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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阶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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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辆叫反修牌的苏联造卡车，翻过村子背后分隔开了岷江与大渡河两大水系的鹧鸪山，到米亚罗，再沿岷江的支流杂谷脑河过理县，再走50多公里，在汶川县城威州镇与岷江正流汇合，出岷山峡谷，到都江堰，然后到达天府之国的中心成都。
那么多卡车来来去去，寂静的卡尔古村是多热闹啊！
那时，我还没有比二十多户人家的卡尔古村更大的地理概念。
那时最大的愿望是等往桦树断面上画葵花的那个人高兴了，把画笔交给我，在他用铅笔填好的轮廓里，填出一朵中心无蕊，因此也无从结籽，却长出一个大忠字的葵花。
我，一个牧羊少年的手，曾经为拿起了那饱蘸油彩的画笔而颤抖过，因此我很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最终成为一个画家，而是操起了文字的生涯。也正因了这文字的因缘，在80年代中期，我循着当年运送卡车的忠字木所走的那条路线，第一次来到成都。所要寻找的目标，就是那座在卡尔古村人想象中比土司官寨，比布达拉宫还要巨大的建筑。
那建筑应该非常巨大，因为砍去了整整一面山坡上所有成材的红桦。
但我看到的建筑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辉煌。我没有想到当年的万岁展览馆是那样一种灰蒙蒙的颜色，在平原上，在一样灰蒙蒙颜色的楼群里，它一点也没有想象中那种圣殿的样子。我不能想象它会是这么一副庄重却远远说不上雄伟的样子，就像要不是亲眼看到，我不能想象鸽子敢于在这座建筑广场前的伟人塑像宽大的肩头拉屎一样。
因此，我为了那片永远消逝的红桦感到痛心了。
在这座城市出入久了，并成为她的居民以后，我慢慢熟悉了她的历史与地理，也就知道了，很多老成都人也在为这座建筑所在地曾经雄伟与沧桑的老城墙感到痛心疾首。
还是回到那片桦树林，因为她毁灭的过程尚未完结。又过了两三年，毁灭的命运降临到了那些白桦身上。
这回是北京城里发话：要准备打仗。
卡尔古村那么的宁静与僻远，很多时候被遗忘，但也有时候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准备打仗就是贡献出那片白桦林。村子里的男人们又带着刀锯上山了。白桦一株株**着倒下。然后根据要求切成一定的长度，一定的口径。不合格的都扔在山上，不到两年就慢慢腐烂了。合格的就一垛垛堆在公路边上，等待着卡车队来拉到我们不知什么地方的兵工厂去。卡尔古村的人都被告知，这些白桦的用途是****，机枪，***的枪托及其他木质部分。所以，这些白桦给我们卡尔古村带来了无尚的光荣。
也许因为这种光荣过于抽象，所以，直到今天为止，许多卡尔古村的人还在为那些白桦感到惋惜。
其实，卡尔古村岂止是失去了这些白桦，我们还失去了四季交替时的美丽，失去了春天树林中的花草与蘑菇，失去了林中的动物。从此，一到夏天，失去蔽护的山体被雨水直接冲刷。泥石流年年从当年的泉眼那里爆发，冲下山坡阻断交通。有一年，我从外地回家，就被泥石流阻在离家两三里路的车里，过了一个担惊受怕的晚上。
在那些白桦消失的同时，多少代人延续下来的对于自然的敬畏与爱护也随之从人们内心中消失了。村子里的人了拿起了刀斧，指向那些劫后余生的林木，去追求那短暂的利益。也是一年春节回乡过春节。经常在夜半时分听到村里人在公路边忙碌，把盗砍的林木装上出山的卡车。这种情景我曾不止一次看见。
就是这样，我目睹了森林的消失，也看到了更加令人痛心的道德的沦丧。
故乡在我已经是一个害怕提起的字眼。
那个村子的名字，已经是心上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而我的卡尔古村并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卡尔古村的命运是一种普遍的命运。所有坐落于我在这本书里将涉笔的大渡河流域、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的村落，没有任何一人可以逃脱这种命运。
所以，我才在目睹了泸定段大渡河谷里那些漫山遍野的仙人掌时，就感到这是已经破碎的大地用最后一点残存的生命力在挣扎，在呼喊，在警醒世人良知发现。但是，那种巨大残酷的存在却没人看见。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漂满了大树的尸体。当河水流送完这些树木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耳边流动的只是干燥的风的声音，而不是滋润万物与我们情感的流水的声音。几乎是所有动物都有勇气与森林与流水一道消失，只有人这种自命不凡，自以为得计的贪婪的动物，有勇气消灭森林与流水，却又没勇气与森林和流水一道消失。
要知道，在地球的生命进化史上，要是没有水，没有森林，根本就不会有人类的出现。
………………………………
4 穿越在伤心地带
第二天我起了一个大早，趁着太阳出来之前的凉爽多赶一些路。上路不久，那些仙人掌终于消失了。但越来越巨大的山体依然破碎而荒凉。当太阳升起来，河风里那一点湿气一下就被蒸发了。太阳照亮了那些累累的岩石的时候，我的心中越发悲凉。我感觉到自己是在人类的伤口上行走。尘土，尘土，到处都是尘土。
尘土中间，反射着阳光发出刺眼光亮的，是许多石英与石棉的亮晶晶的碎片。
好在巨大陡峭的山体投下巨大的阴影，能让我在其间行走或休息，又可以感受到从河面蒸腾起来的一点点湿润的气息。在有森林，有植被的时候，河水是在滋润群山，群山是在哺育着河水。而现在，河水却在这群山中充当一个趁火打劫的最后的掠夺者。等到河水把风与雨水带到河谷里的最后一点泥沙冲刷干净时，这些曾经生气勃勃的群山就要完全死去了。这正在走向死亡的世界不是一个狭小的地理概念，那是从四川盆地边缘纵深向青藏高原边缘的阶梯形群山达两三百公里的一个巨大伤痕。
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痕。
虽然这个伤痕地带也曾有过民族间的冲突与一些战争，但这些冲突与战争大多发生在冷兵器时代，还不至于造成如此巨大的生态灾难。这个伤痕的造成，就是进入了现代史的近百年间，人类以和平的方式，以建设的名义，以进步的名义，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与生存的名义，无休止索取的结果。
我无数次地往返于这样一个伤心地带。
就是乘坐汽车，穿越这样的地带也会费去整整一天的时间，而在溯大渡河而上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带，费去两天车程，也还走不出满眼的荒凉。如果是步行，那么，这样的行程就更加漫长了。
从泸定到丹巴，100多公里的行程，晓行夜宿，我整整走了三天时间。
还能看到仙人掌，但已经是有意栽植在农家墙头上。那些黄土筑就的院墙，黄土筑成的房屋，年深日久地站在烈日与暴雨下，墙上斑斑驳驳显出了白色的盐霜。土屋前后，是绿得很深厚的梨树。梨树与土屋构成河谷平整台地上大小不一的村落。村落四周仍然是绿意深重的玉米与小麦。这样的村落，每到一两公里，在某个山湾里，会随着一片平整台地的出现，毫无预示地突然出现一个。很多个村子之后，会出现一个稍大一点的镇子，白墙青瓦。会有一个乡一级的政府存在。某一个院子里，会有一面国旗，披垂在烈日下，琅琅的诵书声从白杨树下的教室里传来。
在这种时候，我这人总会生出些奇怪的感慨。本来，我该视这种声音为这一地带的希望之声，但我却为他们的将来感到悲哀。就像为那些在破碎的山体中寻找最后一点青草的山羊感到悲哀一样。当一个地区在失去前途的时候，偏偏生产出一个满怀希望的青年的少年人的群体，那不正是一种加倍的悲哀么？
我想对未来乐观一点，但是，我无法克服掉内心深处这种要命的荒凉感。
因此，我倒宁愿人们生下来，就如路上相遇的放羊人一样，坚韧而又漠然。
在一个小饭馆里坐下来，放下背包，松开鞋带，汗水却越发地滚滚而下。饭馆里的大嫂递过来一张油腻的毛巾：“哥哥，你擦下子汗水。”
她头顶着一张青色间有刺绣的头帕，腰上一条彩织腰带，都是典型的嘉绒地区的妇女服饰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身上的阴丹蓝长衫，已是明末清初的满汉服装，脚上一双军绿色的解放牌胶鞋，又完全是一个现代中国服饰的标准农村版本。在这个地方，许许多多的中年男子的穿着，都是这种汉藏混合，并同时呈现出不同时代特色的打扮。
而她说“哥哥”那种腔调，“擦把子汗”那种用词，是一种汉语里四川口音与陕甘口音混合后，演变出来的一种特别的大渡河谷中段土著汉语的腔调。这个地区，在满清乾隆朝以前，都是纯粹的藏族聚居区。是藏族历史上农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在乾隆年间，满清对当地的大小金川流域的赞拉与促浸土司前后用兵十余年，战后，藏族居民人口急剧减少。清政府以四川及陕甘兵屯殖于此地，所以，才形成今天这种人文与语言风貌。
传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事结束以后，留下屯殖的士兵们在河谷里跑马占地。骑上马，只抽一鞭子，直到马不跑了，自动停下来，这个范围里的土地，树林，草坡，甚至土著女人（因为战争，土著男人差不多都战死了）就都是这个人的了。所以，直到今天，当地的汉语里都还有一个表示土地单位的词：趟。你家这趟地今年庄稼长得旺实！我问饭店的这位女老板：“你是藏族吗？”
我是用藏语问的，她盯着我，用汉语回答：“是藏族。”
我笑了。
她有些局促地解释，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听得懂藏语，但讲就有些困难了，她说：“结结巴巴，不蛮不汉的，说出来叫哥哥笑话。”这带地方，女人把不认识的成年男人，不论年纪大小，一律称为哥哥。有意思的是她接着又问：“哥哥吃汉族的还是藏族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这条大河上游的某一条支流的支流上，我在黄昏时分寻找过夜之处时，曾遇到一个背水的女人问我，你住汉族的地方还是藏族的地方。现在，又有人用同样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我要了藏族的东西。
于是，我的面前有了一碗奶茶。茶里的奶是象征性的，掺在茶里很稀薄，这不是掺入茶里的奶的数量的问题，而是奶的质量。这种奶是杂种奶牛的奶。而且，茶里还有花椒与薄盐的味道。茶刚掺到碗里，很多个头硕大的苍蝇便嗡一声扑了上来。院子门前，向着公路，孤独地立着一株巨大的柏树。这些河岸两边，过去，应该都是这种参天古柏的森林，中间夹杂着白桦与枫树。现在，却只剩下这株巨柏孤独地站立在骄阳下，团出了一小块浓重的荫凉。我端着碗坐在这团树荫里，诗意不期而至，突然感觉到了脚下，那些泥土与砾石的覆盖下，是未曾风化破碎的巨太岩石。感到柏树的根须在泥土与砾石中游动伸展，感到根须像虬曲有力的手指，紧紧的抓住了岩石。打断我思路的是那位大嫂，她给我端上来一大碗嘉绒藏语叫“摆摆”，在拉萨叫做“土巴”的煮面块。当地的面很有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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