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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自选集-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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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那部中篇小说《凤凰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也是从这开始，我便有了没完没了的口舌之烦。特别是与陌生人相见，听他们热情复述，说《凤凰琴》小说写得如何如何，其中民办教师在升国旗时，用口琴吹奏国歌的场景尤为感人等等。每次听完，我不得不说对方，不是看的小说，而是看的电影。因为小说中，升国旗时，民办教师们是用笛子吹奏国歌，到了电影里，才被改为口琴。对一般人，这种判断是对的。换了那些真正读过小说的，也这样说，而且还再三强调，电影大不如小说原著，我就不太明白了——为何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小说中出现的口琴，会出现在将小说读得很深刻的这些人的记忆里？
通常情况下，看上去人们总在强调逻辑，实际上是在下意识地依赖经验。
《凤凰琴》首映式在北京举行的那年，我坦率地告诉该电影的一位主创人员：他并不了解民办教师，从本质上讲，他是在用城市生活经验来阐述乡村，因而不晓得在城市生活中随便得不能再随便的口琴，在乡村里却是极度奢华，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唯有从田野上生长出来的竹笛，用它的声音来呼应乡村，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对改编电影的遗憾，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所以，我一直将电影《凤凰琴》当成小说《凤凰琴》的都市版。
多年之后，在写作《音乐小屋》时，我丝毫不曾记起，曾经有过这段与口琴的无缘之缘。直到此时此刻，因为要写创作谈，才想起来，于是在心里直呼吊诡：或许这也是骨子里久久存在的城市与乡村的某个宿命。
我不得不承认，对一个人来说，总有一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
这宿命的与生俱来，应当是我们全部理想的原始起点，不管是主动地写作，还是被动地阅读，不管是向着青春激荡，还是面对苍老沉浮。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一向偏爱竹笛，却在《音乐小屋》的开篇里，大张旗鼓地抒写一个刚刚进城当清洁工的青年男子，手握口琴，在那藏身楼梯底角的蜗居里伫立并张望。这不是某个人的角色转换，而是整个乡村角色正在发生极大变化。
口琴这东西，一直以来是有属性的。
正如我年轻时，能够拥有口琴的，是另外一些年轻人，这群年轻人被我们统称为“武汉知青”。那时候，如果有当地的年轻人试图操弄口琴，马上就会引来无边无际的疑问：你也想当“武汉知青”？
对于某个事实，常常顾不上去追究它是如何发生的，甚于无须牢记它的发生过程，只要有了结果，这事实，哪怕只是有理由称为时间之外的那一点点，就变得胜于雄辩。
如果不是由我来进行矛与盾的自行探讨，很难有人再去思考一只口琴在历史与当下的处境。当年轻的清洁工在城市最不堪的角落里陶醉于口琴时，所获得的是这座城市所能赋予他的全部幸福感。反过来，所获得的则是城市在试图压碎他时，如同在麻醉失效时，强行抽取骨髓那般骨感的疼痛。
在都市版暨电影《凤凰琴》那里，那种将口琴硬塞进乡村的好意，虽然不忍心说成是伪善，那的的确确是一种伪善。这就如同，有大人物要深入民间，会有人临时将一些家用电器搬进去作为摆设。相比伪善的最为可怕，在《音乐小屋》中，会吹口琴的清洁工万方，在瞬间的城市之爱后，陷入从未有体察过的骨感之痛，这些反而近似巨大股灾后的最终探底与筑底。
任何进步都要付出代价。这代价要比没完没了的横盘整理，甚至是杀人不见血的阴跌要来得畅快。
屋小音乐不小。
人小命运不小。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日于东湖梨园
………………………………
那叫天意的东西
一切离开得那么久了。一切又仍在咫尺。那些本应因太久而远去的东西，常常在不经意间跳出来，使我那历经三十度寒暑历练的情怀，像开冻的冰层那样出现咔咔嚓嚓的阵阵震颤。
我暂且生活的这个小城里流行着文学病，一九八〇年以后县文化馆的两名创作辅导干部，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新诗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使这病变得愈发肆虐了。最令人感叹的是有两名青年农民在高中母校同场发表演说，先上台的发誓要作鲁迅第二，后上台去的不甘示弱，赌咒要拿诺贝尔文学奖。
小城在鄂东英山，旧称城关镇，如今借城郊的几眼温泉而改名叫温泉镇了。
我的青春梦境里，像绝大多数男孩那样：想当兵，可是那该死的副鼻窦炎，销蚀了也许应该与巴顿齐名的将军；想打篮球，可是那倒霉的一米七〇身高，使之一听到穆铁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想当小提琴家，虽然使劲在省歌舞团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面前锯了几天马尾，仍无法使之发现丁点天赋；再后来，我仅仅只能在光厂名就叫人心烦的阀门厂当了一名车工（这座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至今仍未得到昭雪），尽管我为工厂的宣传栏写了一些叫作诗的东西，尽管这文字曾独占了整整一场晚会，但这仅仅是作为先前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来团支部书记，对自己所组织的活动履行义不容辞的职责。
感谢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三百八十伏电压的电击，从三天眩晕中清醒过来，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学病不可避免地侵入到我的肌体，而且是积重难返，于是我用建设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那种干劲写起小说来了。为什么？大概是觉得刚刚结识的后来写了《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相貌长得并不比自己标致——除了这些我实在不敢瞎说，有些东西还是永远藏在心里好！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少看了一百场电影。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多了几十张大部分是铅印的退稿笺。
然后，我在一个短篇中愤懑地写道：什么慧眼？哪儿见过慧眼？生活的道路上尽是些卉眼！秽眼！烩眼！晦眼！并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信条：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任何捷径，唯一的诀窍是，看准一条道路走下去，不要回头，不要旁顾，犹豫者，徘徊者，终归是跟着别人爬的碌碌鼠辈。似乎自己正在成为这种碌碌者！
然后，获奖诗人和获奖作家被上级***门调走了，“出身不好”的我被名不正言不顺地“借调”到县文化馆。就这样，机遇露出了尾巴：我住进全馆最有灵气的四〇四号房间，写《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楼空，留下那只曾经趴在上面写出了那篇佳作，因为是公物不得搬走的旧办公桌，还有那把没有人坐着压着也会吱呀作响的烂藤椅，最重要的是那一屋灵秀。
“守着这风水宝地写不出东西才怪。”冲我说这话的人弹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笺和废手稿又积攒了一大堆，我怕当着众人的面烧，躲在屋里点了一把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敢开门，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相对年轻，而且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被选拔到关键岗位上，担任起关键的工作。更年轻的那一批人，则面对各种各样诸如电大、职大、业大、函大等课程，抓紧一切可能的业余时间，苦心修炼着大学文凭的正果。眼前的榜样摆在那里，大家都明白，这些是今后人生旅途上不是捷径的捷径。那时，我本该属于这些更年轻的一批人，却没有与同伴们一道顺潮流而动，偏偏要独自踏上文学这条不归路。我那时已在县城一家工厂里从车工做到了厂办公室秘书，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后，包括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对我的选择表示出应有的鼓励，走在黄昏落日后的街道林荫里，时常孤独地面对一群群已成了电大新生的熟人。他们身上掩不去的青春喜悦，不能不让我一声声地听着对人生之门的叩击。虽然我有足够的毅力，然而未来究竟如何心里根本就没有半点把握。
在县里待着的所谓文化人，都有一个剪贴本，上面粘贴着出现在大小报纸上自己的文字。尽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宽，最多不过五指宽的剪贴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地方新闻与逸事的文字书写，在小城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没有这种剪贴本，骨子里更是不屑为这类事物写上哪怕一个字。所以，都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我断无反驳的可能。反过来看这也是事实，一个尚未正式发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馆的这个位置上，其压力可想而知。
当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一想到当初的选择心中就免不了有几分悲壮，这种悲壮又激发了心里的底蕴，我写了一部关于几个青年在深山里建电视差转站的故事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并情不自禁地将内心的抱怨和焦虑写成百感交集的句子：机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习作完成之后，我把它寄给了《安徽文学》，这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当初，真不敢相信这种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缘品尝。
而今我对机遇的体会是：只有歪打才能正着。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邮递员送来一封信，而且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挂号信，是《安徽文学》寄来的。我已经十分熟悉，如此厚厚的一沓肯定是退稿！也不知是生谁的气，我揪住信封的一角，“哗”地一下撕开封口。没料到虽然还是退稿，附在退稿之上的却是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亲笔信。信中提了不少建议，并让我“修改后速挂号寄小说组苗振亚”。那一阵儿子刚出生，取单名：早。其中就有自己的期待：但愿儿子能早早给他的爸爸带来机遇。没想到苍天有眼，不负我望，机遇真的早早来了。
此后不久，县文化馆组织了一次业余小戏剧本创作笔会。下乡的那天，我又收到了苗振亚老师的信，他在信的开头说《黑蝴蝶！黑蝴蝶……》已发四月号二条，信的结尾写道：“我争取最近能有湖北之行，到时一定去看你，很想见见你这位年轻人。”看完信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当然这激动是因信的开头而发生的，至于结尾我很快就将它作为一般的客套忘却了。从合肥到英山，关山重重，路途遥遥，能随便来随便去么，况且在文学大军中我算老几，值得他们专程来此一趟？
我一头扎下去，同几名业余作者一道边看边写，边写边看，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来到鄂皖交界处，属于安徽省霍山县的漫水河镇，住在一家生意萧条的国营小旅社里。
接下来的一天让我终生难忘。三月十一日本是个很普通的日子，南方的倒春寒在阳光普照之下减退了不少。吃过午饭正要上床略事休息，同行的南河区文化站长王中生突然闯进屋来直嚷嚷：你的老师来了！一时间我成了丈二和尚，这儿离英山县城差不多两百里，初来乍到有什么老师？王中生的样子又让我不得不相信，进到他的房间，只见客房的床上并排坐着两个中年人，面孔是百分之百陌生。在我怔怔地不知说什么好时，对方主动做了自我介绍。我才知道靠左坐着、戴鸭舌帽、一副忠厚长者模样的叫温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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