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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鲁迅经常发低烧，出国疗养之事也就无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鲁迅一场大病，朋友们又提起这件事，但那时鲁迅的健康状态已不适宜远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镰仓小事休养（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给我的信），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发，终于不起。

1976年6月5日于北京

卷七　关于鲁迅　我和鲁迅的接触

一〃左联〃的问题

“左联〃活动我也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其中的一些情况。

我是一九三○年四月从日本回上海的。到上海没几天，冯乃超来找我，我并不认识他，只知名字。冯问我知道不知道成立〃左联〃，我说知道的。他就拿出〃左联〃的一份纲领（字不多）问我看过吗？我说知道大概情况，是上海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好得很，很好。他说你愿意加入〃左联〃吗？我说：照纲领的要求，我还没有资格参加。冯说：纲领是奋斗目标，不是每个加入的都具备这条件，你不必客气。这样我就参加〃左联〃了。

过了几天，我去鲁迅那里，和鲁迅说起我参加〃左联〃这事，鲁迅说不晓得。不过鲁迅说，这事我也同意的。

我与冯乃超谈话，知道〃左联〃当时有一个执行机构，大概叫书记处，里面当然也有鲁迅，活动的办法是，大的事情向鲁迅请教，书记处有一个执行书记，管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的。因为那时这些人一方面要卖文维持生活，另一方面还要自己做点研究工作，所以几个人轮流，其中有冯雪峰、阳翰笙、冯乃超等，鲁迅不在其中，他是从方针政策方面做领导工作。

从同冯乃超谈话中我了解到，因为白色恐怖，〃左联〃很少开会。我问他参加〃左联〃的有多少人，他说：成立时签过名的四十多人（我记得在当时一个刊物上发表过），有的人不在上海了，还有的人我们根本没看到过。我加入〃左联〃一个多月后，在上海的成员开过一次会。上海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是在某某大厦的三楼，〃左联〃这次开会就借这个地方（听说是洪深托人借的）。当时是坐电梯到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据说是这个俱乐部的侍者（茶房）休息的地方。那次开会，鲁迅参加了，但主持会议的不是鲁迅，是那一个月的执行书记。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还讲了最近活动情况，并说这个地方是借来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一个小时。接着就请鲁迅讲话，这个讲话不知是否收入全集，好象没有。鲁迅没有稿子，大约讲了半小时，讲话的内容，大意是关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和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等。鲁迅讲这都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主要是〃左联〃每个成员都要〃改造思想〃（原话虽不是这样说的，意思是这样）。有一句话，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鲁迅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这话很尖锐，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果然如此，如成立时参加的杨邨人后来就成了叛徒。鲁迅讲完后就散会了，两、三人分批走的。

除了这个会，还有些小会，二三人参加，都不是在个人家中开，而是在公共场所，如在咖啡店。此外为了配合各种纪念活动，常常是大家分头活动，如纪念五一节，纪念文章登不出来，是在马路上贴贴标语。

“左联〃其他活动是办一个刊物，最初名为《前哨》，只出了一期。这一期内容全部是关于五作家被害的事。这是秘密出版的，经费是由〃左联〃成员中经济情况好一些的量力捐助。《前哨》出了一篇改名《文学导报》，这个刊物完全是鲁迅领导的，文章也都是经过鲁迅看过的，定稿是鲁迅决定的。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五烈士被捕后，“左联〃活动减少了，后来就改变一种活动方式，一些青年成员，想法找一些学生或工人同他们交朋友，目的不是介绍他们进〃左联〃，而是向他们作政治宣传，后来连这也不能进行了。

这时周扬还没有进〃左联〃，冯雪峰是书记处的成员，这一年下半年或是第二年上半年冯雪峰找过我，对我说，你也来担任一期执行书记。我说：我不熟悉情况，恐怕不行。他说：可以试试看。因此我也担任过一个月的执行书记。〃左联〃成员做宣传工作的，要定期向执行书记汇报，可能一个月内开一两次小会。

自五作家被捕后，〃左联〃可以说没有什么发展。一九三二年后，白色恐怖更加厉害，发展工作就完全停顿了。

大家住的地方彼此都保密的，当然熟人之间不保密，对不熟的人就保密。鲁迅和我住的地方，我们彼此不保密，我们书信一般由书店转，鲁迅由内山书店，我由开明书店。我原来住景云里，后来鲁迅搬新建的大陆新村，他告诉我，大陆新村还有空房子，我后来也搬去了。他住在大陆新村第一弄，我住在大陆新村第三弄。

周扬从日本回来以后，加入〃左翼戏剧界联盟〃，后来冯雪峰把他拉进〃左联〃。但是不久他们之间闹了矛盾，冯雪峰就离开了〃左联〃（这事情大概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也许我记错了。）周扬他们主持〃左联〃工作以后，由于白色恐怖，就不开全体成员会了，凡事也不再向鲁迅请示。此后，鲁迅领导〃左联〃，不过是名义而已。

二关于〃左联〃解散

大约一九三六年正月头上或一九三五年底，那时上海已经有了统一战线的组织，拿抗日救国作旗帜，组织了〃文化界抗日救国协会〃，包括律师、记者、杂志编辑、学术工作者，主要人物有沈钧儒、邹韬奋，另外还有个别的工商界人士如章乃起等等（抗日战争以后叫〃救国会〃），但是，没有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郑振铎找我说，夏衍要找我谈一下。我与夏衍来往很少，与周扬、田汉、阳翰笙都不大往来。我问郑振铎，夏衍找我有什么事？郑说，夏衍没说。郑振铎是暨南大学教授，是商务印书馆董事并编译所长高梦旦的女婿，国民党特务不会注意他的，在他家里谈话是保险的，所以我就约夏衍在郑家里谈话。谈话重点：夏衍讲中央号召要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有了，文艺界目前还没有，准备组织一个范围大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夏衍说，他们已经与好多方面联系过，〃礼拜六派〃也答应加入。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参加，打算叫做〃文艺家抗日协会〃，或〃文艺家协会〃，名称没定。夏衍说，这事要征求鲁迅意见，但鲁迅不肯见他们，所以只好找我把这意思转告鲁迅。他问我对新组织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与鲁迅谈过再说。他说：第二个问题是〃左联〃要解散。如果不解散〃左联〃，人家以为这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了，那么统战范围就小了。夏衍还讲了一些其他的事，大概是已经有多少人参加之类。我说，我可以把这两个问题转告鲁迅。夏衍又问几天以后听回音，我说三天后仍在郑振铎家会面。夏衍走后，我问郑：他们找过你没有，他们连〃礼拜六派〃都找了。郑说：也和我谈了，我不是〃左联〃成员，我无所谓。郑对要拉〃礼拜六派〃不放心，以为如果这样办，那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进来了。

我忘了是当天还是第二天，我就去告诉鲁迅。鲁迅说：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容纳〃礼拜六派〃进来也不妨，如果他们进来以后不抗日救国，可以把他们开除出去。说到解散〃左联〃，鲁迅不赞成。他说，统一战线要有个核心，不然要被人家统了去，要被人家利用的。鲁迅说：“左联〃应该在这个新组织中起核心作用，至于夏衍说不解散〃左联〃，则有些人要害怕这个新组织，不敢加入，如果这些人这样胆小，那么抗日也是假的。我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下次我和夏衍见面，就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三天后，我和夏衍会面，我把鲁迅的意见讲了。夏衍说：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头，就是核心。我说：我是赞成鲁迅意见的，现在我可以把你这话转告鲁迅。这次，鲁迅只说一句话：“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我就托郑把这句话转告夏。夏衍等因为鲁迅不赞成解散〃左联〃，也就把解散〃左联〃和成立新组织的事拖下来了。后来，他们在一个期刊（他们办的）上登了一个消息，大意说〃左联〃已经完成历史任务，没有存在的必要，从此解散。是什么期刊，我记不得了。

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说的中央批准解散〃左联〃是上海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是哪些人，我搞不清楚，〃长征〃以后，他们与中央的联系就中断了。

三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一九三六年春天，周扬、夏衍等已提出〃国防文学〃、“国防音乐〃等口号，我和鲁迅也是谈过的。鲁迅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国民党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面卖的是什么货色。不久《赛金花》就出来了。鲁迅说，原来是这个货色，哈哈大笑。

那时夏衍常找我和郑振铎，我问过他，你们提〃国防文学〃的口号根据是什么。他说，根据中央的精神，在《救国时报》上有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就是王明）写的文章，其中提到〃国防文学〃，又说看到〃INPREGO〃（中文应译为《国际时事通讯》，是第三国际出的期刊，用英、德、法、西班牙等文字出版），英文版也有这口号，即〃Literatureofnationaldefence”（中文即〃国防文学〃）。夏衍这样引证，表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不是他们杜撰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一天我到鲁迅那里去谈别的事，临走时鲁迅谈到口号的问题，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太笼统，意义含混不清；又说他们拟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说这个新口号和冯雪峰他们都谈过，问我意见如何。我说很好，没意见，并劝鲁迅自己写一篇文章，正式提出这个口号来，这样才有力量。因为周扬他们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所以我主张鲁迅出面写文章，提出新口号。鲁迅说也可以，但近来身体不大好，慢慢儿来吧。

大约两个星期后，胡风在他们的小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个新口号提出来，丝毫不提这口号是鲁迅提的。郑振铎告诉我，我大为惊异，就去找鲁迅。鲁迅说：他昨天才知道。我说：你没有写，为什么胡风写呢？鲁迅说：上次我和你说过之后，胡风自告奋勇，要写这篇文章。但胡风写了后，也不给鲁迅看，就发表了。我说：胡风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写出文章没有给你看，第二，文章中没有提鲁迅的名字，使读者以为这个新口号就是胡风提的。胡风这个人相当复杂，这篇文章解释新口号也不全面。我仍劝鲁迅写文章，谈这个新口号，纠正胡风的缺点。但后来鲁迅还是没有写，因为那时鲁迅身体已经不太好，经常发低烧。他只用口述，冯雪峰笔录的方式写答托派的信，以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短论。

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也是在这时来的，鲁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