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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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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学联常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闻一多对“五四”的看法明显受此影响,直到1945年,闻一多还认为,因为当时工人没有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1945年5月3日闻一多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所以他一直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派,一个政府”。

而他对国民党产生怀疑,并最终分道扬镳,也与“五四”有关。1944年,国民党政府将原来定在5月4日的青年节改成了3月29日,这引起了素崇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到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正式提出要“恢复儒家的伟大传统”,闻一多简直忍无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写道: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一度拥护国民党是因为他“爱国”,他后来反对国民党是为了要求“民主”和“进步”。这种种态度无不与“五四”精神息息相关。闻一多曾严厉抨击西南联大当局“胆小怕事,还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说:“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没有完成五四的任务的。五四要科学,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作出这一切的批评,闻一多依据的都是“五四”的标准。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闻一多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专心治古典,以致足不出户,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但由“五四”点燃的尊尚爱国、民主、科学的火焰,从未在他胸中熄灭。他虽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却“愈读中国书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罗隆基曾说闻一多从拥护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是“变”,其实只不过是他一直遵奉着“五四”精神罢了!闻一多政治上的识见可能不见得高明,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岛大学时劝阻学生运动时如此,在昆明时支援学生运动亦复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五四历史座谈》)  

梁实秋:五四运动的局外人
1919年在北京读书,后来又成为新文学健将的人物,“五四”时大多是热情的参与者。但梁实秋是个例外。他在“五四”时并没有足以为后人提及的个人行为,后来关于“五四”的评论也颇有批判的意味。从这里我们似乎已可以窥见梁实秋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轨迹。

梁实秋于1915年考入清华,当时的清华还只是“留美预备学堂”,僻处城郊的海淀,纪律严明而且重外轻中, “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清华八年》,下同)。“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在这样的环境中,清华学生和外界,和城内学校的联系都不太多。因此“五四”当天,并没有清华学生参与游行。

但是清华并非就是世外桃源,即使是被同学认为“不太问时事”的梁实秋,对清华内部的状况,也同样表现出了反抗的一面。梁实秋自小家庭规范极严,他对清华严厉的纪律倒能安之若素,数十年后还坚持认为,“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但梁实秋对充斥清华的对中文的轻视不能无所感触。清华当时上午上用英文讲授的课,下午上用中文讲授的课,极不重视中文课,不尊重中文教师,“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外人偏偏不肯低头。”梁实秋的反应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

所以5月19日北京学生开始街头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大队进城了。在前门外珠市口,梁实秋所在的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开始讲演。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梁实秋开始反感“五四”的做法了: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运动开始后,章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这让从小在守礼不移的旧家庭长大的梁实秋非常不满。

正如梁实秋所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五四”之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开始向学校要求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对这种经历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对此梁实秋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总的评价是:“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对闹风潮的反感自不必说,即便他肯定的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求知的狂热”,梁实秋在日后回忆起时也不无微辞:“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梁实秋的口气,倒好像他只是五四运动的一个观众,而并非身处其中的热血青年。  

拿饭来换学问!
湖北有三峡,有黄鹤楼,有赤壁。可是湖北出的大文人似乎不多。我没有翻查《历代文学家大辞典》,但这应该是事实。清末的一天,陈独秀在东京访章太炎,就提到这个问题。陈是安徽人,章是浙江人,这两省,不用说,近代出的大人物加上脚指头都数不完。可是它们的邻省湖北———那会儿还没有“武昌首义”,谁知道黎元洪黎菩萨?何况谈的是大文人。

不料纸壁那边有一个声音咆哮起来:“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没出什么人,未必就不是我!”

说话的,是湖北蕲春人,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黄季刚。

古文字研究到现在,一共有两大宗,一是“罗王学派”,罗振玉、王国维,一是“章黄学派”,章太炎、黄侃。黄侃和他老师一样,早年是革命家,民国后才废政从学。今日硕儒,当年游侠,正是那代学者的独有风神。

章太炎是“章疯子”,黄侃呢,也是个“妙不可酱油”的人。

他进北大,比蔡元培还早。蔡元培长北大后,章门弟子很是得意,什么三沈二马,周氏兄弟,朱希祖,钱玄同。可是黄侃跟他们都不同调。他看不惯北大聘吴梅来教戏曲,认为简直是丢北大脸,他更看不惯新派教师(主要是他的同门)围着蔡校长转,骂他们“曲学阿世”———这就给了蔡元培一个外号,叫“世”。当然,他最看不惯胡适之的提倡白话。胡适说白话文“痛快”,他就说“喝醉了酒被刀子砍头最痛快”。

他看得惯谁呢?刘师培,这个先出卖革命派,又参与筹安会拥袁的“民国罪人”。刘氏三代治经,可是就快没了传人。为了让刘氏经学能传下去,黄侃毅然跪下磕头,正式拜比自己只大一岁的刘师培为师。“士大夫耻相师”是自韩愈写《师说》时就有的风气。大家都是北大教授,黄侃这个头,磕得古往今来多少人汗颜!

黄侃在风气一新的北京毕竟待不惯。五四运动后,他就南下到了保守派大本营南京。在中央大学的黄侃,不那么受到关注,可是他的学问传了下来。最好玩的一件事,是他上课上到一半,突然神秘地说:“学校给我的薪水,只够讲到这里,你们要听下去,得另外请我吃饭。”这顿饭学生请没请,于史无征。有人说这是黄侃师德上的瑕疵,我倒觉得,季刚先生这样说,是因为知识有它自己的尊严。反过来看,黄侃磕头拜师得来的学问,为什么就不值一顿饭?

季刚先生死得太早,值得我们拿饭去换一顿学问的老师太少。  

我为什么热爱鲁迅
鲁迅的伟大是公认的。从前的定评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现在头一项不大提起了,而对末一项,则是连他的敌人如陈西滢等都不得不服膺的。郭沫若称鲁迅与其弟周作人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一对颠扑不破的重镇”,而在汪曾祺看来,中国现代至今的散文无非是两条路:鲁迅的奇崛和周作人的冲淡。说文学家的鲁迅是自中国有白话文学以来数一数二者,大约不会有太多的异议。

对鲁迅的诟病主要来自他不计其数的笔战对手,前些年又鞭尸似地被某些海内外“精英”翻炒过一阵。总括起来大致有三:一曰峻急,二曰刻薄,三曰多疑。

鲁迅对社会和人的批判确乎颇不合时下流行的“宽容精神”,但这种并非为了要报私仇或快速成名的峻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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