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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时代之死人香-第1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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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得益于高旭抓住江南反抗剃发令的良机,集中了以江阴为骨干的大批忠义之士,再加上高旭身为后来者的前瞻能力,大力发展火器,不光在吴淞城下的野战中凭着新型战术击破满清铁骑,而且又凭着要塞城防的棱堡化,让清军的攻城无能为力。高旭这种攻守结合的发展模式,让同盟军能在陆上立于不败之地。

    而且,苏松财赋半天下,占领了这两个天下最繁华的地方,同盟军没有粮食之忧,不像福建那样缺粮,历史上郑成功为了征集粮草,每光复一地,就迫不及待地大肆抢掠,行事如同倭寇,民怨极大,使得民心倒悬。

    同盟军的崛起让天下人瞩目,同盟会的浪潮也以江南为中心,一波波地几大江南北扩散。然而,同盟军军事上的胜利让大明遗老们欢欣鼓舞,但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却让福建的南明朝廷隆武政权越来越心惊肉跳。

    同盟会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天下,但在有心人的眼里,这句纲领中蕴含着的注释却耐人寻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匹夫有责?以同盟会的解释,因为这个天下是匹夫们的,也就是所有天下人的。

    在以顾炎武为主编的同盟会会报《中华报》上,顾炎武一直在呼吁:“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

    同时,在中华报上,顾炎武又大力宣传孟子的民本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顾炎武本来就是明末思想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本来说是他提出的。所以,他具有最权威的解释权。他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反对“独治”,主张“众冶”,他在中华报中倡言“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又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

    同盟会的会报《中华报》成为顾炎武宣传民本思想的主要阵地。对于顾炎武的激进思想,高旭一直抱着欣赏与支持态度。对于高旭来说,顾炎武的这种思想正是他所期望的。

    而事实上,江南民众反抗满清剃发令,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是为了日落西山的朱明王朝,他们只是纯粹地为了护卫汉人的发冠而已。在满清没有颁布剃发令之前,江南各地望风而降,对于人们来说,王朝更替不过是潮起潮落罢了。但是剃发令一下,全民性的反抗顿时此起彼落。

    自大明开国之初,江南就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在平江之战费时十个月才攻下苏州城。其后在大明朝的三百多年里,苏州的赋税极重,几为全国之冠。所以,要说苏松两地,当年就对张士诚死心踏地,几百年来又身负重税,暗地里对朱氏不无怨言,再加上南明第一个弘光政权中弘光帝的醉生梦死,糟蹋了大明朱室最后的一丝民望,如今隆武帝也只是偏福建一隅,被时人戏为“闭户天子”,在这种情势下,也难怪朱氏难得人心。

    发冠无存,则天下亡,存之,但天下在。

    任何的事业都需要一个核心。随着高旭的民望日增一日,在隆武元年最后的一期中华报上,身为主编的顾炎武又刊载了陈子龙在吴淞大捷后的感叹:“大明中兴之路,当由高氏始!”

    身在浙江的鲁王朱以海,以及福建的隆武帝看到这样的言辞之后,气愤之余,又想到高旭在江南的威势,又无奈得浑身发冷。在江南观察使李中藻给隆武的密信中,也是苦道:“江南之民只知会盟高氏,而无知朱氏矣。”

    ∶∶∶∶∶∶

    (第三卷开张,求支持。)


………………………………

第二章 大时代

    在明末经济繁荣的江南,正是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时期,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无序而又混乱的,但大量的民间资本使得商人成为一个新型的社会阶层,比如以崇明高氏为首的大海商,以及以江阴商人程璧为代表的徽商,这种资本力量在经济发展上需要引导,在政治上需要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明末重农抑商、视经商为贱业、动辄海禁扼杀商贸的国策。

    高旭的同盟会,正是吸引了这股商业资本,他才筹措到大量的钱粮用于同盟军的扩张。而且,高旭自己身为崇明高氏的少主,也是大海商的代言人。

    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为高旭既定的重商主义方针,提供客观的前提条件。唯有奉行重商主义,才能打破闭关锁国,才能有逐利的驱动力来进入大航海时代,与西方的殖民者争夺世界性的诸如南海、澳洲、美洲的全球资源,而不是大家关起门来窝里斗,好不容易大一统了,便以天朝上国自居,又进入固步自封的循环。

    除了经济上已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环境之外,而在政治上,摄政王多尔兖一道剃发令,又为朴素的民族主义的萌芽提供了条件。自秦代以来,无数的王朝更替,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乏有异族入主中原,但都没有要求百姓剃发的昏招。但历史上证明,摄政王多尔兖这一招并不昏,在这个时代,发冠犹如一道处女膜,一旦捅破之后,就让这些满清鞑子奴役了华夏二百七十多年。并且这种奴性阴魂不散地持续到高旭所处的那个时代。

    既然来到这个时代,身为后世人的高旭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民族的沉沦从眼前开始?!

    这是一个大厦已倾的时代,也是一个破而后立的时代。

    如果高旭没有亲身经历过江南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反抗剃发令运动,还真的难以置信这些大明百姓视发冠比性命还要重。因为这种民族性骨子里的特质,在他的时代早已遗弃了。

    他身临其境时,他才感同身受。

    他感受到一个民族久违的血性与坚持!

    这种观念曾经使当时来华的葡萄牙商人惊诧万分。他们无法理解,女真鞑靼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忍了,霸占他们的江山,他们也忍了,只是要剃他们的头发时,他们终于不忍了。他们为了发冠而誓死抗争,血战至死也在所不惜。

    这些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不知道在这发冠之中,有着一个民族的传承,有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而满清鞑子却是要阉割这份传承,这份尊严!

    当江阴首倡的“头可断,发不可剃也!”时,正是一个民族为尊严而奋斗的先声!

    正因为在这样的先声之中,高旭才能顺应时势,以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把朴素的民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把这些捍卫尊严的反抗力量聚沙成塔,才把钱谦益口中所谓的“三吴之地,民风柔弱,不须大兵征讨,传檄而定”的江南,成为成千上万的满清铁骑的葬身之所。

    所以,高旭以重商主义调动这个民族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把江南百姓在反抗剃发令中所形成的朴素民族主义,升华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源动力。

    但是,在这个留发不留头、活人不及死人香的时代里,如果将来有朝一日,牺牲无数的英烈,终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难道又要把这个民族禁锢在极端的皇权下,在破与立之间不断轮回的怪圈当中么?

    高旭当然不愿意。

    但幸好这个时代有他需要的一切东西。

    除了明末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让高旭有了实行重商主义的土壤,以及反抗剃发令让高旭能够倡导近代朴素民族主义之外,还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产生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比如明末诞生了三大思想家,除了让高旭寄以重任的顾炎武之外,还有黄宗羲、王夫之俩人。

    除了顾炎武以“众治”代“独治”之外;还有王夫之也有“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主张;而黄宗羲更激进,在他的专著《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与“独夫”,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启蒙,高旭起草的体现民本思想的《同盟宪章》首先得到了顾炎武的支持和认同。顾炎武甚至在同盟会的内部文书中,以宪历元年来改称隆武元年。

    身为后来者,高旭知道十七世纪中约,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东西方拉开距离地源头。这个时期,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君主制,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东方,则是更原始、更野蛮的建洲女真入主中原,一个寄生虫式的少数族群,侵蚀着中华民族的长达二个多世纪的活力,到了最后,便是“量中华之物力,结诸国之欢心”的结局。

    一直以来,高旭在深思着如何构建同盟会的治政体系。身为穿越者,有太多的政体可供他选择,考虑良久之后,他把当初同盟五司缩减为三司,即行政司、军政司和宪政司。这种三司分立的体系能否行得通,也需要实践去证明。

    行政司下设吏政、民政、工商诸部;军政司下设后勤、陆军、水师诸部;宪政司下设检察、律法、宣政诸部。由于高旭起草了《同盟宪章》,宪政司承担了同盟会宪法解释的任务。每个司设司理长,及副司理数名。行政司司理长由沈廷扬担任,军政司司理长由高旭担任,宪政司司理长由顾炎武担任。

    由于高旭是同盟会的创建者,同盟军的最高督帅,他有着足够的威望推行这种看似信手涂鸦式的制度。但是像沈廷扬这样的积年老吏,一眼就看出了高旭的本意,行政、军政、宪政三司分立,每个司的司理长不就相当于秦代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这三个职务么?当然,如果职务上如果这样称呼,暂时来说,隆武朝廷虽然远水奈何不了近火,但明面上太过僭越了。

    在三个司的司理长之上,又设总理一名,统筹协调各个司部。目前来说,这个总理职务自然非高旭莫属,但高旭还是坚持将来举行一次同盟会会员全体大会,通过大会选择的仪式来落实这个总理职务。

    尽管高旭这些措施让高老头看来,简直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一般,但邬老家伙却很玩味地对老东家道:“老爷,您让少爷他去胡闹好了,同盟会那些总理、司理的职称总比江湖帮派称什么帮主、总舵、香主、护法之类的好听。这可是做大事的格局。况且,少爷这大半年的胡闹,所创下的声望和名号,你还不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么?”

    高老头只是嘿嘿笑道:“真是我高氏祖坟冒清烟了,这臭小子要么不折腾,一折腾倒真让人大开眼界。”

    目前来说,诸事初创,高旭只是大致地规划下框架,然后一步步地从实践中调整方向。无论如何,至少在表面上,高旭还是奉隆武朝廷为主,同盟会只不过是一个乱世而起的党社罢了。在明末,这种党社已见怪不怪,比如当初夏允彝、陈子龙这些江南文人的复社、几社之类,但要论会社组织架构的严谨,以及拥有同盟军这样的会社武装力量,哪里是那些文人所组成的诗社之流相提并论的。

    所谓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段时间以来,高旭一直在深思将来驱逐鞑虏之后,他一手缔造的同盟军该何去何从?不说遥控的将来,就说眼前的局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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