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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师笑说：“这好东西你们没看到？在博物馆地下铺着呢！”　
　　生殖崇拜各民族都有，像这样在雕塑、壁画中若无其事地展现，只能说明希腊、罗马文明较之东方文明更暴露。　
　　可以说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著作很多，性文化比较的著作，我孤陋寡闻，却读得不多，手头可引用的史料也有限，因此只好乱弹一阵了。　
　　比较古代民风，在好色与淫上，并无谁胜谁劣的区别，伊特鲁利亚人有公开做爱的风俗，罗马人也有诱杀萨宾男人，强奸萨宾妇女的不光彩记录。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宫廷里，乱伦者有之，两男共一女者有之，甚至秦始皇母后的面首，有人吹嘘其阳具可以挂上一个车轮。　
　　帝王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多半是这个国家百姓的浓缩版和精华版吧？罗马曾经有淫荡的国王塔昆，被其臣民赶跑了；东方帝国也有杨广这样的淫荡皇帝，被唐朝的开创者推翻。但不同的是，罗马人在经历了塔昆的暴政后，更加意识到共和和自由的宝贵；而古中国的百姓们却更加盼望明君。　
　　比较“罗马，长安，谁更残暴淫荡”，就不能不提到罗马和长安的缔造者或开创者们。相传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斯为母狼抚养，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杀了自己的孪生兄弟雷慕斯。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认为：罗马的残暴淫荡都与早期的血腥残忍有关。　
　　长安没有固定的缔造者。但刘邦、吕雉的残暴史书上都有记载。帮助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们一个个被“走狗烹”，而长安的宫廷里因为女人争风吃醋，也曾经出现了叫“人彘”的东西（即把一个美丽的MM手脚都砍了，并且弄哑）。　
　　在凌沧洲先生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最像罗慕路斯，不仅在权力争夺战中诛杀了大哥和弟弟，还把他们的儿子都杀个干净，同时把他们的妻妾都收归己有，此种“高妙”是罗慕路斯比得了的吗？（见《唐书》）虽然李世民有雄才大略，虽然李世民胸怀宽广，但在斩草除根方面是决不手软的。而且帝国的舆论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好——杨广就是昏君、淫荡之君，而唐太宗是千古明君。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短命王朝多暴君、昏君，固然有这种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君主来不及组织写作班子，塑造他们的英明形象。而长命王朝有充分的时间，一边记录前任的丑闻，一边巩固自己的合法性。谎言重复一千遍不就成了真理吗。　
　　再看看千古一帝汉武帝。南齐人王俭记载道：“元朔中，上起明光宫，发燕赵美人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满三十者出嫁之。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建章、未央、长安三宫，皆辇道相属。幸使宦者、妇人分属，或以为仆射，大者领四五百，小者领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辄住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宫人既多，亟被幸者数年一再遇。挟妇人媚术者甚众。选三百人常从幸郡、囿，载之后车，车上同辇者十六人，充数恒使满，皆自然美丽，不假粉白黛绿。侍尚衣轩者亦如之。尝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而《旧唐书？食货志》亦记载道：“汉武帝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　
　　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中，仅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即有宫女四万人，可见唐玄宗的宫女是超过四万个的，而当时唐朝的总人口也就五千多万，相当于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唐玄宗的妻妾，比唐代的官员总数还多。这样看来，要评历史上拥有宫女最多的皇帝，唐玄宗当之无愧。”（参见相关网络文献）　
　　至于女皇武则天的残暴淫荡那更是有案可查，历史上著名的酷吏来俊臣等人就是她养的狗。帝国更是培养了一种告密的卑劣人格，以至于贵族望着秋天田野上出殡的队伍，叹息道：“能够老死的人是多么幸福！”　
　　长安，正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抨击的那样，皇帝以天下为私产，“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　
　　马基亚维利在《论李维》中说：“罗马皇帝，除了提图斯以外，以继承方式得到帝国的人，通常都是专制者；以推举方式得到帝位的人，皆为明君。在明君统治下，安宁和美德无处不在，而在另一些皇帝的统治下，罗马的暴行无以数计，高贵、财富和古老的荣誉，尤其是德行被看做首恶，告密者领到赏金！”　
　　从残暴的角度看，我以为罗马是略胜于长安的。这不是因为帝国对外征战中屠杀的异族数目更多，而是因为罗马有其特殊的产物——竞技场。竞技场是嗜血的。多少奴隶、罪犯和野兽为了满足罗马人的欲望而命丧黄沙，一天下来，竞技场中的腐臭气息难闻，不得不洒香水。“我从竞技场回转家门，发现自己更贪婪，更嗜血。”“人性的堕落莫过于此。”一些古罗马作家如此写道。　
　　但是长安呢？长安没有献俘表演吗？槁街上没有高悬敌族的人头吗？飞将军李广曾感叹他一次杀死羌族降卒800名，其他将军的残暴更是不难推测。　
　　对待自己部族的人的残暴，罗马和长安也有一比。苏拉胁迫罗马元老院的时候，是大开杀戒的，而董卓在长安也曾演出了屠杀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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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异议分子和政敌西塞罗，安东尼不得不派刺客去暗杀，切下西塞罗的双手示众。对待忠臣和不同意见者司马迁，刘彻则要处死他，只是交了部分赎金后改为宫刑。　
　　比起长安的中国帝王拥有的后妃数目和他们的残暴淫荡，就是那最淫荡的罗马皇帝可能也要吃惊。而罗马皇帝再残暴淫荡，罗马人的婚姻制度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可能有明目张胆的庞大后宫。　
　　我不知道，罗马，长安，谁更残暴淫荡。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才子被帝国活埋在雪中　
　　历史的疑云　
　　自卑者玩弄权柄　
　　啊，罪恶的拳头这么凶狠地击中一个人的灵魂。　
　　——雨果　
　　才子被帝国打手活埋在雪中　
　　1415年冬天，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一个曾经是朝廷官员的在押犯行将被处决，处决的方式奇特而富有想象力，注定要在古代人权史上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页。　
　　多少年后，人们会记得这个被处决的在押犯的名字，是因为他的机智和才学，他的打油诗和对联——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东方朔式的文化笑星，但他的机智在死刑的面前就实在显得比较无能和弱智。　
　　多少年后，除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外，没几个人记得那位特务头子和行刑队长的大名，没有几个人研究帝国专制权力运作的奥秘——这样的死亡既不是空前的，也不是绝后的。　
　　将近六百年后，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到这个囚犯的名字，以及他的少数趣闻佚事。他就是才子解缙，不仅在中国文化绝学——对联上颇有造诣，而且他的几首打油诗以先贬后扬的抖包袱的手法，成了奉承作品的一道独特风景，这使工于谄媚的人们又惊又喜——　
　　有一个道士拿了自己的画像去找解缙题词。解缙即挥笔写下“贼贼贼”三字，道士大惊。解缙却不慌不忙又续写道：“有影无形拿不得。只因偷去老君丹，而今反做蓬莱客。”顺口而溜，先俗后雅，以贬衬褒，手法独到，令人叹绝。　
　　解缙　
　　一天，他奉召陪明太祖去御花园钓鱼。解缙是钓鱼高手，鱼儿接连上钩；而明太祖却一无所获，自然情绪低落了。　
　　皇帝是“天子”，事事都应当天下第一，钓鱼也是一样，如果解缙趁机逞强，那就不妙。于是他恭恭敬敬地说：“皇上，别看鱼儿小，它们都懂得礼节。”　
　　这一说法真是闻所未闻。明太祖听了，满怀疑惑地问：“何以见得？”　
　　他从容地回答说：“这是真的，有诗为证。”随即吟诗一首：数尺丝纶入水中，金钩一抛荡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马屁拍得何等高妙！　
　　这些都是民间传说，无法当真。然而解学士的聪明才智却是无可质疑的，在清帝国官方修订的《明史》中记录：“当他密献万言书后，明太祖称赞了他的才华。”除了对他的对联、打油诗不能肯定外，可以肯定的是他写过万言书、《太平十策》，是《太祖实录》、《列女传》以及帝国浩大的文化工程《永乐大典》的总裁；解缙可以算是帝国的文化和宣传界的重臣。然而献出《太平十策》的人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太平，他卷入宫廷政治、权力斗争的旋涡太深了，这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在六百年后的北京，研究解缙的文字和他的生平，我们不能不说：这个人的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倾向——　
　　“我听说政令数改则百姓疑虑，用刑太繁则百姓会轻视法律。从开国至今，将近二十年了，却没有长期不变的法律，也不见哪一天有不犯错误的人。我曾经听说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杀奸逆。但没有听说褒奖一个大好人，对其奖赏延及后世，免除其家乡的赋税徭役，并且始终如一地这么做。……”　
　　解缙的万言书开篇就点明了大明帝国的专制恐怖统治，指出了帝国朝廷管理中的刻薄寡恩和只有惩罚没有奖励的现状。这篇万言书同时指出了贤者沉于下僚，昏庸者出任长官的黑暗事实。“杀人埋尸的凶悍之夫，品格卑鄙的愚蠢之辈，早上刚刚放下屠刀，晚上便穿上冠裳，左弃筐箧，右绾组符。因此贤者羞与他们为伍，庸人都效仿他们处世的方法。”　
　　解缙这篇万言书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它批判了明帝国司法体系中野蛮的连坐制度，为无辜的妇孺呼唤人权：“给人加罪不应罪及妻女，惩罚不应连及后代。连坐起于秦代的法律，诛杀子女是因为伪书。当今之为善者妻子儿女未必得蒙恩宠，而有过失者，即使是里胥小吏也必定会一并给他们加罪。况且法律以人伦为重，而法律又有将妇女配给功臣一条，听任他们已经不义，又怎样要求她们保持节义呢。这正是风俗转变的原因。”　
　　皇帝像一切政治老油条一样，一边表面上夸夸解缙有才华，一边什么也不做，让万言书如同废纸。帝国践踏人权的野蛮的司法制度，是不会因为文人官员的呼吁而有丝毫放松的。恐怖，放大恐怖，正是专制体制所要追求的效果。　
　　解缙在朝，既不懂得韬光养晦之策，又不能闭上直言之嘴；既不会像清代的刘墉、纪晓岚那样玩低调谨慎的伺上之策，也不会清代官吏曹振墉等人“多磕头，少说话”的妙法，相反自以为才智至高，上朝都敢对答，又好品评人物，管不住嘴巴，无所顾忌，朝臣多嫉妒他受宠，这就为他日后的倒下埋下了伏笔。　
　　在明太祖的时代，解缙就因为其个性而仕途坎坷。他曾经到兵部去索要奴隶，出言傲慢。尚书沈潜报告皇帝，皇帝说：“解缙敢玩世而放肆吗？”于是改任解缙为御史。当了御史的解缙仍不老实，李善长因为“谋反集团”的案子被诛杀，解缙居然辨不明政治风向，代郎中王国用起草为李善长鸣冤叫屈的上告信，并上奏到皇帝那里。他还帮人起草弹劾都御史袁泰的上告信，使得袁泰也非常恨他。当时近臣之父都可以觐见皇帝，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