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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时代之死人香-第2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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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史可法不会说这些粗陋的大白话，他太知书识礼，也太珍惜忠臣烈士的光环，他那种对千秋名节纯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眼前刀兵之争的创造性谋划。可以想象，统帅的悲观情绪将会如何软化这10万大军的脊梁。这支本已惶惶如惊弓之鸟的御林军，无疑将更加沉重地笼罩在一片失败的阴影之中。
到了这种地步，战争的结局只是个仪式问题了。
仪式或早或迟总要走过场的，接下来是清兵攻城，几乎一蹴而就。史称的所谓“扬州十日”，其实真正的攻守战只有一天。史可法既没有把敌人“吓一跳”，也没有能“临死找个垫背的”，古城扬州的血雨腥风，不是两军惨烈的决斗，而是八旗将士野蛮而潇洒的杀人表演。弄到后来，连史可法本人苦心安排的全节，也得靠敌人来成全。“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刀”，终于被俘。清豫王多铎劝降不成，冷笑道：“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节。”史可法遂死。
平心而论，史可法不是军事家，这位崇祯元年的进士，其实只是个弱的儒生。儒家历来信奉的是“修、齐、治、平”之道，这中间，“修身”是第一位的。史可法个人的品德修养毋庸置疑，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年过不惑而无子，妻子劝他纳妾，他叹息道：“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终于不纳。这样洁身自好的君子，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中相当难能可贵。若是太平岁月，让这样的人经营国事自然没有问题，但偏偏他又生逢乱世，要让他去督师征战，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在浩浩狼烟和刀光血影面前，他那点孱弱的化人格只能归结于灭寂和苍凉，归结于一场酸楚的祭奠和无可奈何的悲剧性体验。
这里，我得说到一桩政治化史上的轶闻。就在清军兵临扬州城下的几个月前，清摄政王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有一封回信——《复多尔衮书》，写得相当精彩，今天我们捧读时，仍旧会感到那种澎湃涌动的凛然正气。关于这封回信背后的作者，历来有多种传说，但可以想见，当初作者在起草回信时，必定是相当投入的。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封回信，把史可法的化人格挥洒得淋漓尽致。吟读之余，史可法或许会想到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古往今来的不少好章都是两军决战前“羽檄交驰”的产物。首先是那位叫陈琳的扬州人，他替袁绍起草的《讨曹操檄》使曹操为之出了一身冷汗，久治无效的头风病也因此痊愈。南朝梁学家丘迟致陈伯之的劝降书写得那样采瑰丽，把政治诱导和山水人情交融得那样得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谁能相信这样清新明丽的句子会出现在冰冷的劝降书中呢？“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更不愧是大才子，他的那篇《讨武氏檄》，连被骂的武则天看了，也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些千古佳话，史可法此刻大概不会不想到，因此，他很看重这篇署名章。事实上，就凭这一篇《复多尔衮书》，后人就完全有理由认定他是一位章高手，而忘却他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节制江北四镇的督师辅臣。无论这篇章是不是史可法的手笔。
说史可法很看重这篇章，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旁证。据说史可法对自己的书法不甚满意，便四处征求书法高手执笔誊写。这时，书法家韩默正好在扬州，便到军门应召。关于韩默其人，我知道得很少，但仅从史可法对他的赏识来看，大概档次也是不低的。韩默笔走龙蛇时，史可法和诸将都在一旁观摩，只见那素笺上气韵飞动，从头到尾一笔不苟，虽微小到一点一画，也不离“二王”的笔法。书毕，史可法赞赏再三，这才令快马送出。
今天我们很难猜测史可法站在督师行辕门前的台阶上，目送快马远去时的心态。对国事的惆怅？对明王朝的孤忠？对江北四镇防务的忧虑？实在说不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刚刚发出的这封复书的几许得意。中国的化人总是把章的力量夸张到十分了得，似乎一篇檄就可以让人家退避三舍，最典型的莫过于李白表演的“醉草吓蛮书”，凭半壶水的洋便震慑住了觊觎唐帝国版图的番邦。《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说“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牛皮吹得还不算大。诗圣杜甫就有点豁边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一支舞弄墨的纤纤之笔，简直有如上帝的魔杖。既然章有这样无所不能的造化之功，人们便生生世世地重视考究起来，斟酌推敲起来，咬嚼字起来，好像一字一词的差异，就真能演化出天壤之别的大结局来。北宋末年，开封城陷，宋金议和，赵桓（钦宗）递降表，中有“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之句，金将粘罕不满意，一定要叫易“负罪”二字为“失德”。讨价还价不得，战败者只好屈从。其实，“负罪”也好，“失德”也罢，都改变不了战场上的事实。不久，赵桓父子全被敌人掳去，算是给用字之争加了一道注脚。
还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看得清。早几年在山西晋祠发现了他写的一副对联：“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这就说得再明了不过了，章固然需要，但天下毕竟是打出来的，真正有力量的还是“武器的批判”。不过这副对联是集的杜诗，唐太宗生活在杜甫之前差不多100年，当然不可能出自他的手中。但即使是后人的假冒，也假冒得很得体，太宗皇帝就有这样的强梁霸气。
史可法给多尔衮复书大约是弘光乙酉（1645年）秋，半年以后，清兵大举南下，扬州城破。
扯远了，还是回到江阴小石湾。
江阴和扬州完全是两种格调，两种情韵。这里没有扬州那么多的诗书画和歌吹人云的绮丽风华。扬州是历史化的渊薮，是令帝王、士、妓女们**的舞榭歌台。只要是个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到了扬州，便总要弄出点风流韵事来，舍此似乎对不起这里的清风明月。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中并没有半点忏悔的意味，十足是一种洋洋自得的炫耀。而江阴只是一座要塞，一片驰马冲杀的战场，战事多了，自然便无暇去吟风弄月。即使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站在这里，也只能挤出几句干巴巴的“黄田港口水如天”，这样的句子，应该说是相当蹩脚的。大词人辛弃疾在江阴做过签判，但令人遗憾的是，洋洋大观的《稼轩词》中，却没有一句是与江阴有关的。要看长江，他宁愿跑到京口北固亭去慨叹：“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来”；要排遣胸中块垒，他宁愿登上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你说怪不怪？在人眼中，江阴显得有点尴尬。这里的码头太小，豪放派往往来不及把这里的喧天激浪梳理成词句，便匆匆解缆离去；婉约派又嫌它兵气太足，冲淡了风月情怀。江南一带从来就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强盗”，是指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就正如扬州多的是书肆和船娘一样，江阴多的是炮台和壮汉。这里民风强悍，连方言也“冲”得很，全不像典型的吴侬软语那样奶油气。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江阴强盗”阎应元。
阎应元是个粗人，他没有获取科举功名，在那个时代，这就意味着在官场上很难有所作为。严格地说，他担任的那个典史算不上官，只能称为“吏”。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京仓大使，这是个管理仓库的小吏。管理仓库至少需要两方面的素质：一要有武艺，施保卫之责；二要有协调统筹能力。我们在以后的江阴守城战中将会看到，阎应元如何把这两种素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初九夜间，阎应元在潇潇细雨中悄然进入江阴东门，直奔孔庙大成殿后面的明伦堂，主持守城军务。从这个时刻开始，他就把自己和全城6万多人一起放到了一座巨大的悲剧祭坛上，他们将用自己喷涌的热血和强悍的生命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伟岸的民族精神。
江阴战事之初，阎应元已经离任，与老母一起避居在江阴城外的砂山脚下。他是在战事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应义民之邀入城的。据说，在从砂山赴江阴途中，他曾题诗于东门七里庙之壁，情辞慷慨，有易水悲音。300多年以后，一个化人发思古之幽情，沿着当初阎应元入城的路线从砂山出发，一路寻寻觅觅，力图找到当年那座七里庙的遗迹，却一无所获。他终于领悟到，自己的举动实在无异于刻舟求剑，所谓寺壁题诗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或杜撰。阎应元一介武夫，有没有那种寄志抒怀的雅兴，很值得怀疑。况且当时军情火急，城外到处是清军营寨，即便有雅兴也未必能尽情挥洒。中国人历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化崇拜，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多少总应该有点儒将风度，起码也要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最高典范自然是那个在灯下披着战袍读《春秋》的关云长。因此，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夫丘八，一旦留之青史，后人总要给他凑上几句打油诗，以显出几分采风流的人格气韵。你看我们的阎典史从容地辗转于敌营之中，还能在寺壁上题上几句豪言壮语，实在够潇洒的了。但问题是，阎应元恐怕没有那样的情致，此刻，他根本没功夫去憧憬青史留名之类，而只会想着如何提着脑袋去冲杀。因此，只能辜负七里庙的那堵墙壁和后人为他附会的那几句绝妙好词了。
今天我们读着《阎典史记》时，不得不惊叹阎应元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可惜历史只给他提供了这么一块小小的舞台。任何英雄都离不开造就自己的那块舞台，如果没有奥茨特里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拿破仑最终可能只是法兰西历史上一个黯然无光的过客。同时，多少天才都由于没有自己的舞台而默默无闻，被深深湮没在风干的青史之中。历史学家从来就是一群浅薄而势利的观众，他们喜欢看热闹，他们的目光只盯着舞台上线条粗犷的动作，而对所有的潜台词不屑一顾。是的，阎应元脚下的这块舞台太蹩窄了，“螺丝壳里做道场”，连闪展腾挪的余地也没有。弹丸之地的江阴城，一场力量悬殊、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悲剧性的结局是无可逆转的。但有时候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结局的过程。阎应元的天才就在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多少抗争和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多少英雄泪和儿女情，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都演绎得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觉不可思议。这样，当最后的结局降临时，轰然坍塌的只是断垣残壁的江阴城楼，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悲剧英雄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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