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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叛贼-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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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朱一贵这人倒是一个聪明人,不仅一眼就猜出了朱怡成的身份,而且还向朱怡成主动请罪,如此知趣倒是有些出乎意料。交谈一二后,朱怡成顺水推舟,索性借荣顺王一事为由,先狠狠敲打了一下朱一贵,随后法外开恩,又让他安排入总参谋部,令本以为性命不保的朱一贵先是胆战心惊,随后又感恩戴德,轻轻易易地就把此事给了了。
安置朱一贵只是件小事,对于朱怡成来讲他还有更大的国家大事要办。在老曹老铺的那顿鸭子吃的不错,同时也亲眼目睹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想法,尤其是那些食客们对于满清和大明的比较,以及相互间对农商看法之辩,和曹小二口中所说的大明赋税和反贪之事,朱怡成听的是尤为上心。回到宫中,朱怡成细细思虑几日,特意招来邬思道等人商议一番后决定推行三事。
第一件事,是四民之论。士农工商四民说,在中国已流传千年,尤其是儒家学说自宋朝朱子后对于四民之说更甚。在民间,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是众所周知,而商人虽有钱,但地位低下,再加上明朝开国后又采取特殊的户民制度,导致各阶级矛盾加剧,尤其是军户、匠户和商户制度,到明中后期几乎崩坏,这也是明中后期文人全面压倒各层阶级,扰乱朝政,同皇帝争夺权利,甚至不顾天下安危以一己私利致使国家大坏的主要原因。
崇祯皇帝死前曾经感叹过“朕非亡国之君,臣均亡国之臣”,还咬牙切齿咒骂满朝官员皆是可杀之人。这虽然是有着崇祯性格上的弱点,刚愎自用又无担当,做事只顾眼前利益而无大局所至,但他所说的几句话多多少少也是有些道理的。
四民之论,导致阶级对立,更形成了文人一家独大的场面。这点,朱怡成心中是一清二楚。早在宁波时,朱怡成就刻意扶持军中势力和商人,以模糊四民之论,逐步提高军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因为势力不大,地盘还小,投靠朱怡成的文人也少,他这样做倒也没什么阻力,可当拿下浙江和南京后,随着大明正式重复,这天下看好朱怡成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科举一开,本就拥有科举优势的文人逐渐开始占了上风。
虽说无论是廖焕之还是邬思道,他们这些文臣高官既是读书人,同样也是明白朱怡成所想的老人,对于朱怡成平衡四民的策略一向不反对,但同时作为文人出身的他们,从立场而言却又不免会在有些时候倾向于文人。
长此下去,历史必然会走入一个死循环,百年之后,这大明恐怕又会如明中后期那样继续形成一股强大的文人阶级,从而使整个国家不思进取,最终腐朽。
对于这,朱怡成当然是不愿意看见的一幕,而且从他在曹家老铺所听闻的话中已经有所感觉,这民间的风气正向自己不愿看见的方向悄悄发展着。
故此,彻底废除四民,打破各阶级之间那道无形的壕沟,这是必然要做的事。当然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和其所拥有的知识带来的优越性必然会使得文人对这种政策有所抵触,而且如果处置不好的话,甚至会引出大问题来。可别忘了,这文人虽然大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甚至杀只鸡都得晕半天,但他们这张嘴皮子和手中的笔却是不饶人的。朱怡成可不是已经君临天下手握大权的朱元璋,何况就算是朱元璋当年也没做到这步,所以朱怡成只能推行温水煮青蛙的政策,先是放宽和继续模糊四民之论,在民间彻底消除户民制度的残余,开放军人和商人入仕的通道,同时也加强治下商业建设,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改变现状。
在朱怡成看来,老人家一句话说的非常好,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责任不同。只有彻底消除了这种传统概念,那么这社会才会进步起来,国家也会越来越强盛。
当然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新的阶级产生,但相比而言,那也是一种进步,这种新的阶级取代旧阶级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因素,也是不断给社会带来活力的推进剂。
第二件事,关于赋税和贪腐问题。这两者可以说是一点,从目前情况来看应该还算不错,无论赋税方面还是贪腐都控制的比较好,当然也是因为大明初复不久的原因。
一个王朝或者说一个政府,从一开始总是有些新气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阴暗面就将逐渐暴露出来。可以说,历代王朝都逃不过这些问题,王朝的统治者一直在和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所以才有那么多因为赋税而爆发的战乱,甚至财政崩溃导致的王朝更替,也有不断腐败到反腐再到腐败连续不断的恶化。二者合一,形成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去的怪圈。
这些问题其实到二十一世纪依旧存在,朱怡成也从来没有奢望能够彻底解决问题。他只是希望能把问题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这也是他建立铸币厂和银行以控制金融,减少损耗,然后又以养廉银方式减少贪腐的主要目的。再加上各项监察制度的建立,还有手中锦衣卫的控制,以做到有效的防范。
但这些依旧不够,对于监察的严格还需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其实历代王朝统治者也想到了这点,这也就是民间所谓“告御状”的形势,但这种形势往往只是形势而已,经明朝一朝,也就是朱元璋在位时做到了,但以朱元璋的强势却也未能杜绝这种情况,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要实施这种方式还需要两点,一点是言路的畅通,第二点就是三方的监督。开民智,保证言路畅通,再加上非官方的第三方监督是必要的。虽然这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但能够保证以最大限度把问题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这就是朱怡成所需要的。
既然谈到了以上两点,尤其是第二点,那么就不能不说第三件事了,那就是言论。
前面说过,文人嘛,善于用嘴皮子和笔杆子,言论是一个好东西,它既有好的一面,可同时也有令人害怕的一面。适当地控制言论,或者说引导言论,这是统治者必要的手段,也是稳固统治的有力武器。
更重要的是,如今大明还未真正获得天下,这天下最强大的对手清廷依旧拥有比大明更为雄厚的资本。朱怡成心里很清楚,一旦有所失误,那么所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无法挽回的。许多胜负不仅是在战场,更在战场之外。
清廷在神州还有大量的地盘和充裕的人口,清廷依旧以正统自居,神州大地上,许多人依旧还愿意做清廷的奴才。至于那些义军,无论是祝建才或者是川中的王致清,他们所用的手段是用宗教来控制,在所被控制的人中,他们当然视之为“救世主”,沉浸在打造一个极乐世界的幻想之中。
那么在这种时候,言论就极其重要,或者说宣传。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告诉自己的臣民,同样也告知这神州大地所有的老百姓,争取他们的民心,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为此,朱怡成决定在除六部和总参谋部之外再成立一个部,而这个部就叫宣传部,宣传部顾名思义就是以言论出发,控制和利用宣传的部门,但这个部究竟用谁来负责,关于这点朱怡成手上却没有人,为此他委托廖焕之和邬思道等人看看有谁值得推荐。
第二百三十六章 特殊人才
对于此事,廖焕之和邬思道等人不敢怠慢,宣传部的成立以及作用他们自然一清二楚,当即为朱怡成寻找起合适人选。过了不到半个月,终于有一个适当人选,当朱怡成看过此人资料后决定亲自见一见。
“你就是汪景祺?”
这一日,朱怡成在偏殿接见了汪景祺,汪景祺字无已,钱塘人士,其父曾经当过清廷的户部侍郎,但因获罪早已去职,其兄如今在北京任职,是个六品京官。汪景祺这人少年就在乡里颇有才名,但其性格孤傲,本以为自己文采年少就能得志,却不料科举异常艰难,直至去年,年近四旬的汪景祺还只是一个秀才,多次赴试却连举人都未考中。
大明在南京开科举,本以汪景祺的出身他应该是不会来参加的,毕竟其父在清廷曾经为官,而且其兄如今也在北京当官,但汪景祺这人偏偏不顾家人反对独自跑来南京参加科举,这一考居然就被他连考中了进士,如今在礼部任了个六品主事。
“回皇爷,微臣正是汪景祺。”站在下首的汪景祺见了朱怡成并无半点慌张,依制行了个礼后声音鸿亮地回答道。
“赐座。”
“谢皇爷!”汪景祺在小黄门搬来的圆凳坐下,他一屁股坐的是四平八稳,根本没有那些普通官员的诚惶诚恐,仅凭这一点就让朱怡成暗暗满意。
“汪景祺,听闻其父曾在清廷为侍郎,而其兄如今也在北京为官,按理说清廷对你汪家也算不错,你也算是官宦人家,那你为何偏偏要考朕的进士,来当大明的官呢?”朱怡成开口就问了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令汪景祺比较难堪的,但同样也是必须要问的,因为如果用此人的话,汪景祺对于大明和清廷究竟是什么态度这非常重要。
“回皇爷,皇爷乃我大明正统,自皇爷在宁波横空出世,用兵之绝,制敌之奇,奏功之速,观尽史书,除我洪武先帝外可谓史上无人可及。何况皇爷马上能治军,文又能定国,胸怀天下,志在千里。相比皇爷,这满清上下简直犹如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也!无已不才,虽身在官宦之家,但也懂得道德大义,民族之别,在无已看来,皇爷乃宇宙第一伟人也,无已作为汉人自当在皇爷治下出仕。”
汪景祺这番话说的是理直气壮头头是道,而正在喝茶的朱怡成却差一点儿被茶水给呛着了,他努力把茶水咽了下去,借着袖子的掩饰悄悄擦了擦嘴边的水珠,再瞧瞧满面正气的汪景祺,心中实在是哭笑不得。
原本,朱怡成以为汪景祺会说些寻常的套话官换,谁想到他会借着自己的问话顺道大拍特拍自己马屁,而且这番马屁拍的更是脸不红,心不跳,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人才!这还真是一个人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搞宣传的确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顿时,朱怡成对汪景祺起了浓厚兴趣,当即询问起他对清廷的看法来,汪景祺倒也不怯场,当即侃侃而谈。也许是汪景祺的出身不同,对于清廷上下的事知道的不少,就连康熙和后宫的一些密事也有所耳闻,挑着一二说,听起来倒也有趣,而且汪景祺此人边说还边评论,言语刻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令朱怡成听的是津津有味。
尤其是当汪景祺说到当年康熙南巡经过无锡的时候,有士人杜诏道左献诗,康熙见后颇许可之,遂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里面则有“云淡风轻近午天”之句。讲到这,汪景祺顿时有些不屑一顾,在他看来康熙这所谓题字实在是浅薄异常,捡前人之句实在是没有水平。为此,还当着朱怡成的面出口就做了一首小诗:“清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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