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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局专案-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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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起来，李纪周出生时，他父亲已经41岁了，而李纪周也是家里惟一的儿子。先前公安部宿舍在木樨地，每天早上有班车接送。有经常坐这一班班车的人士回忆说：“他爸爸真是疼受这个儿子，经常早早地起床，到班车上占一个座位给李纪周。”父亲1998年去世，时年95岁，而这年年底李纪周即被“双规”，所以也有人感叹：“幸亏他爸爸‘走了’，否则不知会多伤心。”
“干干净净”，这是多数人评价李纪周所通用的一个词，而且，“他的头发总是弄得锃亮，根根细致，根根到位”。公安部里的老人评价李纪周是“懂礼貌”，在部里如果碰见老人，有职务的，李纪周一律叫职务，没有的则叫“叔叔”、“阿姨”，即使后来他坐到了副部长的位置，仍然如此。有人观察到，在部里食堂吃饭，打菜的师傅给别人半勺，给他会是一勺。当然，这时李纪周已经是副局级了。“不过，很难说别人是冲着他的官位去的，与他同级别的官员也很多啊。”即使在这些非常正面的评价里，也有一个共同的判断：“（李纪周）特别爱玩。”而治安局所管辖的领域，在过去一般描述为“特种行业”，也即酒店歌厅舞厅、大型文艺体育表演……在最近20年里，“特种行业”早已成为城市化的象征。
李纪周的升迁，多大程度上得到他父亲的帮助？这个问题，无论是李纪周曾经的上司，还是后来接任他位置的官员，答案很一致：“没有！”
李纪周的父亲是安徽金寨人，参加过长征，许多在公安部工作过的人都对他有记忆，说起他，大家首先会说起他的外号：“老天爷”。这个外号的来由有解释说是他的口头禅就是“老天爷”，所以别人慢慢地也这样暗地里叫他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一直在公安部办公厅行政处工作，经常需要管理的是工人，而他又保持着军队的工作作风，因此被称为“老天爷”。
法庭上的李纪周神情黯淡
“老天爷”给人的印象很好，他不是那种一板一眼，严肃过分的人，随和再加上他的资历，大家在敬重之余颇有好感。后来离休了，他经常到公安部老干部活动中心打麻将，身体很好，但耳背了，所以听不见别人说话，只有他一个人大声而快活地说个不停。他离休时是办公厅副主任身份，但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说：“以他爸爸的位置与关系，想帮儿子，最多也只能在他进入军队与公安部的时候，往更高层的位置走，很难说帮得上。”
李纪周引起人们关注是1980年公审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时期，他成为专案组成员。能够进入这样的专案组，至少在当时是重要人物的象征。据说审判“四人帮”前，专案组首先要模拟预审，找人模仿他们，看他们会提什么问题，然后研究对策。李纪周在专案组负责模仿江青。大家都知道江青最难对付，而挑选李纪周来模仿她，可见李纪周的观察能力、想象推理能力和模仿表演天赋得到了专案组较大范围认可。他在模拟审判中扮演的江青，惟妙惟肖，在场的人都拍案叫绝。这段特殊经历，似乎为刚刚进入司法机关的他奠定了良好基础，并成为他仕途腾飞的一个起点。
李纪周虽然从小到大都住在公安部大院里，可他任副局长之前，公安部大院的人一直对他没什么很具体的印象。当然，模仿江青之后就大不一样了。1981年8月才任科员，1983年8月就破格提任治安管理局副局长，让人刮目相看。1989年11月，升任治安管理局局长。1992年，下派到广州市公安局挂职锻炼一年，担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1993年3月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4月12日后分管出入境边防管理局、交通管理局，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这时候49岁的他，已经是副部级领导干部。1993年6月担任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1995年12月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12月4日后分管办公厅、边防局、出入境管理局、交通管理局，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1996年5月29日后分管办公厅、边防局、出入境管理局，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1998年8月后分管办公厅、边防局、出入境管理局、信息通信中心，联系、指导民航公安局。
在公安部大院里，有人说“李纪周有能力，思路敏捷，办事果断，关心下属、不拿架子”；有人说“他给人的感觉干净利索，连头发都总是弄得锃亮锃亮，根儿根儿到位”；也有人说“如果方向明确地交待他办一件事情，他会效率很高地完成；但如果让他自己拿主意独立做什么，就相对差些”。公安部里的老同志则多爱夸李纪周“懂礼貌”。在部里如果碰见老同志，有职务的，李纪周一律叫职务，没有的则叫“叔叔”、“阿姨”，即使后来他坐到了副部长的位置，仍然如此，颇得好评。
然而，李纪周这样一个仕途顺利，位高权重，而且颇受好评的人物，何至于落入犯罪的深渊，成为阶下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交错了朋友，没管住自己，没管好家人”。
粗略看看卷宗，方工觉得，李纪周案比成克杰案难：李纪周根红苗正、一帆风顺，人称“生在红色延安，长在红军家庭，学在红色学府，锻炼在绿色军营，升迁在绿色警坛”。多起罪行与走私有关，而他案发前却担任全国打击走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曾参与办理许多大要案，尤其是参与过查处“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见识过大场面；长期在公安机关工作，熟知司法机关办案程序和关键，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高超的反侦查能力，这些均远非近乎法盲的成克杰所能比拟。李纪周的妻子程辛联是他大学的同学，同样出生在高干家庭，父亲曾任内务部高级领导。再加上该案主要证人如赖昌星、汤松新都在逃，许多重要证据难以取得。这案，谁能说不难！——不难，还用得着你方工！
方工的一位同事说过，方工从来不是在做官、只是在做事。方工说：“官就是官职，官职不就是职责吗？既如此，做官不就是履行职责、不就是做事么。”他所做的事，多半是办案，案中人不乏形形色色的官。这些官，比他大的有，比他小的也有。这些官们对“做官”与“做事”的诠释往往与他不同而高见频发。对于这些，方工时有见惯不怪的感觉。每当办完一件案子，长舒口气的同时，这些官们的所作所为往往让他咬牙切齿、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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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过的大案不少了，见过的贪官恶迹多了，常理似乎不应再对贪官所作为大惊小怪。可是，三天过去了，李纪周案的2000多页案卷材料看完了，脖肩僵直、腰酸腿麻的方工，仿佛看到一个贪官的影像隐约走近……这些年反腐败浪潮掀翻那么多高官，还没见过敢这么干的！方工震惊了！
令人震惊的事实
1993年底，时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李纪周在厦门参加庆祝厦门特区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毛凤平、厦门市委副书记刘丰、厦门市胡里区区委书记许甘露向他大谈赖昌星如何如何了得。后来毛凤平又找机会将赖昌星介绍给了李纪周。短短接触，李、赖二人内心均发相见恨晚之叹。当时的赖昌星已经通过走私聚敛了大量财富，在厦门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但他仍不满足。也许是内心的惶恐不安，也许是急于发展、再上一层楼，他要在北京、在中央机关“打开局面”。遇到在仕途上鸿运当头的李纪周让赖昌星感到兴奋，而赖昌星的慷慨、豪爽和财富也同样令李纪周佩服。李纪周不仅看重赖的能量、财力，对他的行事风格、做派也颇为赞赏。他不止一次地对周围的人称：“他才真正像个做大事的人。”谈起另一个与他有利益关系的走私商人、新英豪公司的董事长梁耀华，李纪周对其大肆走私行为倒是未置可否，只说他是一个小地痞、小混混儿。“赖昌星不同。他说话从来不那么直白，但你能明白他的意思。只要他答应的事情，马上会给你办好。”此后，二人来往密切。
李纪周夫人程辛联为人大大咧咧，一副热心肠的样子，很好事。她曾任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其间为图书馆做成过一笔生意，从此之后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有经商之天分。在全民经商潮中，她也浮躁起来，打起了做买卖发财的主意，为此办了“病退”，到处张罗着要做生意。据调查程也是高干后代，但她在许多场合的表现，被知情人极含蓄地概括为“过了些”、“有些张扬”。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程辛联介入李纪周事务与周边关系之深。法庭庭审在认定李纪周是否有重大立功表现时，有一材料证明李纪周揭发某某走私问题，但李的揭发并不具体。不过，李告诉办案人员具体情况可向他的妻子程辛联了解。果然，程辛联提供的信息，直接有助于此案的侦查。
1994年下半年，赖昌星来北京，下榻王府饭店。李纪周夫妇前去看望。闲聊中赖昌星问及程辛联工作单位情况。李纪周有些无奈地说：“退休了没事儿干，在家闲呆着。”敏感的赖昌星立刻看到了时机，却又有些漫不经心地进言：“可以做生意嘛！为什么不做生意，我可以帮忙嘛。”李纪周没说什么，心里却很受用。他觉得，赖昌星既然主动答应帮夫人忙了，一定会有所表示。
12月下旬，程辛联打算与别人合伙承包饭店，苦于没有钱交定金。对李纪周讲了，李纪周说：“赖昌星不是说要帮你吗？你可以去找他啊，他这人爽快又有钱，不会食言的。跟他说一声钱的事不就落实了？”次日，程辛联就给赖昌星打了电话。赖昌星立即答应了，并给程辛联一个人名和电话号码，让程辛联直接找那人拿钱。程辛联与那人取得联系后，便轻轻松松得到100万元现金。
1995年，李纪周在北京见到赖昌星，提起这100万，他不无深意地说：“你给她那么大一笔钱，她又不会做生意，要是赔了怎么办？”赖昌星胸有成竹地说：“不会做，做几次就会了。这些钱就当交了学费，不用还了。”李纪周没有客套，回家后告诉程辛联，100万不用还了。
李纪周对独生女儿李茜一向十分宠爱，一如他当年受他父亲疼爱。在那份“悔罪书”里，李纪周写道：“我就一个女儿，一直对她过于溺爱，从小娇生惯养。她要去美国，我虽然不太同意，但是她和我夫人坚持，我也就妥协了。她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我也就不惜一切，明知不对，接受了赖昌星的50万美元的贿赂。”
李纪周对女儿的疼爱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使得千金小姐愈发任性、娇气。大学毕业后看哪儿都不顺眼儿，更不愿意按部就班参加工作，一心想着国外的花花世界。1996年，李纪周通过中国西北石化设备集团公司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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