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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时代之死人香-第2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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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国税一向来自于农业税,一旦国家开征商业税,就被士人阶层指责为与民争利。当高旭开始以商政署制定税率之后,在华商会内,就传来了反对的声音。最大的声音却是来自自己的老头子。高老头生性吝惜,一听自己儿子要征税,在华商会的商人鼓动下就迫不及待地反对。如今高氏的产业已成为巨无霸,无论税率如何低,数额将也很吓人。

    以高旭看来,同盟会不是高氏的私家组织,同盟军也不是高氏的私家武装,高氏私家产业必须要与同盟会的公有产业剥离开来,就算现在是左手拿到右手,也要公私分明。同盟会的会政资金,以及同盟军的军费也不能完全靠高氏产业来支撑,更不能全靠商人阶层的募捐,而是需要法定的税收保障。

    高旭写在高老头的家信中道:“父亲,欲要取之,必先予之。商人想要主政,出多少钱,交多少税,有就有多少发言权。既然想要重商,自然得要交税。”

    在高旭的强烈坚持下,高老头也只有当头作出示范,让高老庄总管、高氏总掌柜邬老家伙开始剥离挂在同盟会名义下的高氏产业,向同盟会总部交纳了一批巨额税收之后,华商会内部的商人们也只有认了。

    在福建,高旭着令商政署的周福生在厦门筹建海关,征收海税,废除了以前郑氏家族以卖郑家令旗路引的做法。当年郑氏垄断了海路,商人如要海上经商,就必须重金向郑氏购买令旗才能通行,一面令旗三千金,造就了郑氏的敌国家资。要是海船没有郑氏令旗,就会受到郑氏舰队的炮轰抢掠。在实质上,高旭的做法与郑氏家族没有多少区别,只是以后世之法设立海关,税收规范了许多,而且又是以同盟会的名义征收,收缴于会库,而非高氏私家所有。

    除了在福建设立海关征收海税之外,又在陆上重点征收矿税。以高旭看来,矿产全民所有,但在福建境内开采的铁矿高炉几乎全为私有。那些矿主不是地方豪强,就是通过行贿官府取得开矿权的客商。那些矿主豢养打手,不光破坏环境,也欺压乡民,矿工不堪重负,要么落草为匪,要么暴动反抗,最终往往成为地方上的毒瘤。

    在得到福建矿治行业的大概情况之下,高旭以同盟会的名义,要求各大矿主到福州商政署注册名录,领取矿业执照,对于一些民怨极大的矿场实行处罚,严重者甚至强行关闭。只有领到商政署执照的矿场才有合法经营的资格。

    同时结束明代官府对矿场征税的混乱局面,实行年检制度。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开始,一个铁矿场一旦征税,就算这个矿场在铁矿资源枯竭之后关闭,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困难,这个税收不会轻易取消,最终嫁接到当地民众身上。让与铁治毫无关系的老百姓承担铁冶税收,不仅极端不合理,也使得铁矿业的开办在一些地方引起民众激烈反对。这也成为高旭打算在尤溪开办钢铁基地的阻力之一。

    同盟会商政署对冶铁业的整顿自然引起了各地矿主的强烈反弹。反对新政的大都是地方豪强出身的矿主,这些人大都是土皇帝,而且他们向来行贿一下当地官员就免除税收的,如今同盟会如此寻根究底来念紧箍咒,这些人自然不甘心。那些矿主当中,除了其中大部分的本地豪强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外地客商,最主要是徽商。对于这些人,高旭抛出了同盟会的采购订单,比如同盟军的军需铁制品,来取得部分铁商的支持,至于那些出身地方豪强的顽固分子,高旭自然不客气的下刀子。

    首当其冲的就是尤溪县。

    陈永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高旭的开办尤溪基地的重任,来到尤溪县的。

    高旭让陈永华带着自己的规划书先到尤溪,一是因为福建初定,他暂时必须坐镇福州中枢来处理各类公务,在尤溪基地初成规模之后,他再来介入核心的技术指导;二来也是对陈永华能力的考验。

    要说起来,陈永华这时也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着实难以担负这样的大任。但高旭知道古代男子的年纪不能以后世的眼光来看,所谓英雄出少年,正因为年轻,才没有诸多的顾忌,才没有人情世故的牵绊。要说起成绩,都是给逼出来的,就像他高旭,谁知道能在不足二年的时间里创下这么大的局面。

    而且,高旭也不是让陈永华两手空空去尤溪的。在八月上旬,高旭就以安义镇的蓝登部接替耿云部在建宁府的防守,命耿云领着一个旭卫镇预备营开到尤溪县驻守。中秋过后,马三炮领着高氏工坊的熟练工匠也来到了尤溪,在此同时,福州商政署的署理长周福生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尤溪,开始整合尤溪境内二十多个铁场,勘探矿产,作着开办新矿场的准备。

    事实上,陈永华是作为高旭的特使来到尤溪的,因为在军务上有耿云部驻兵,技术上有马三炮主持,整合铁场的生意上有周福生去谈判,陈永华只是替代高旭作为尤溪基地开创时统筹的角色而已。

    就算陈永华毫无经验,也不要紧,以他务实、内聪的性子,多看多学多想,在自己的大力栽培下,高旭相信他很快能进入角色。

    陈永华没有让高旭失望,如今他已熟读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钢铁冶炼流程,再加上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尤溪本地冶铁高炉进行实地考察,理论加上实践,士子出身的陈永华正如高旭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技术方向的“士匠”的转变。

    在技术革新方面,高旭的脑子里有很多后世的改良之法,他需要一个有足够学识和能力、也值得信任的执行人。这个人,暂时来说,高旭看中的就是这个陈永华。

    一直以来,作为高氏产业在福建的大掌柜,同盟会福建分会的开创人,时任福州商政署署理长的周福生,对于高旭如此重视陈永华和甘辉俩人,心中自有一些不满。要说起来,他算是高氏的老人了,又是福建本地人,虽说他如今主管商政,但他的期望是在军政领域有所建树。如今甘辉已成为安义镇的提督,像尤溪基地这样重要的大项目,也由看上去“乳嗅未干”的陈永华来主事,至于福建同盟会分会会长也由宣政院院理长许用兼任,他的权力完全局限在商政上。以周福生自己来看,他没有脱出大掌柜的范畴。

    周福生看上胖乎乎的像一个笑阿弥,却是带着一份怨气来到尤溪的,再加上他本来就是海盗出身,年轻时是个心狠手辣的主,整顿起尤溪的二十多个矿场来,完全是仗着同盟军的威势来强行征用,而不是先以商业手段来谈判、收购来解决。那些矿主一有不服,周福生就派人去炸掉他们的高炉。一个月下来,在周福生的高压政策下,尤溪二十多所矿场虽然表面上接受商政署的整顿,但暗地里,这些矿主开始串联反抗。

    陈永华意识到周福生的暴力手段可能带来矿乱,更不利于尤溪基地的拓建,周福生却是不以为然。同盟会商政署的整顿铁矿业强硬措施,终于激起了矿主们的激烈回应。

    九月初三,数以万计的矿匪在身为地方豪强的矿主们的带领下,开始冲击高氏在尤溪河谷平原上正在兴建的基地设施,包括高旭计划中筹建的钢铁厂,水泥厂,以及水力机械铸造厂。

    事发之后,驻扎在基地附近的旭卫镇将领耿云立即领兵镇压。面对同盟军的刀枪,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的矿匪一触即溃,逃进深山。福建本来就是多山的省份,山野苍茫,耿云的旭卫镇预备营大都是江南人,本来就是初到贵地,想要进山征讨,谈何容易。而这些矿匪落草之后,为尤溪基地的开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时间从九月初开始,地点从闽中的尤溪县开始,随着同盟会商政署整顿矿场的新政之后,矿乱从闽中的延平府,渐渐蔓延到闽南的漳州、泉州、汀州三府,严重考验着同盟会这个入主福建的新生政权。

    这场矿乱表面上是各地的矿场主为了抵制所谓的同盟税,实际上是同盟会这个新生政权与地方豪强争取基层控制权的斗争。作为明代福建省的支柱产业之一的冶铁业,基本上控制在本地豪强手中,同盟会商政署要整顿他们,自然就触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两者的针锋相对,甚至短兵相接就不可避免。

    在海上,因为郑氏家族的瓦解,高旭才取得了闽海的制海权;在陆上,也只有平定了这场矿乱之后,高旭才真正取得闽地的控制权,同盟会的行政触角才能真正地深入了基层之中。

    如果是纯粹的矿乱,高旭并不在乎,同盟军在福建有旭卫镇、安义镇两镇人马,有足够的力量平定。问题是,要是南京老奸巨猾的洪承畴,甚至是远在日本的郑氏母子,趁着这场矿乱,给他下眼药,扯后腿,那绝对是头痛的事。

    就在江南的抗战正如火如荼的时候,福建这场突如其来且又蔓延全省的矿乱,考验着同盟会的宪历元年,也影响了高旭的计划布局。只是,如果高旭连一个福建省都搞不定的话,将来何以鼎定整个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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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二章 大学士朱继祚

    第六二章大学士朱继祚

    作为加盟同盟会的隆武旧臣,福州行政院的刘中藻、张肯堂、曾樱等人,尽管对于高旭大刀阔斧的改革,各种手段激进的新政保留意见,但对于整顿福建混乱的冶铁业,尽管出发点并不一致,他们还是与高旭达成了共识。

    曾樱言道:“铁炉之害,有目同睹。山中筑厂,洗沙流水,山液如膏。堵川流,凿地脉,久雨则激流灌城,田亩为之毁摧,且沙石阻塞,有伤文运。”

    曾樱的出发点是环境保护,但刘中藻的出发点则是地方民生治安,他向高旭进言道:“铁炉之兴,其主大都为地方土豪有势力者当之,为抢夺矿场而结仇角斗者无算。豪强者聚集人夫,大都为鸡鸣狗盗之徒,聚博逞凶,鱼肉人民,屡见不鲜。况且铁治趋晴避雨,一年之间,鼓铸也不过六个月,或铁矿枯竭,或炭木不继,兴废不恒。铁炉一熄,矿夫无以聊生,则聚集为盗,祸害乡里。”

    对于高旭来说,为了满足同盟军的扩军所带来的对军械的需求,控制冶铁业的上游铁矿资源是迫在眉睫的。在江南,产铁的地方要么是湖北的大冶,要么是南京地区的马鞍山。湖北大冶鞭长莫及,马鞍山又在清军的控制区内。在同盟会控制的长三角区又没有铁矿资源,如今同盟会入主福建之后,高旭关注的除了海贸利益,就是解决高氏工坊紧缺铁矿资源这个瓶颈了。

    高旭的计划是通过商政署颁布矿业执照,征收同盟税来淘汰一批矿场,关闭一些民怨极大的,再通过与铁商合作、收购的方式来整合一批,整顿混乱无章的冶铁行业,从而能够让商政署充分调动福建的铁矿资源,服务于同盟会的军工产业。

    但商政署署理长周福生原本就是海盗出身,在执行上海盗作风严重,方式过于粗暴,在作为试点的尤溪县中,对于那些铁商执行高压政策,一言不合,动辄炸平冶铁高炉,这虽然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得到成效,但接踵而来的副作用也是极大,而且作为主管的陈永华实务经验不足,最终在尤溪导致了大规模的矿乱事件。

    因为整顿矿冶而激起的矿乱,成为那些政见不合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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