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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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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的九月，褚开运牵着儿子的手走进了禄丰村车站小学。
第一个名字的由来：“亲俄亲共”
走进学校时，石柱已经九岁了。这个黝黑的山村少年，好奇地打量着这所建在山壁上的学校。学校不大，只有几间教室、一个篮球场。不过沾了紧靠车站、交通便利的光，这所学校的生源和师资力量都不同于普通的乡村小学，可以算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了。石柱的两个堂哥——褚时俊和褚时仁此时都在这所学校读书。
褚开运一直没给儿子取大名，小名石柱一叫就是九年。入学登记的时候，石柱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名——褚时俄，这是学校老师给取的。按辈分来排，他的爷爷是“发”字辈，父亲一辈为“开”字，到了石柱这一辈，名字的中间是“时”字。褚家还有个讲究，石柱这一辈的名字最后的一个字必须有个单立人。
老师选的这个“俄”字虽说都符合要求，但念起来有点儿像女人的名字。据说这个取名的老师是个“布尔什维克”，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地处云南腹地的一所乡村小学的老师，给新来的学生取了个“亲俄亲共”的名字。
车站小学不远处就是禄丰车站。和小学所处的地形相比，车站的地势更加险要。两岸高山在这里变窄，形成了一道峡谷，盘江水在峡谷间呼啸奔涌，车站就建在江边断崖上。滇越铁路云南境内沿途设大小车站55个，全部采用法国东南部建筑的样式，红瓦黄墙的小楼，深长的屋檐、木质的百叶窗、铸铁镂空的花式三脚架、墙上标有“巴黎”字样的三面钟，无一不带有浓郁的法国风情。
禄丰站虽只有三条铁轨，却是滇越铁路上的一个特等站。特等站一般由法国人管理，车站的员工有法国人，也有越南人。六十年后，谈到故乡的这个车站，褚时健说：“我搞企业以后，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车站，一个特等站，只有六七个员工，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条铁路后来一直运营，货运和客运都很少了，车站的人倒多了，有二三十个。”这一比较，可见法国人当时的管理水平有多高。
一来是上学时年龄大了些，理解力要比别的孩子强，二来是真心喜欢读书，褚时健上学头几年一直是个好学生。他尤其喜欢上国文课，当时的课文大部分是文言文，老师要求白天教过的课文，晚自习时必须背诵，背出书来才能去睡觉，褚时健每天都抢在前头背完。
时至今日，他仍记得当年背诵过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个时候不明白意思，只觉得这文字很美，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上学第一年，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奖品：一本书、一支笔。
初小四年，他年年是好学生，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无忧的山村小学时光
车站小学的学生来自附近的村落，学校要求住校，每个星期回家一天。矣则离车站不过五六里地，都在南盘江一侧。当时没有公路从矣则直达禄丰车站，对孩子们来说，最便捷的路径就是沿着铁路走。滇越铁路是米轨，机车相对准轨火车要小。当蒸汽车头带着车厢爬坡的时候，火车的速度会放慢许多。学校地势在上，矣则在下，正好是火车爬坡的路段，褚时健从不放过扒火车上学的机会。火车来时，他先在铁道边准备好，火车一过，紧跑几步跟上，瞅准机会拉住车尾的把手，纵身跃上去，这样，火车就把他带到了学校。这一手别的孩子也会，只是胆子够不够大的问题。褚时健记得自己从来没有失误过，有的时候，机车上的工人还搭把手拉他们上车。
放学回村的路，大家只有乖乖沿铁路走了，矣则不是站点，又是下坡，火车的速度比上坡快，即使扒车，到时候也下不了车。
褚时健不想走回去，他琢磨出一个新办法，把衣服包好，顶在额头上，躺在江水里，让江水送自己回家。这一招儿在孩子中可是个创举，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效仿。褚时健对自己的这个办法十分得意，多年后他说：“这种办法是我独有的，别人不行，主要靠水性。盘江到我们这一段，被两岸的山夹在中心，变得很窄。水流急，声响都比别处大。江边有很多大石头，江心还有暗礁，漂流也是件危险的事情，搞不好人就被撞飞了。不过我不怕，只要水温合适，我就用这种办法。要是没把握，我也不会这么做。”可见当年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已经有着超越年龄的判断能力，办事果断而不鲁莽，称得上是少年老成。
小学的生活艰苦而充满新鲜感，学生和老师都住在学校，师生之间关系很好。这些在小学教书的先生大都很年轻，除了教语文、数学，他们还要给学生上音乐、美术和体育课。褚时健后来回忆：“老师上课给我们讲的东西，教我们唱的歌，其实都是在传播朴素的民主思想和人生道理。我们那时候年纪小，还听不太明白。不过，我觉得老师讲得都很有道理。”
一天上课的时候，褚时健和同学们发现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两位年轻老师。后来才听说，这几位老师都是地下党员。当时，国民政府在禄丰车站设有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就是个特务，他已经掌握了车站小学老师的情况。就在他准备对这些潜伏在学校的“**分子”下手时，党组织得到情报，将三位老师连夜转移了。听到这个消息，学生们议论纷纷，他们不知道地下党是干什么的，只是听说再也见不到和蔼可亲的老师了，都觉得十分惋惜。
国变：抗战爆发
山河破碎，战火弥漫。就在褚时健上小学的这两个年头，日军铁蹄迅速践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华北、华东、华中、华南都成了日军占领区。
中国主要的工业区和重要的沿海港口，先后落入了日军手中。此时，偏居一隅的滇越铁路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国民政府在海外购买的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大量物资都要通过它运入中国。
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为了切断滇越铁路这条运输线，日军飞机多次轰炸云南，铁路沿线不时响起隆隆的爆炸声。当时，各国援华的大量物资仍积压在海防港。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中方派抢修队日夜赶修。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亲自坐镇，督运海防积压物资。这一年6月，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者慑于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宣布禁止中国货物由滇越铁路越南一方入境。
原先想保住这条生死运输线的国民政府，此时改变思路，炸断了两国交界的河口大桥，滚滚红河成为阻止日军沿铁路线入侵云南的天然屏障。同时，政府下令，将滇越铁路河口至碧色寨177千米路轨拆除，移铺至川滇铁路昆明至曲靖段，以形成与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联运的另一条运输大动脉。
国外运输停了，可国内昆明到个旧的火车还在运营，褚开运的生意和这条铁路分不开，虽说时不时会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为生计所迫，他坚持做着往个旧锡矿运送原木、木炭的生意。
家变：父亲被炸伤
十岁出头的褚时健，课余时间已经成了父亲的帮手。收来的原木是用来做矿坑内的支撑木的，每一根都有长度和粗细的要求，褚时健就管验收，拿着尺子替父亲把关。
这时的褚家，境况大不如前。操劳半辈子的奶奶先走了，爷爷褚发珍在一次上山伐木时受了重伤，拖了两三年，无可奈何地撒开双手也走了。二伯褚开科正值壮年，却一病不起，很快也离开了人世。而褚时健刚刚三岁的小弟，也莫名其妙地天折了。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在短短几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亲人的离别。
就在这时，更大的变故出现了。1942年夏天，押车运木材的褚开运在个旧附近一个叫巡检司的小车站，碰上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三架日本飞机在铁路上投下了数发炸弹。褚开运被炸弹的气浪掀起，严重震伤。
褚开运被炸伤时是在个旧，家里人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半个月后褚开运被人抬回家中，褚王氏才知道丈夫受了重伤。这时她已经怀孕了，丈夫受了伤，孩子们年纪小，想到今后的日子，褚王氏心头仿佛压了块石头。
躺在家里的褚开运心情郁闷至极，他抱怨老天不公，自己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勤勤谨谨讨生活，怎么还落得如此下场？他恨日本人，跑到别的国家扔炸弹，还说什么“东亚共荣”；又担忧过去靠自己的买卖维持生计，如今买卖没了，自己成了废人，一家人怎么办？思来想去，却总是无解，褚开运成天唉声叹气。
就在这年秋天，褚王氏生下了最小的儿子，名叫褚时佐。
夜半烤酒：挑起家庭重担
父亲躺在床上，生意血本无归，三亩水田和十几亩山地成了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十四岁的褚时健不得不帮母亲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他开始逃课，一到下午就从学校里消失了。回到家里，他要帮母亲砍柴、烧火做饭，还要承担地里的农活儿。
乱世多事，各地都有暴民聚众山林，当上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村里境况好一些的农户们家里都买了家伙，以备不时之需。褚家老屋在村里算是显眼的宅子，不得不防。夜里，半大小子褚时健就抱着爷爷留下的捷克造步枪，担起了看家护院的责任。
后来回想起这段时间，褚时健从不提当时的艰难，留在他记忆中的仍是充满快乐的少年时光。他说：“我的成绩从读高小的时候就不行了，说起来都是逃课摸鱼闹的。每到下午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就悄悄溜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的数学变得一团糟。数学是要跟着走的，缺了不行，我天天逃课，学分数时有好多环节搞不懂，咋个做得出来？所以上中学以后，我最怕的就是数学。”
其实，成绩下降怎么能怪摸鱼？天天逃课，是因为家里天天有做不完的事情。
爷爷留下一家酒坊，由褚时健家和二伯家共有，每家一半。父亲不能千活儿了，母亲把烤酒的事情交给了褚时健。她告诉儿子，如果烤的酒好，卖得出价来，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就有了着落。
褚时健见过烤酒，那时候家境稍微宽松些，每年烤酒时会请来师傅，褚时健好琢磨，看也看会了。只是烤酒前需要准备大量柴火，过去是父亲和师傅做，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就连母亲也无暇顾及。
褚时健给家里的小毛驴架上了木车，到二十里外的山里去砍柴。砍上两三天，千把斤的燃料才能备好。轮到自己家烤酒的时候，他先找一些树根搭灶，灶的洞门小，就得把柴砍成能够塞得进去的块儿。烤酒用的大甑子要蒸700斤苞谷，褚时健一个人扛到酒坊，母亲帮他把苞谷泡上。泡到吃晚饭前，他就把这些苞谷捞进甑子，再把甑子支在大锅上蒸，一直要蒸到苞谷开花。烤酒的程序不算复杂，但需要耐心。褚时健总结为：“蒸煮的过程要十八九个小时，大约每两个小时要添一次火。火大了，汤锅容易烧干；火小了，粮食又蒸不透。添完火以后，还要把甑子里的粮食搅拌一次，控起来，调一调，再搅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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