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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偷了我的皇位-第1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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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亲政后与张居正反其道而行之，凡是张居正支持的，拥护的，他就要反对。张居正推行的改革，虽有利于国计民生，但在相当程度上不利于官员个人，他就发挥这些人的积极性，用这些人来清算张居正及其党人，伴随着清张运动的不断升级和扩大化，一场以否定万历初年的改革为目的的风潮又随之而起。他一定要和张居正做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对张居正的一切方针路线，一切治理国家的措施和制度，不管对错，是否有益于国家一概否定。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以率先揭发冯保的罪行而深获万历信用的御史李植，受命巡按畿辅，途中未能享受到改革前那种乘驿的待遇，自己花费不少，感到十分不舒服，心里非常愤恨，回京后便向万历上本，提出驿传裁革过苛，要求恢复官员的待遇，万历不管对错，也不进行调查研究，马上表示同意。
改革驿递是张居正厉行节约，减轻国家和沿途老百姓的负担所进行的一项改革措施，改变了过去官员们到驿站胡作非为，无节制的索要财物的情况，沿途的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一项改革措施使官员的奢靡风气有了很大的改观，减少了国家无谓的支出，也极大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制度的改变，沿途的老百姓又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张居正的办法就是不许公款消费，想消费也行，自己拿钱，喜欢公款吃喝的诸君当然不乐意。
万历又忽然想起了早年裁革京省冗职一事，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或许是为了争取人心吧，就决定将原来裁革归并事务的，再依裁革前所分职掌管，又恢复各自的官职，张居正好不容易精简的机构和人员，又恢复原样，本来就庞大的官僚队伍又因之而臃肿起来。万历犯糊涂了，张居正已经做了恶人，你一退六二五不就结了，何苦为自己揽下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呢？
奖惩大权是皇家的一个利器，对统治国家，发挥手下人的才干和积极性大有好处，不能随便使用。为了让文武百官、勋戚权贵感受到皇恩浩荡，封爵名器成了他随意赏赐之物，不管功劳是否相配随便赏赐，不当赏的要赏，该罚的又不罚，致使朝纲法纪陷于混乱。万历皇帝的赏赐一律按个人的好恶和政治立场来区分。凡是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或者重用的人，不管有无才干，对朝政有无影响一律进行处罚，而对过去张居正打压得人或者反对张居正的人，清算张居正有功的人一律重用。他有一腔的雄心壮志想干成一番大事业的。可惜他的方法不对，心胸狭窄，注定他不是一个干大事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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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大劣迹
第六章 三大劣迹
一、修建陵寝
接替首辅的是张四维，他任职时间不长，此后长期主政的是申时行。申时行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僚，嘉靖四十一年（1562）廷试，因所对策论，词札兼美，被嘉靖擢为头名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万历初年，申时行就为万历所信用，虽不是开启日讲时的最初六位蒙师之一，但半年后便来到了万历的身边，是担任功课最多的讲官，很受万历的信赖和倚重。万历三年（1574）时，万历就曾手书“责难陈善”四个径尺大字，赏赐给他。但申时行为人城府极深，处世圆滑，性格懦弱，害怕得罪皇帝，从不强谏，顺从圣意。申时行总是顺着皇帝的意思做事，皇上总是称申时行为“先生”，不断赏赐些小礼物，执政的后期赏赐更加频繁，超过张居正，但他不敢就接受，屡次上本皇帝才没有封赏。
万历空有一腔的雄心壮志，朝廷事务事无巨细都必须按照他的意志去做，又不能很好的实用人才，在后期有长期怠政，不能合理的摆布人才致使国家机器无法运转，他又故意作乱，才导致来逐渐走向衰败。他亲政后急急忙忙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为自己修建陵寝，曾四度亲临天寿山勘察，长达三十多年的修建，耗费巨资，使本来把本来富裕的财政拖向入不敷出的境地，这是他一生最不让人称道，最昏晕的举动之一。
明十三陵，坐落在北京市郊昌平县北十公里的地方，这里有一片连绵的青山，原名黄土山，是燕山的余脉，属太行山系。永乐皇帝把陵寝建在这里，还将黄土山改称天寿山，作为子孙世代营建陵寝的风水宝地。埋葬着明代的十三位皇帝。隆庆的突然死亡，让朝廷的大臣们猝不及防，仓促之间，连一个像样的陵寝都没有来得及修好，还是张居正亲自为隆庆皇帝选好的吉穴，这件事对万历的刺激很大。总是认为自己也会像父皇一样突然死亡，就决定趁着自己青春年少，抓紧将陵寝修好。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二十三日，刚刚亲政，万历给内阁下了一道谕旨，要于闰二月躬诣天寿山行春祭礼，勘选寿宫地基，起驾的时间就定在闰二月十二日。
万历驾临天寿山，首先按照明朝的礼节，拜谒各位祖宗的陵寝，又按照礼部的安排依次勘查了祥子岭、潭峪岭、勒草洼三处，每到一处都会认真勘察，仔细听取各方面人员的汇报，态度非常的认真细致，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但这一次考察，对这三处似乎均不满意，无功而返，认为天寿山已没有祥瑞之地，想到别处寻找，在众大臣的劝说下，才勉强决定才让大臣们在天寿山试一试。谕旨：要大臣们再相吉地二三处，画图贴说，进呈御览。这时，由于张四维回籍丁忧，申时行继任首辅。申时行便和徐文壁会同礼、工部的徐学谟和杨兆一块前往。回京后，徐文璧、申时行二人具名汇报了此行勘查的结果。
九月初六，万历为勘定寿宫吉地，二度前往天寿山。决定寿宫吉地就选在大峪山，让申时行随即传谕礼部和钦天监知道。
吉穴已经选定，万历当然高兴，一时兴起，动用国库的金银大肆赏赐有功之臣，也处罚了一些办事不力的大臣。
为了得到两宫皇太后的同意，万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他又携同两宫皇太后和众后妃从京城出发，随行人员无数，几乎朝廷全班出发，还有众多的警卫人员，声势浩大，规模空前。万寿山之行结果还是不错，两宫太后为儿子苦心孤诣选定的风水宝地连连颔首称善，寿宫吉地才算最后确定。
吉穴的选择一波三折，又有人提出异议，于是，又第四次离京向天寿山进发。万历不辞辛苦，沿着黄山、宝山、大峪山东井平冈一线，再查看了一遍，认为宝山与大峪山同为吉地，碍于宝山介于二祖陵之间，不敢僭分，故依旧还定在大峪山。经过这一次折腾，万历已经看出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了，如果不赶快下定决心，就永远不会定下了，到了该决断的地方就必须决断，千人做事一人当家，必要的独裁还是要有的，他说；“今外廷诸臣为寿宫事争言风水，夫在德不在险，从前秦始皇营骊山，何尝不求选风水，结果不久就被掘开，选求何益？我祖宗山陵及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都当归葬于此，哪来许多吉壤？我志定矣。”
吉穴定了下来，接下来的就是修建，修建工程旷日持久，历时五年，耗银八百万两，耗费人力财力巨大，才修建了这座规模宏大，豪华壮观的地下宫殿
从小生活在蜜罐里的万历，养成了好大喜功，追求宏大奢华的习惯，继承了祖父嘉靖皇帝的特点，大权独揽，唯我独尊，贪财富、慕虚荣，为一己之私而置他人于不顾，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要求臣工们在陵寝的整体规模和形制将全部仿照永陵，在一些局部的细节上有了创新，其豪华程度一定要超过祖父的陵寝。
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陵寝修建工程全面展开，朝廷调集了各地的班军轮番更代，每天役使的工匠军夫不下二、三万人。由于工地上军夫人数太多，影响了工程的进度，为了不窝工，合理布局，安排人力，兵部左侍郎杨俊民对他们分班管理。将在营副将六员分为三班，大峪山一员，大石窝一员，各以歇操之日，轮流查点催督，半月一换。山东班军行令连工三月，中都、河南班军一月一换。
朝廷的一切工作似乎都停止了，都在以修建陵寝为中心，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皇帝不定时的要听大臣们的进度汇报，决断一切事宜。内阁大学士每月都有两人到工地现场看视，首辅申时行更是辛苦每次必往外，次辅以下每次轮派一人同行，几百名内外员役充当监工。
由于皇帝的再三催促，精心经营，众多的大臣工匠军夫夜以继日的工作，定陵基本上落成，很快就大功告成了。万历十七年（1589）的春天，陵寝落成，大事已定，皇帝打算陪两宫皇太后阅视，一是在炫耀，二是也想得到两宫皇太后的首肯，善始善终。当初确定吉穴时就争得过两宫皇太后赞赏，也想再征得她们的赞赏，两宫皇太后的话语在他的思想里具有很高的地位。这意思一经透露，立刻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工科都给事中张养蒙马上就上奏折陈述反对意见。张养蒙，字泰亨，号见冲，山西泽州人。万历五年考中进士的言官，少负才名，明习天下事，初选庶吉士，历吏科左给事中，工科都给事中。张养蒙深知皇帝寿宫工程的浩费，担心将来国家一旦有事财政将无力应付，忧国忧民，又得悉要阅视寿宫，心急如焚。皇帝出行可不能随随便便，朝廷众多的大臣需要跟随，还有各位王爷、后宫嫔妃，宫女太监，更多的护卫，惊天动地，耗费自然巨大，提出“费用不赀，乞銮舆暂停，俟大工告竣，通请阅临”。
万历也有自知之明，规模浩大的陵寝工程确实耗费了巨额的银两，已经基本上建成，也就没有在与大臣们纠缠，不同意也就罢了。到万历十八年（1590）六月大工告竣时，不再提重阅寿宫之事，没有举行任何庆祝仪式。大明朝举全国之力，全国各行各业都为定陵的修建出了不少的力，后来，给事中惠世扬、御史薛贞奉命前来巡视陵工，营建陵寝的开支已超出八百万两，是当时全国两年赋税的总收入。定陵的修建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让张居正辛辛苦苦积累起的一点家底给挥霍殆尽，张居正的在天之灵也会感到不安，咒骂这个无道昏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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