可忍,下令三、四方面军,肃清黄河北岸,渡河进占郑州。于是奉军先头部队于一月底进驻河南彰德;全部兵力五万人,由京汉、陇海两路陆续南下,前敌总指挥是第十军军长于珍,而张学良则不时往来于前线与北京之间。

三月五日,张学良到达河南卫辉,此地南滨大河,西控上党,号称天下之中,他与韩麟春召集第十军军长于珍、第十七军军长荣臻、第五军军长赵恩臻及炮兵司令邹作华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前进,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一星期内渡过黄河,进逼郑州。

在会议中,张学良下了极严厉的命令:严守军纪,不碍害民扰民。原来张学良虽未正式受过西方教育,但从青年会到京奉铁路,他的外国朋友很多,颇为向往西方文明;革命军出师以来,只为部下恪守军纪,到处受到百姓的欢迎与支持,以致所向无敌,对他是个极大的启示。再细想一想,冯玉祥的部队打不散,亦是由于纪律严明;此外孙传芳的部队,军纪比较好,战斗力就比较强。奉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是第一流的,就是军纪太坏,以致于杨宇霆在江苏,地方上一声号召,群起而攻,不须有什么行动,就垮下来了。因此,他这一回决心要洗刷“奉军纪律最坏”的名声。

因此,这一回奉军由于黄河铁桥已断,不得不用船只渡河时,破天荒地是用相当合理的价格,雇用民船,而非蛮不讲理的征用;同时亦停止了拉伕,出价雇用伕子来运输辎重,使得河南老乡,大感惊奇。

三路泰军,由于珍所指挥的中路开始,分别在邹作华的重炮部队支援之下,强行渡河,直扑郑州,还发动了飞机助攻。同时张作霖给了吴佩孚一封电报,指责他“敌来犯境,则退让不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措词很不客气。见此光景,吴佩孚黯然退出郑州,转往豫西巩县,暂时歇足。

哪知冯玉祥的部队,已由陕西出动,而潼关守将张治公则投降了奉军;但在洛阳的所谓“镇嵩军”刘镇华部,却又响应冯玉祥。双方部队一层夹一层,形势搞得非常复杂,如果吴佩孚未离豫西,奉军不能自郑州攻洛阳的镇嵩军,张治公便有为冯玉祥、刘镇华夹击之危。因此,张学良派人持专函去见吴佩孚,信中很客气地请“吴老伯移居郑州”,实际上是要他让路。吴佩孚置之不理,韩麟春等人便老实不客气要动武了;以关云长自许的吴佩孚,变成了兵败的“刘皇叔”,栖栖皇皇地遁往南阳。

其时国民革命军的发展,真所谓“顺天应人”,大军所到,无不欢迎,以致孙传芳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三月什三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后,于四月十八日由国民党正式发表文告,国民政府决定奠都南京;军事方面继续北伐,肃清了黄河以南,而山西的阎锡山,亦已决定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军不能不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北洋军阀,如今只剩下一个张作霖了。时移势转,他只有在两条路中挑一条走,不是退守关外,便是独挑大梁。张作霖挑了后面的一条路。

挑这一条路,是由于张宗昌的慷慨陈词。六月十六日下午,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集会议,商讨“最高问题”,亦就是否自封“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张宗昌站起来发表议论:“现在的敌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似前不管是哪一系,打来打去都是北洋自己人。吃了败仗的,过一阵子照样再起来:现在败给革命军,可真是把命都革掉了。与其坐着等死,不如痛痛快快大干一番,干不过人家,再回关外也不迟。老帅有了”大元帅“这个衔头,就算出关,也跟孙中山在广东一样,仍旧可以撑起一个场面来。”

张作霖连连点头,“最高问题”便这样决定了。当天张作霖发表通电,表示讨赤到底;但对反共者,暗示可以妥协。同一天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会同奉军将领通电拥护张作霖。北洋政客梁大诏、曹汝霖等亦支持张作霖为北洋最高领袖。

两天以后,张作霖在西苑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当天发表两道命令,一道是“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今”;一道是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负责组阁。

其时冯玉祥、阎锡山已先后加入革命阵营。但冯玉祥与蒋介石,在意见上有严重的歧异;原来国民党内部正在闹“宁汉分裂”。

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初次会晤,虽经李烈钧等人极力沟通,一而冯玉祥始终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即是不愿率军沿京汉铁路肃清武汉。最后闹到冯玉祥不辞而别,径回开封。

因此冯玉祥之加入国民革命军,对奉军并不构成新的威胁,但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便成了奉军的肘腋心腹之患。张作霖几次派代表劝阎锡山回头,不得要领之后,终于在十月初“明令讨伐”。

阎锡山亦知晋奉之战势不可免,在军事上早有部署,但晋军自民国以来,一贯采取守势,备多力分,加上力量原不及奉军,所以一经接触,首先在京汉路上,为张学良、韩麟春杀得“军资遍野,骸骨积山”;接着京绥路亦告失利。

但正当张学良在保定发出捷报时,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突袭涿州得手;北京与保定之间的交通,被拦腰切断,张学良急派三十军军长于芷山,率兵赶往琢州,一战成功,但得而复失;再度进入涿州的傅作义,就不好相与了。

傅作义的兵力,共计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以及工兵营、机枪营各一,连同涿州城内的百姓,共计军民八万之众。自古以来,守城以粮食为先,所以傅作义实施粮食管理,预计可以供应一个月。他构筑的防御工事,周密坚固。守一个月亦并不困难。

奉军由张学良指挥,五次猛攻,不能得手,乃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战火殃及人民,最苦的还不是道路流离,而是困在孤城中挨饿。

一个月以后,粮食不继,改以杂粮充饥,士兵吃的是黑窝窝头,到了十二月初连杂粮都吃完了,只能吃酒糟。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被围整整两个月的那天。琢州妇孺数百人环跪在司令部外面泣诉,说他们肚子已经空了三天,要求结束战争,以维残生。但傅作义不为所动。

到了一月,傅作义实在撑不下去,派人向奉军谈判停战条件,二月四日达成协议,共计五条:第一、即日起停战;第二、涿州人民在战事中的一切损失,由奉军清偿;第三、涿州守城军改称“国防军”,永不参加内战,一切军械粮响,由奉方补充发放;第四、“国防军”驻地为军粮城;第五、奉方付现大洋二十万,作为开拔费。

这二十万元的一部分,落入若干老名士的荷包中,一个是樊增祥,湖北恩施人,他的父亲叫樊燮,在湖南当提督。这个职位是“绿营”——八旗以外,汉人兵营,使用绿旗,所以称为绿营——中最高的,掌管一省兵马,正一品。其时湖南巡抚是洪秀全的小同乡骆秉章,重用幕友左宗棠,独断独行,跋扈非凡,外号“左都御史”;一次召见樊燮,谈论军务,话不投机,左宗棠举起手来,就摔了樊燮一个耳光;接着以“目不识丁”的考语,参劾樊燮,竟致革职。

樊燮以一品大员,受辱于仅仅举人的左宗棠,认为奇耻大辱,回到恩施老家,对他的独子樊增祥说:“你将来如果不中进士,就不是我的儿子。”同时延聘宿学老儒,教樊增祥读书;对西席的礼遇甚隆,感于东主的雅意及苦心,悉心教导;樊增祥亦能不负父志。光绪三年中进士、点翰林,但散馆以后,改官知县,以后一直当外官。辛亥革命时,以江宁藩司署理两江总督,入民国后,一直保持着遗老的身分。

樊增祥诗才甚美,且以诗篇丰富著称,与易顺鼎齐名,傅作义为了沽名,特意托人致送大洋五千,请樊增祥写一首诗来榆扬,樊增祥最擅长的是梅村体的长歌,代表作是咏赛金花的前后彩云曲,以傅作义守琢州的艰苦,本可大大铺叙一番,但他心轻武夫,只做了一首七绝:“新收琢州七千人,百日燕南集大勋,十六年来千古战,英雄我爱傅将军。”

对于这首赠诗,傅作义自然应该称谢,于是另一位名士夏寿田亦收到了五千元。此人字午诒,是王湘绮的门生,他的科名比樊增祥高,是光绪二十四年的榜眼,但没有做过什么官,而且命运多乖,先入端方幕府,而端方在四川遇难;入民国后,入袁世凯幕府,结果一场洪宪春梦。袁世凯一死,夏寿田也失意了。只以奔走于皖系军阀门下,靠周济度日。受了傅作义五千大洋,为他写了一封谢函,骄四俪六,文采可观;但流传得广的,还是樊增祥的那首诗。

其时,有一项重大挫折,便是南北枢纽的重镇徐州,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部下所攻克。

本来当安国军成立,张作霖就任总司令时,商定的战略,除由张学良、韩麟春入河南,接替吴佩孚反攻湖北以外,三名副总司令的任务是:阎锡山固守晋绥,以防冯玉祥;孙传芳坐镇南京;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沿津浦线南下,进出南京、上海,协助孙传芳,抵抗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张宗昌兵分三路,自己往安徽去解决当地的小军阀;褚玉璞往南京;毕庶澄往上海,他的衔头是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

其时国民革命军已策定了肃清长江上下游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取杭州,其次占领上海,然后会师南京。当毕庶澄于二月甘四日抵达上海时,杭州已在六天以前,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东路总指挥何应钦分别自浙东、闽北进兵,顺利克复。毕庶澄当前的主要任务,便是防守松江三十一号铁桥,准备阻拦自嘉兴方面前进的革命军,所以司令部设在上海北火车站;像吴佩孚一样,在数节车厢中办公。

但没有两三天,毕庶澄一跤跌进温柔乡,只在富春楼老六的香闺中盘桓——原来当时上海的情况极其混乱,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到处发动罢工,甚至夺取警察局的枪械,准备武装暴动。加以直鲁联军与革命军有在上海大战之可能;租界当局为恐波及,都加强了戒备:英、法两国并派兵增援。上海工商界的有力人士,为求自保,必须多方疏通,以求免于战祸;而“三大亨”众望所归,尤其是杜月笙,正崭露头角,他与各方面都结有香火因缘,虽在阛闺而得“政通人和”之妙,所以自保之计,多向他求教。

当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取得共识,国民革命军纪律最好,而且白崇禧、何应钦都有表示,希望上海不致糜烂;因此只要策动毕庶澄投向革命军,上海即可避免战火。至于总工会,以三大亨在上海的社会势力,自有收拾他们的办法,不足为忧。

将毕庶澄诱入脂粉阵,便是预定的计划;除了富春楼老六以外,北里四小金刚张素云、芳卿、云兰芳,轮番周旋,毕庶澄一掷万金,毫无吝啬,北站的司令部早已置诸脑后。北洋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想跟他见一面,竟不可得。不久,杨村庄归入革命阵营,受任为国民革命军的海军总司令,并派军舰三艘,驶往九江,归北伐军指挥。

在富春楼的香闺中,枕边腻语,她劝毕庶澄投降革命军,这一来便可留在上海不走,双宿双飞,直到天荒地老。“毕庶澄不免心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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