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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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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来之笔！一个天才般的构想。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不是体制，而是利益，这可能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尽管“三合一”体制是有利于烟草事业发展的，但是，烟草公司和烟草专卖局怎么会同意让烟厂来吃掉他们呢？
在和烟草部门反复协商无果之后，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寻求云南省政府的支持。每次寻求政府的政策支持时，他持有的王牌都是那一招：税利引诱。
其实，早在试验种出优质烟叶的同时，玉溪卷烟厂就给云南省政府打了报告，建议在云南省实施“三合一”体制解决烟叶原料问题，但并未得到反馈。
那辆丰田皮卡又拉着褚时健在玉溪和昆明之间来回奔跑，他不会放弃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
有两个人是可以依赖的，一个是他的玉溪华宁老乡、老同事普朝柱，此时普已经是云南省委书记，他们非常了解对方。另一个当然是分管烟草的副省长朱奎，他小褚时健两岁。在褚时健眼中，朱奎是一位云南少有的思路清晰、视野开阔、雷厉风行的领导人。
在经过数轮沟通后，三人在发展烟草基地和“三合一”问题上，想法渐趋一致，他们二人支持褚时健进行大胆变革。
朱奎给褚时健安排了一次向省领导汇报的机会，并希望通过省长办公会来解决问题。
在汇报中，褚时健采取了迂回的方法，描绘了玉溪卷烟厂近年来的税利和可预见的美好前景，然后话题一转，转到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原料上来。他说，如果按传统的方法种烟，无论如何也生产不出好烟叶，也就实现不了可期待的税利增长。而要种出好烟叶，一是要按照新方法；二是烟厂必须扶持农民，因为以农民的经济实力，他们做不到按照国际优质烟叶的种植方法来种植烤烟，因此需要有体制的保障，确保这些烤烟归烟厂所用，谁投资谁受益。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玉溪卷烟厂的税利快速增长，增长的最大受益人就是云南省政府。要完成这一系列变革，唯有建设一种新的体制——“三合一”。
云南省的领导都明白了褚时健的意思，也非常认同他的发展思路，但是事关国家体制的改变，他们很难决策。
还是朱奎脑子活，为了避免决策带来过大风险，他想了一个办法：不发文件，而是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来肯定“三合一”体制，而且把范围限定在玉溪地区内，其他地方都不动。这样，当遇到上面的阻力时，就有了一个可以转圜的空间。
朱奎和褚时健果然是同一路人。很多年以后，褚时健提起朱奎来还是赞不绝口，惺惺相惜。
后来很多媒体报道说，云南省政府批准同意“三合一”。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只是以一种模棱两可的“会议纪要”的形式通过的。
而困难还没有结束。虽然有了这个会议纪要，但云南省烟草公司一直不愿意表态支持。省级烟草公司受双重领导，除云南省政府外，国家烟草公司和专卖局也是其非常重要的领导单位，他们甚至可以推翻云南省政府的决定。作为云南省级烟草公司，他们担心万一有一天烟厂会把他们也吃了。
褚时健说：“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还不敢大面积地搞。”
他决定再去争取省烟草公司的支持，之前，他已经磨过很多次嘴皮子，赔笑脸，吃闭门羹，然后重新再来。这一天，他早早就来了，然后汇报、遇冷、僵持，到午饭时间了，还是没有丝毫进展。但褚时健已经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他把烟草公司的领导堵在那里，一副不表态就不走的架势，这位领导终于开口了：“好吧，先搞一点儿。”
他终于获得了在烟田建设“第一车间”的许可。
“按规矩来”：放开手脚，挥戈大干
先搞一点儿，褚时健就大干起来。
此时已是1986年的种烟时节，时不我待，必须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玉溪卷烟厂厂长、玉溪烟草公司经理、专卖局局长三顶“帽子”在身的褚时健立马部署，大范围推广优质烟叶种植，建立了玉溪市、通海县、江川县三个优质主料烟叶基地，示范田就有一万多亩，同时与全地区各县37个乡镇8930名烟农签订了合同，按规定种植5万亩。为了指导这些烟农种烟，玉溪卷烟厂组建了一支200人的技术指导小组，直接开往田间地头，前后一共有35万人次接受了他们的培训。
“按规矩来”，这时候成了褚时健的口头禅。他要求技术员必须指导所有参加优质烟叶栽培的烟农，从量地、整地、栽种的行间距、棵间足巨，到施肥总量、肥料结构，都必须按规矩来。中国本来人均占有土地就少，在包产到户后，土地的分布更加零碎了。为了降低兴修水利的成本，最好形成连片种植。这样，一个水利工程就能解决很大面积的土地灌溉，并且，在种植和培育过程中能够由技术人员统一指挥。这个问题几乎没碰到什么阻碍就解决了，致富的渴望使这些农民非常愿意配合。
为了让这些习惯了密植的烟农严格按每亩不超过1100株的方法种植，褚时健要求他们拉着绳子、量着距离栽种。施肥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要按美国专家给出的方子来。褚时健非常强调肥料结构，并按规定的比例进行了配置。
实际上，解决化肥问题费了褚时健不少心思。烟草需要氮肥、磷肥、钾肥，前两样国内不缺，但烤烟需要的钾肥是硫酸钾，国内缺少这种肥料，他只好利用有限的串换外汇来解决。然后，从智利进口了大批钾肥，再交由玉溪周边的几家化肥厂——玉溪化肥厂、开远解放军化肥厂和海口磷肥厂加工成烤烟专用肥。
这个时候，褚时健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围绕着“第一车间”转，当前制约产品质量提高的因素就是原料，所以，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从烟农们开始整地他就参与进来，他有时候随意走进一块正在耕作的土地，看烟农是否正确地使用了肥料，或者看他们是否严格遵守栽种距离的规定。到这些烟叶开始生长、慢慢进入收获期的时候，田间的“巡查”又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他总是走进这些烟田，耐心地观察叶片的生长和变化。到开始采摘烟叶的八九月份，他几乎一整天都在这些基地里转悠，或者到收购站点去视察。有时候吃过晚饭，他还叫上司机张启学，开上那辆丰田车，去通海、江川的烟田里看看，然后九、十点钟又回到玉溪。
他必须把“第一车间”做成功，不能失败，因此需要准确得到第一手的信息，有时候他找县烟草公司的人询问情况，发现他们的回答经常不准确，所以，他喜欢直接到烟田里观察。
给烟叶买保险
“第一车间”里烟叶的长势前所未有地好，但是还得让这些性格急躁的烟农耐心等待，让烟叶充分成熟。为了压住农民们急切的劲头儿，改变他们采摘的习惯，他甚至在一个地方下令关闭烤房十天，因为他发现这里的烟叶是因为前期干旱造成的假成熟。
在察看烟田的时候，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老太婆在烟田里哭得很伤心，原来冰雹把她家即将成熟的烟叶全打烂了。他停下车来走迸烟田，让老太婆别哭了，算一算她家的损失，由玉溪卷烟厂赔给她。他想，如果不是他们要求延长生长期，这些可怜的农民也许就能逃过一劫了。这一年，玉溪卷烟厂花了好多万为冰雹造成的损害埋单。
为了永久性地消除农民心中的顾虑，褚时健邀请保险公司进入烟田，由玉溪卷烟厂出资为所有加入他们种植计划中的烟田上了保险，并且承诺，如果冰灾损失发生，保险公司每赔偿一元，玉溪卷烟厂再赔一元。有一年，冰灾面积不小，玉溪卷烟厂付出了500多万元的赔偿。
从此，这些烟农自然是铁了心地跟着褚时健了。
“第一车间”在大规模实施的第一年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提高了烟叶的品质，改善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还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企业的利润。所有的参与者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都推动着它向前发展。
褚时健真是利益平衡的大师。
1986年，玉溪卷烟厂为烟田“第一车间”投资281万元，在90个村子里建成了174项抽水或引水工程，改善了75878亩山地的水利条件。而烟叶的质量、上等烟叶比之前增加了13％，中上等烟的比例虽然略低于试验时的比例，但也接近80％，总烟碱含量增加了一倍，糖碱比趋于合理，总体质量已经可以和欧美国家的优质烟叶相媲美了。烟农的收入首次达到平均每亩550元。
………………………………
第十章 第一车间革命（下）
“第一车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褚时健的经营思路和风格，尤其是他的应然性思维模式。“应然性”和“约束性”之间的鸿沟，他又一次信步越过了。
“第一车间”的全国性影响力
让农民也分一杯羹
“第一车间”风靡中国
达到世界级烤烟的水准
跨越最后的鸿沟
“第一车间”的全国性影响力
褚时健不断扩大“第一车间”的规模，1987年扩大到60万亩，覆盖了玉溪地区绝大部分烟区，而当玉溪邻近的县市看到“第一车间”给农业带来的好处时，它们纷纷要求加入“第一车间”。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车间”终于越出了玉溪地区的界限，向红河和曲靖延伸。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车间”的总面积接近130万亩，最高时能为玉溪卷烟厂提供将近400万担优质烤烟，质量也一年比一年好。1988年，“第一车间”中上等烟叶的比例达到85％左右，上等烟叶的比例接近40％，这已经完全达到了美国烟叶的水平，质量超过了巴西和津巴布韦的烟叶质量。
玉溪卷烟厂从这400万担优质烟叶中再挑出200万担，它的品质就无可挑剔了。有了这些优质的原料做后盾，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玉溪卷烟厂都把国内同行远远甩在了后面。但这些优质的原料还不能派上用场，由于褚时健要求全发酵，这些烟叶需要存放至少两年的时间才能投入使用。凭借内部管理的改进和设备更新带来的品质增长，玉溪卷烟厂出品的香烟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税利连年处于复合式猛增态势。1985年，生产香烟63。77万箱，税利达4。0782亿元，同比增长36。17％。1987年，生产达到92。3万箱，税利在1986年增长25％的基础上再猛增49。6％，达到了7。6266亿元。
不过，麻烦并未就此结束，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发现玉溪地区的烤烟并未上交而是直接给了玉溪卷烟厂时，他们来兴师问罪了。褚时健以那份“会议纪要”作为挡箭牌，坦诚地讲了他发展“第一车间”的理由。这些前来“问罪”的官员似乎觉得也有道理，在云南省政府的协调下，国家烟草专卖局默许了“第一车间”的存在。但除“第一车间”之外，云南烟叶每年仍有大规模的外调。
褚时健后来倾向于认为，他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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