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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封诊录二册完-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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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最早的笔迹鉴定的例子。
而《三国志·魏书·国渊传》记载：“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渊请留其本书，而不宣露。其书多引《二京赋》，渊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辇，而少学问者。其简开解年少，欲遣就师。’功曹差三人，临遣引见，训以‘所学未及，《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读者，遂往受业。吏因请使作笺，比方其书，与投书人同手。收摄案问，具得情理。”
意思如下：
当时有人写匿名信诽谤朝政，太祖痛恨此类举动，想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国渊奏请把原信留下，不要把它的情况宣露出去。那封信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二京赋》的内容，国渊命令功曹：“这个郡本来就大，而且又是都城，但有学问的人却不多。你去挑选几个聪明有知识的年轻人，我要派他们去拜师学习。”功曹挑选了三个人，国渊在遣派前召见了他们，教导说：“你们学的东西还不广泛，《二京赋》是本博识的书，只是世人忽略了它，很少有能讲解它的老师。你们这就去找寻能够读懂它的人，向他请教。”然后又秘密地吩咐他们，此事不要声张。花了十来天的时间，找到了擅读《二京赋》的人，三人就去拜师学习。官吏让他们趁机要那人写了一纸笺书，然后与那封信做比较，发现那人所写的与诽谤信笔迹相同。当即拘捕那人审问，果然得知了此人写诽谤信的真相。
这就是笔迹鉴定在具体案例中的实际运用，这个案例距今已一千八百多年，我国对笔迹的运用，不可谓不早。
到了唐朝，查案时就有征验书迹这种手段了，而那时古人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来对笔迹进行验证。
第一种，检验文书纸面特征。常用的方法有透光观察、水浸、肉眼观察等。唐代的张楚金就利用透光观察法和水浸法来检验拼接、剪贴的文书，成功侦破了湖州佐使江琛诬陷刺史裴光案。
第二种，分析文书笔迹，通过书写习惯比对笔迹样本，从而确定字迹出自谁手。前文提到的《三国志·魏书·国渊传》所记载的案例中，官吏使用的便是这种方法。
第三种，分析文书中记载的内容，获取线索。书面语言利用文字符号来表达人的思想，不同的书写者，其遣词造句的习惯也不同。《棠阴比事》中就记载了“程颢诘翁”的案例，程颢就是通过分析“翁”这一用词智破了讹诈案。
第四种，利用文字与印文之间的差异来破案。根据“墨水”“印文”变化规律，再结合印章、掌印、墨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来进行分析。宋时的元绛，就曾根据指纹印迹与墨迹形成的先后顺序破获案件。
第二回 法医篇
我国的法医学起源于战国时期，到战国后期出现了令史一职，主要负责带领隶臣对尸体进行检验。
最早记载与法医检验有关的内容的，是《礼记》与《吕氏春秋》。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秋纪》中都有这样的记录：“是月也，有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官员负责验伤。
公元前407年，魏文侯任用著名法家李悝进行政治改革，颁布了《法经》。《法经》综合当时各诸侯国法律，是中国第一部 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其中的刑法（《秦律》）就是依据《法经》制定的。
我国古代法医学的雏形，大约就是在实行《法经》与《秦律》以后出现的。
相比先秦时期，稳定的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使秦朝的法医检验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法医检验制度方面，最主要的记载，又是来自《封诊式》。
《封诊式》涉及七个方面的内容：审讯、犯人历史调查、查封、抓捕、自首、惩办和勘验。《封诊式》中所介绍的勘验范围可谓相当广泛，包括活体检验、首级检验、尸体检验、现场检验和兽医学检验等。
例如《封诊式·争牛》中有这样的记载：“爰书：某里公士甲、士五（伍）乙诣牛一，黑牝曼（縻）有角，告曰：‘此甲、乙牛殹（也），而亡，各识，共诣来争之。’即令令史某齿牛，牛六岁矣。”
意思如下：
爰书：某里公士甲和士伍乙一同带来一头牛，是有角的黑色母牛，系有长套绳，报告说：“这是甲、乙的牛，牛丢了，甲、乙都认为是自己的，一起带来争讼。”当即命令令史某检查牛的牙齿，发现牛有六岁了。
纵观《封诊式》全篇能够看出，每起案件都有一个报案的缘由，这与现在法医学鉴定中的简要案情十分相似。
案情介绍完之后，就是现场检验和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完毕之后，由令史撰写检验报告。从这一系列的行为可以看出，法医检验在秦朝，已有了专门的组织和系统的制度。
从《封诊式》中，还可以看出秦朝司法检验人员的工作情况。《封诊式·告臣》中提到“令令史某诊丙”，由此可见，文中提到的令史其实就是主要的检验人员，他的工作比较杂，不仅要对尸体进行检验，还要对现场的痕迹进行分析，另外抓捕犯人也是他的活。可见，令史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验尸官。
另外，《封诊式》中还提到了隶臣妾。隶臣妾其实就是男性奴隶和女性奴隶，他们主要在犯罪现场勘查中起辅助作用，类似打下手的。
以上断案理论基础，其实源自古人对医学的研究。医学作为研究人体的生命科学，离不开解剖学的“辅佐”。例如肾脏在什么位置，脾脏起什么作用，血管又有什么功能，粪便是如何形成和排出的，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解剖学来搞明白。
在先秦之前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存在杀掉俘虏用于祭祀的习惯。例如，在甲骨文中，有一个“囟”字，它就是头颅的意思，通常是指战俘的头颅，如“用危方囟于妣庚”，翻译过来，就是用危方国王的头颅来祭祀妣庚。
另外，在古代，祭祀用品可不单单只是头颅，根据祭祀内容的不同，祭品往往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人的五脏六腑都可以用来祭祀。而在肢解人的过程中，古代人其实对人的身体构造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据说，黄帝的臣子俞跗的医术相当高超，尤其是在外科方面特别有经验，他能根据五脏六腑的穴位割开皮肉，将人体的脉络调理顺畅，另外，他还可以做开颅手术。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对他是这样记载的：“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
黄帝还有一位臣子，名叫伯高，他也是一位精通解剖学的医生。据说，他测量过人体每个部位以及骨骼的尺寸，用此数据来推算人体经络的长短；另外，他还曾向黄帝仔细描述人体器官的容量以及规格大小。他的理论与现代解剖学测量的结论基本吻合。
由此可见，这两位上古神医的医术极为高超，几乎可以与现代医学水准媲美。换言之，早在四千多年前，古人治疗疾病就已经在使用剖开皮肉、检验五脏六腑的医学外科技术。
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分《灵枢》《素问》两部分。其基本素材，就来源于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实践。
《灵枢·经水》就明确记载道：“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
汉唐时期，则是我国古代法医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
汉代蔡邕在对《礼记》作注时说：“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意思是说：表皮的伤叫作伤，伤到了肉叫作创，伤到了骨叫作折，骨肉都伤叫作断。
在处理各种犯罪案件时，一定要重证据，看看伤是在表皮还是肌肉，是骨折还是筋骨皆断，要秉公执法，就要根据伤情的不同状况来判决。
隋朝太医博士巢元方等人于大业六年（610年）撰写了一本名为《诸病源候论》的医学典籍。从该书记录的关于死因的认知来分析，当时的太医院对人类诸多种死因的判断已经相当全面了。
《诸病源候论卷之三十六·金疮诸病·金疮内漏候》云：“凡金疮通内，血多内漏，若腹胀满，两胁胀，不能食者死。瘀血在内，腹胀，脉牢大者生，沉者死。”
就是说如果金属锐器制造的创伤贯通体腔，会造成腹腔内部大出血，进而造成死亡，这是关于锐器伤致死的翔实记录。
唐朝的《唐律疏议》对“法医检验结论掺假”是这样规定的：“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上面明确规定了，参与检验的人员在鉴定诈死、诈伤的案件时，倘若检验结论造假，就要受到刑罚，其刑罚的惩戒程度只比诈死、诈伤者低一等；倘若真的是病、伤、死的，检验结论掺假，就要按照故意加罪于人来处罚。
由此说明，在唐朝，法医检验已经传习开来，并列入刑律，唐代关于“法医检验结论掺假”的法律制度，也被后朝历代所沿用。
法医学在唐朝全面发展，而到了宋朝，相关的法医学制度就更加完善了。大家熟知的世界上第一部 系统的关于检验制度的专著《洗冤集录》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该书详细记载了宋朝时关于检验尸体的法令、方法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书中还记载了各种尸体现象，以及尸体现象该如何判断，对诸如窒息死、中毒死、高温热死、棍棒等钝器伤、刀剑等锐器伤等等，都有着相当翔实的记录与分析。
到了南宋以后，《洗冤集录》便成了历代仵作学习法医检验的教材，并被宋、元、明、清各代定为刑事检验的准则。
另外，《洗冤集录》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亚洲乃至世界各地，对世界法医学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回 理化检验篇
从字面意思上理解，理化检验就是对物体的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的分析。
古代理化检验与现代理化检验的区别，无外乎就是检验仪器的差异。从古至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物体自身特性的了解也逐渐透彻，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制陶、冶金、酿酒、染色，其实都是理化检验的初级表现形式。当术士们在皇宫中、屋社中、深山老林中，为能求得长生不老之药或是荣华富贵，他们开始了最早的“理化实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法，不仅命徐福等人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还召集了一大帮方士不分昼夜地为他炼制丹药。
方士炼丹虽然以长生不老为目的，但也总结出了一些理化检验的规律。如炼丹鼻祖葛洪在《抱朴子》中写：“丹砂烧之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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