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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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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恿硗庖环矫婵矗质强杀涞模蛭分适遣欢咸嵘摹５还茉趺此担柿慷际瞧放频幕 Ｔ�90年代中期，几家同行开始利用媒体广告来营销，甚至用“红塔山”来垫背，比如一家公司的广告语是这样的：黄山第一，红塔山第二。对此，褚时健不加理会，因为他相信最终支撑品牌的一定是产品本身，尤其是品质，而不仅仅是宣传。这使他能够在喧嚣的市场中气定神闲地思索本质的问题，而不是随着市场的起伏而慌乱。
在褚时健的管理哲学中，“人”是企业管理的核心，所以必须抓住“人”。在他的管理实践中，其他所有的成本都是下降的，只有“人”的成本是上升的。在他看来，“人”不仅是管理的工具，更是目的，所以，需要不断提高“人”的待遇、“人”的成本。
在他撰写的一篇论文中，他把“人”分为四个层面来看：工具人、经济人、社会人和决策人。“工具人”说的是员工必须服从管理，听从指挥；“经济人”说的是每个人都有正当的利益诉求，管理者要理解员工的利益诉求；“社会人”则强调为员工创造有归属感的工作环境；而“决策人”则是说不论作为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他们都是不同层次的决策者，他们的决策都是为了同一目的。
这实际上和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思想是榴一致的，褚时健自己也意识到，这些思想和中国的主流观点相比太出格，所以他在文章中做了巧妙的安排，像中国那些年代的很多文章一样，先批判其总体不对，然后说“部分”可取。实际上褚时健心里是非常认同这些观点的。在“否定”西方国家把人当工具“炒鱿鱼”的同时，他提出：“对于少数几个屡教不改者，就得‘炒鱿鱼’，‘炒’几个做反面教材。”
1996年1月，褚时健不再担任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总裁一职，而专任董事长，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二者有何区别的问题时，他说：“可以说，总裁管今天，董事长管明天。董事长必须考虑企业的长远战略，为企业发展安排好明年、后年、大后年的工作。”
蜻蜓点水，言简意赅，但十分贴切。
他说：“我们现有的技术装备水平已属世界一流，但要适应明天的激烈竞争，还需要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上下功夫。”
没有难题的人
一切都太难，但他是一个没有难题的人。邱建康回忆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的历程时，几乎是含着眼泪说：“太难了！但唯有他能够做到。”他认为褚时健是一个不世出的企业家，头脑清楚、性格坚忍，没有能难得倒他的事。
褚时健确实是这样一个人，在云南边陲的一处褊狭之地，一个不起眼的国有企业，他带领着它一路向前，以他“顺藤摸瓜”的问题意识和“应然性”的思维方式，带领着这个小厂冲到了亚洲排名第一的烟草企业的位置，冲上了全国税利最高、赢利能力最强的企业的位置。
作为一家至今仍然非常成功的企业，回忆它的历程，人们脑海中浮现的总是那些最美好、最温暖的东西，而那些严酷的、艰难的东西都被岁月带走了。
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17年，跨出的每一步都困难重重，但他总是能找到办法，地区不行就找到省里，省里不行就找到部里，部里不行就找国务院，国内没法解决就找国外，问题在哪里他就能找到哪里。而他在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时，也不像一个因困难重重而唉声叹气的人，而是展现出一种自信而沉着的气质，所以，大多数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到他那里总能迎刃而解。
他的动力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褚时健的动力到底来自哪里？
这有时代的原因，他那一代人心里一直有一个烙印、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就是强国。从鸦片战争到他这一代已经一百多年，弱国心理和强国情结一直在激励着他们这一代人。如他所说，他们干什么都想着这个国家。
在90年代初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坦陈自己的收入是每月一千多元，住90平方米的房子，加上奖金，每年的收入有几万元。在1997年他被逮捕时，律师后来在法庭上算过账，加上应得的奖金，褚时健17年一共为国家创造税利991亿元，每给国家上交14万元税利，他个人得到一元。
但他说：“我的住房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50平方米的标准，工资已经超过了我的同行和国家的官员，我已经很满足了。”
他总是说，现在也经常说，这个国家太穷，人均财富太少，他的愿望就是让这块土地上的财富尽快堆起来。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看完十三大报告和***答记者招待会的发言后，他彻夜未眠，他感觉这个国家有希望了，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了。
不过，时代造成的群体心理烙印和强国情结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个体的，这个可能是更为重要和确切的动力，这是由每个人获得成就感和快感的不同方式决定的。成就感和快感，有的人来自于物质回报，属于物质回报型，获得的物质越多，快感越高；有的人来自支配欲的满足，属于支配型，支配和驾驭的人越多，快感越强；还有一类人的快感来于自我展示，只要有了展示自我、展示才华的舞台，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了。褚时健就属于第三类人。
在一次媒体的采访中，他说：“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主要在于干威事业。如果一生稀里糊涂，千十件事，八九件不成，那就很窝囊。有人劝告我说：‘你的事业到顶了，应该退了。’我认为还没有到顶，还需要努力。这个还需要努力的事业就是用五年时间，实现税利240亿元。”
他反复强调说，他是一个比较讲求责任的人，要对得住自己承担的责任，这也不假，但这不是原动力，责任可以叫人不犯错，但不会推动一个人不断地创造。在一个利益如此巨大的企业工作17年之久，并且一直在不断创新，这必须是一种原动力在推动，这种原动力就是他获取快感的方式与他人不同，他不是只从金钱中就能获得快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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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1995… 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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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烟王陨落（上）
在最辉煌的时刻，褚时健折翼滇南，从“烟王”的神坛上跌落。
2001年，身患多重疾病的他保外就医，重回哀牢山，筹措资金改造山地、架管引水、修建公路，种起了橙子。十年后，一种名为“褚橙”的水果风靡全国，它被称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也被称为“中国最励志的橙子”。
对于昔日种种，褚时健不愿再提起。于是，共同经历了诸多事件的“我”——作者先燕云，将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为读者更客观地呈现这段旁人无从知晓的历史，讲述昔日“烟王”、今日“橙王”——86岁的褚时健残酷的自我修复和重塑。
褚映群说：“其实老爸也该退了，你说他是太阳般的汉子，说得好。不过光环大了，人会变成神的，太阳烤多了，人也会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惊，不由得仔细看了看她那张和父亲母亲都有些相像的脸，我从那上面看到了一种忧虑。
应该说，风将起之时，褚映群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风的翼尖。
选择性地资助文化产业
捕捉风的翼尖
最后一次见褚映群
风起之时
历史的玩笑
孤独的先行者
殇恸
褚映群的后事
一起走过的日子
夙愿完成
小事点点
选择性地资助文化产业
1993年春天，因为要做茶马古道的拍摄和采访，我和朋友们拜见了很多企业家，寻求资金帮助。寒暄聊天、吃饭喝酒之后，得到的回答大致一样：“什么是茶马古道？现在谁关心什么古道，你们搞这个有什么意思？”可当时香港知名摄影家高志强先生已经得到了爱克发公司提供的反转片赞助，只等出发，我们骑虎难下。
大眼瞪小眼之后，我下了决心：“走，到玉溪。”
我后来在《寻找茶马古道》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到玉溪，也就是到玉溪卷烟厂的缩语，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声名鹊起的企业，短短十多年间跃升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税利大户。于是乎，求助干企业的人和事可谓应接不暇。以我做人的原则，虽说几年前就与厂长褚时健认识，但从未开口请求过什么。这一次，为了那务藏在深山无人识的古道，我终于逼迫自己开口了。五万元，对玉溪卷烟厂是小数，对我们，对那条我们将要寻求的古道，却是一笔必不可少的投入。”
有了这笔钱，我们从普洱茶的原产地西双版纳出发，一直走到了西藏。《寻找茶马古道》一书1994年由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和云南《女性大世界》杂志联合编辑出版后，在香港、内地出过多个版本，在台湾还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版。几年之后，普洱茶大卖特卖，就连思茅市也改名为普洱市，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发财出名。我们这些当年的探寻者，却记着最初为古道投资而不计回报的企业家褚时健。
当时的玉溪卷烟厂为许多文化项目提供过赞助，比如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央视春晚，还有和中国作协联合组织的“红塔山笔会”等，这些项目的审批，都和褚时健有关。
褚时健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除了技术类、经济类、管理类，他还爱看传记类和小说类的书。用他的话说：“不看书精神不充实。”一天有那么多的事情，但只要有时间，他总要抽出一两个小时来看书。不过他的时间太有限，只能看自己感兴趣的书，他称之为“好书”。
1991年他接受采访时说：“不看好书的人不会做人，这个结论是我自己得出来的。作家蒋子龙写的《乔厂长上任记》，我看了两三遍，当时的企业家都遇到过他写的那些问题。我说这位老兄肯定在企业干过，问题都写得很清楚。当然还有好的报告文学，比如王蒙等人写的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很多道理在里面，读了让人受益。”
“一个人，只要不满足现状，就需要学习，你满足了或者消沉了，就不会去学习了。”
把自己多年的苦难经历变成一次次学习的机会，这是褚时健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正因为褚时健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对文化项目的投资才有了自己的品格：即不为低俗的纯商业的产品或活动提供赞助。
时隔一年，我因为要做一个名为“红军后代与红军战士跨越时空的对话”的课题，再次来到玉溪。在老厂区那间并不豪华的办公室里，他认真听了我的计划，颇为感慨地说：“小先，别人现在都忙着做生意、赚钱，你却想搞这样的选题，为后代留一点儿真实的记录，这是件好事，我支持你。不过，你这个项目能不能被批准，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告诉他，关于红军长征的纪录片，必须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我正在努力。他答应说，只要上面批了这个项目，玉溪卷烟厂就可以给经费支持。
捕捉风的翼尖
那天谈话后，褚时健邀请我们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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