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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文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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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哥哥一天一天的没用了。日夜蜷缩在他那一角炕头上，像吐尽了丝的蚕一样，疲惫抓住了他的心。背屈得像张弓。小辫越显得细了。他的身子简直成了个季候表，一到秋风起来便咯咯的咳嗽起来。
“老李老了！老李老了！”
大家都一齐这么说。年老的人最不易叫人喜欢。于是老哥哥的坏话塞满了祖父的耳朵。大家都讨厌他。讨厌他耳聋，讨厌他咯咯闹得人睡不好觉，讨厌他冬天把炕烧得太热，他一身都是讨厌骨头，好似从来就没有过不讨厌的时候！祖父最会打算，日子太累，废物是得铲除的，于是寻了一点小事便把五十年来的跑里跑外的老哥哥赶走了。我当时的心比老哥哥的还不好过，真想给老哥哥讲讲情，可是望一下祖父的脸，心又冷了。
老哥哥临走泪零零的，口里半诅咒半咕噜着说：“不行了，老了。”每年十二吊钱的工价算清了帐，肩一个小包（五十年来劳力的代价）走出了我的大门。我牵着他的衣角，不放松的跟在后面。
老哥哥儿花女花是没有一点的。他要去找的是一个嗣子。说家是对自己的一个可怜的安慰罢了。但是，不是自己养的儿子，又没有许多东西带去，人家能好好养他的老吗？我在替他担心着呢！
十年过去了，可喜老哥哥还在人间。暑假在家住了一天，没能够见到他。但从三机匠口里听到了老哥哥的消息，他说在西河树行子里碰到老哥哥在背着手看夕照，见了他还亲亲热热的问这问那，他还说老哥哥一心挂念我庄里的人，还待要鼓鼓劲来耍一趟，因为不过二里地的远近，老哥哥自己说脚力还能来得及呢。
又是秋天了。秋风最能吹倒老年人！我已经能赚银子了，老哥哥可还能等得及接受吗？
遗爱在人间——悼念冰心大姐
文坛世纪老人冰心安详地走了，撇下她心爱的祖国和她的亿万读者，远行了！她慈祥的面容，宽广的胸怀，高尚的人品，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她用圣洁的爱和纯真的情铸成的作品，将永远地流传下去，直到千年万代！
2月13日，从中国作协传来冰心大姐病危的消息，我的心顿时揪在了一起。我和全家人都在祷祝她能平安地迈进21世纪，再亲眼看看更加繁荣昌盛的祖国，看看下一代儿童在她的作品滋润下茁壮成长！但是3月1日清晨的广播传来了噩耗，我们都悲痛万分！
冰心大姐是我和我全家都很尊敬的文学前辈。她的《寄小读者》、《小桔灯》等不朽著作，教育了我家几代人。1923—1926年，我读中学时，酷爱新文学，她的代表作《繁星》、《春水》、《寄小读者》等诗文集，是我最喜爱的读物之一。她那对大海和母亲的纯真的爱，那清新的文笔，深深地感染着我。直到1945年2月，我才和冰心大姐初次见面。
那是一次不寻常的见面！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使民不聊生，文化界受迫害更甚。由郭沫若领衔起草的《文化界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文化人纷纷响应。诗人力扬带着“进言”从重庆市区赶来歌乐山我的住处，我在上面签了名；他还要我一起去同住歌乐山的前辈作家冰心家里，冰心稍作考虑，也在《进言》上签了名。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以头版头条登出了有300多位文化人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国民党当局惊惶失措，派人动员某些签名者发表反悔声明，也确有个别人登报声明，说自己是上当受骗。当有人去冰心家，问她：这名是你自己签的吗？她义正辞严地回答：“是”。那人悻悻地走了。这一“是”字，见出了冰心的风骨！
1956年，中国作协成立了书记处，我和冰心同被调往工作。“文革”中，我们十多人被关进“牛棚”，同挨批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冰心大姐豁达、镇定，从不唉声叹气，劳动之余或午休时间，有时还为同志编织毛袜子。在她心中，有一种光明必定会战胜黑暗的坚定信心与气概！
后来，我们这些老弱先后下到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算是照顾，我和冰心大姐有一度轮班看菜园。菜园在一个小土坡上，四顾无人，我们像出笼的鸟，自由自在。交班后，我总是和她聊一会儿才走。她健谈又有风趣。我们谈起在重庆初次见面时的那次签名，我说：你这“是”字，真是一字千金，掷地有声！她向我述说解放后从日本归国的心情和经过。她说，工宣队曾对她讲过：“谢冰心啊，你的材料，有些我们知道的，你不知道；有些你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在那种是非颠倒的特殊政治气候下，冰心大姐心里十分明白，她从不透露周恩来总理对她全家的关照和爱护。
“四人帮”倒台后，我们同庆再度解放，心情愉快，我去过她住的民族学院的 “和平楼”，她来过我住的赵堂子胡同小院。我去时，她满面带笑，向我“诉苦”：我不是民族学院的人，接待外宾，翻译英文书，都拉着我，把我写作的时间全占了。她来我家，要我陪她去寻祖居，说祖居就在赵堂子胡同一带。我们来回跑了胡同的前前后后，人是宅非，早已新楼换旧楼了，她怅然。
我喜欢作家字，会客室里高挂着郭老、茅公、叶老、闻一多、王统照、老舍、郑振铎等十多位师友的手迹条幅。我去信向冰心大姐求字，她一直不作答。我一再催促，终于在1977年5月19日寄来了她的墨宝，我欣喜万分；更何况她写的是“敬读毛主席词二首”后的“旧作”词，真是双璧辉映。她写的词是：
“仰望井冈山赤帜高翻巨人挥手白云端燕雀低飞天欲雨莫下征鞍 百战兴犹酣怕甚艰难熊罴虎豹等闲看唤起全球无产者共越雄关”
我马上以诗答谢：“高挂娟秀字，我作壁下观。忽忆江南圃，对坐聊闲天。” 冰心大姐既谦逊又风趣地回来一信：“我的几个破字，换来了两信及一张诗笺，我总算一本万利了。老兄诗兴不浅，可喜可贺！”她这幅字，一直与郭老、闻一多先生的条幅一起高挂在我会客室的东墙上。
冰心大姐心平如镜，十分达观。1985年9月，我得知文藻同志重病住院，去信慰问。9月9日她来信说：“文藻因心脏病于7月27日入院，8月3日起昏迷不醒……医生正在抢救，暂时平稳。人老了，总得想到身后的事，我想这也是自然规律，我把他惦念的事办好了就行……您也不要太为老友伤心。”文藻同志谢世后，直到1994年她自己住院前的近十年间，她仍笔耕不辍，又写下了《关于男人》等不少作品。19 89年，我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向她约稿，她欣然命笔，寄来大作《毛泽东诗词鉴赏一得》，称毛主席诗词是“大气磅礴，豪迈精深”。她还深切关怀着教育工作者、妇女和儿童，不断地为他们呼吁。她将慈母般的爱心给予她所爱的人，人们也全心身地爱着她，尊敬她。
冰心大姐90华诞那天，我和妻子郑曼携小女儿苏伊前去祝寿。她身披红披肩，满面春风，神采奕奕。在挂有她最心爱的梁启超为她题写的对联前的沙发上，她让我和郑曼分坐在她的身边，亲切地注视着我喝完那杯她递来的祝寿酒，她的外孙陈钢摄下了这一瞬间。这张照片，成为我家永远珍藏的纪念品。
冰心大姐住院后，我也病倒了。几年来，我和全家都很惦念她，怕打扰，不敢去医院探望，只不时地给她家打去电话，询问病情。我们是多么希望冰心老人能健强地活到科学家所说的人类生命的极限，让她的爱和美照亮她所关爱的千千万万人的心。而今，她走了；不，她没有走！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1999年3月6日
附记：我年高久病，此文请郑曼代笔。———克家
《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9年03月15日第7版）
“六亲不认”
要好的朋友许久会不到面，乍见之下，不知是高兴还是抱怨，总是意味深长地微笑一下，跟着是这么一句：“真是‘六亲不认’了。”
多年相交的知心朋友，除了偶尔在会场上远远地打个招呼，经年不见是常事。共同住在一个城市里，而“老死不相往来”，“咫尺天涯”，语不虚妄。
为什么朋友成了“参”“商”？是不是在过去黑暗反动的统治下，大家“相濡以沫”，朋友之间，容易聚在一起披肝沥胆，慷慨抒怀，而今天情势已经大不同，就不需要这样了呢？
我看不是的。人人觉得生活里缺乏一种东西，好似花儿缺乏露水。生活得紧张，也生活得干燥。在工作之余，在病痛之中，在春秋佳日，在风晨雨夕，多么需要有个知心朋友来开怀畅谈啊。谈一谈个人的情怀，谈一谈工作计划，谈一谈过去和未来……可是，朋友在心上，不在眼前。
“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也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是，忙是够忙的了。工作忙，开会忙，听报告忙，作检讨忙……真是人人忙得个“不亦乐乎”。可是，忙不是惟一的墙可以把朋友长久地隔开。
我觉得，友谊的花朵，多半是由于气候的关系，开不出来。
在旧社会里讲“交情”，在新社会里讲“同志关系”。本来“同志”就应当包括相亲相爱的情谊，但是实际上却不完全如此，甚或完全不如此。好似“同志关系”只是冷冰冰的工作关系，而朋友才可以彼此揭开心胸，倾泄热情。所以有人接到朋友的信，看到上款只写自己的名字下边缀上两点或称兄道弟，便认为亲切而心中暗喜，如果被称为“同志”，便觉得一般化，一阵冷淡感觉掠过心头。
在全国解放初期，一般知识分子，还是寻亲问友，热情率真地相互交谈，把心底事倾倒在朋友面前。这里边有个人主义的牢骚；有自由主义；说不定还有反动思想。那时候，大家爱说，赤裸裸表现自己。几年来在一些运动里，友朋间的这种“倾谈”有的上了“材料”，甚或望风捕影，穷追其中的“微言大义”。于是，许多知识分子“逢人只说三分话”了。在“肃反运动”刚过去时，我听到许许多多人异口同声地说“今后除了工作关系上的必要接触，断绝一切往还！”这话说得很决绝，但也很沉痛！
人是感情动物，生活里除去友情，不像陷了个大窟窿？有人说：“党员是不讲感情的。”党员办事应该遵守党的原则，不徇私情，但是“党性”可能成为和 “感情”牴牾的一种东西吗？说这话的人，当然是未免以少数概括全体的偏颇，这可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有些党员冷若冰霜，可敬而不可爱。用这样态度去向党外交朋友，等于要用冰棒去敲出热情。
现在的情况变了。虽然是“乍暖还寒”，但春意毕竟是来在了心上。“百花” 不仅要放在纸面上，也要放在口头上。即使放出牢骚，放出自由主义，总比禁锢在心头好些。解冻的春风吹来了，友谊的花朵，开放吧。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３日
以耳代目之类
在满城争说《十五贯》的时候，和一位许久不见面的朋友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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