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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帝国-第6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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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达进一步提出,所谓民主也好,**也好,都是实现国民自由人权的手段,不可本末倒置。国民在建国之时选择了君主立宪,这是国民的选择,而政fu也应该尊重国民的选择,也就是要尊重宪政体制,尊重法制,尊重三权分立。

    李达坦承,之前国家由于种种内忧外患,很多时候政fu不得不采取“从权”的策略,事实证明,国家的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比较好的解决。但这种状况并不能用来说明威权体制将永远持续下去,更不能作为进一步破坏国家宪政根基,加强威权**的理由。

    李达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引爆了整个北京的舆论格局。

    自帝国肇建,尽管宪法有保障言论自由,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过新闻牌照许可,宣传部舆论引导,舆论界“同心为国”,复兴党吸纳舆论界精英入党,政fu和执政同盟各党“力捧”某些笔杆等措施,政fu对于舆论始终有着一定的控制力。

    由于郑鹰本人对舆论态度较为开明,总体的舆论开放程度依然是很高的。只要不触及某些底线,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畅所欲言。当然,你的言论引发社会反弹,或者不被主流认可,那是水平和认识问题,无关其他。

    到了郑宇时代,接踵而来的兵变,新政和国战,稳固地位和加强权威的需要,都让这位新皇帝选择了加强舆论掌控。借助战时立法,郑宇成功地启动了“敏感新闻出版审查”体制,实现了对舆论的强力引导。

    虽然在战争中的几次和战论战,战中和战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乃至在其默许乃至主动推动之下,舆论界对地方甚至中央政fu施政的批评和建议都表现出了很高的舆论容忍度,但心照不宣的,始终没有人敢于或者说能够公开发表对皇帝威权统治的质疑。

    可现在,李达做了。

    这位德高望重,甚至被两代皇帝推许,和郑宇多次详谈的学者,在这个时候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炮。

    这是对中国传统威权主义的攻击,甚至可以被认为是针对目前皇帝威权统治而来。

    短期的错愕之后,很多人,即使是平素反对李达之人,都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的勇气,也自然而然地担忧接下来来自最高权力层的反击。

    但出人意料的,正在贝加尔湖畔新建的庄园渡假的皇帝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甚至中华宫,内阁,乃至被视为“在野清流之望”,却在上层被传为“皇帝喉舌”的《华夏时报》的大笔杆北竹,也都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

    这种沉默,在某些时候可以被视为默许,但对于了解那位最高权力者一贯“谋而后动,后发制人”风格的人们来说,却意味着未来的暴风骤雨。

    眼看着突然之间万马齐喑,最后连梁敦彦和梁启超都心里没底,托人打听“宫内”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却始终不得要领。

    复兴党上下,虽然一直保持沉默,但眼看“党魁”郑宇始终沉默,却渐渐有人开始按捺不住。

    几位复兴党的文胆也开始撰文反击,历数国家三十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决策之英明,为复兴党多年的执政辩护,并指出国家正在一步步地完善宪政体制和三权分立。他们认为,自由和人权固然重要,但前提却是国家主权得以维护。没有了主权,在敌国的军靴与刺刀之下,在饥饿面前,根本谈不到什么自由与人权。如果混淆了这种主从关系,先后关系,国家施政就会误入歧途,最终强调自由人权的结果就是没有了自由人权。

    在唇枪舌剑之中,国民们也在观察,在学习,在思考,而某些心思各异之人,却也在默默地寻找着机会。

    很少有人意识到,一场政治风暴已经开始了酝酿,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席卷整个神州,并再一次改变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

    ……

    

………………………………

第八十四章 西北飓风(一)

    

    第八十四章  西北飓风(一)

    甘肃省城,兰州。

    黄河穿城而过,滚滚浊流把城市一分为二。一座宏伟的铁桥飞架于黄河之上,桥头悬挂着巨幅标语:“敢为天下先!”

    黑色轿车驶过铁桥,从老城区进入了黄河北岸的新城。

    新城的道路比南岸更加平整宽敞,一色的沥青石子路,斑马线和车道的间隔线都是一丝不苟,道路两边不时可见路牌和交通标识,倒似比内地的大城市还要规范不少。陆上行人都是行色匆匆,马路上除了马车,汽车,自行车和边三轮摩托,不时还可见到内地刚刚兴起的物事—出租汽车。

    亚洲战争结束后,为了推动汽车的普及,帝国政fu颁布了一项新政策:由中央出资,在各主要城市设立出租汽车公司,采购国产轿车对市民提供服务。这一举措出台之后,喜欢追逐新鲜物事的市民很快就亲身体会到了汽车的好处,进而开始大举买车。几家主要的汽车公司也先后推出了适合中等收入阶层的低价汽车,很快掀起了国民购车热潮。

    尽管限于经济发展水准,中国拥有购车财力和意愿的人群比重并不大,但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绝对数字加起来依然足够可怕。这个快速工业化,且拥有充足石油供应的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向着摩托时代迈进。

    道路两侧的楼房,大多是新建的新华风洋灰砖混楼,不少楼房看起来就是名闻遐迩的“兰州公租房”。这是兰州市响应中枢精神,率先大力推广的善政:以政fu出资兴建公寓楼,廉价出租于工人和其他无房市民家庭,以解决其安居需要。

    借助这一善政,加之兰州军工和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大批外省移民和本省农民潮水一般涌入兰州城,短短三年之内,兰州人口已经翻了一倍多。

    巨幅宣传海报之上,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学习兰州好榜样。”

    “这是陛下的题字。“司机颇为自豪地说道,”咱兰州这些年变化不小,多亏了……”

    他似乎发觉自己说错了话,尴尬地笑了笑。

    赵丰杰冷笑了一声:“欺世盗名之辈……借着陛下的天威做护符,在这里关起门做一方天子,生杀自专,林正道有何德何能让国民给他唱颂歌,捧臭脚。”

    何子清看了看这位脸色涨红的当地名人,微微一笑:“赵先生,作为律师,我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要为当事人的利益尽心尽力。这是我们律师的职业操守,和某些官员是个什么人没关系……他是清官也罢,是包龙图在世也罢,或者是各欺世盗名的大奸大恶之辈也罢,都和我没关系。”

    “我只是依法为当事人辩护。”何子清拍了拍皮包,“赵先生,你完全没必要担心我会因为对方的官声如何而临阵退缩。真相只有一个……既然有人诬告你们,我自然有办法让冤情得雪。”

    “我是律师,”何子清一笑,“有我的职业操守。”

    赵丰杰诺诺称是,心里却是一阵不屑。

    说得冠冕堂皇,其实还不是看在那五十万华元的律师费上!如果不是大哥和那些朋友都已经身陷囹圄,随时可能弃市,而几所皇家律师行又不接收这个案子,怎么轮到你来赚这个钱!

    不过,他可绝不敢轻这位人称“剃刀”的刑事诉讼律师。

    道上的人已经说得明白:这案子,如果皇家律师行不接,能有些胜算的,也就是这位南北未经一败,后台通天的“剃刀”律师!

    ………………………………………………………………

    车队驶过长街。

    所到之处,市民们自发地行注目礼,很多小孩子都面露兴奋之色,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眼中透出羡慕。

    这是甘肃省长林正道子爵的车队。

    在这个时代,林正道,已经成为了甘肃的化身,甘肃的代表。

    甘肃,目前属于“训政省份”之列,并未享有“宪政权利”。

    之所以仍处训政,原因还是本地情况的复杂。

    甘肃历来是民族混杂,族群冲突激烈的地区。早在咸丰年间,甘肃就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陕甘回乱。先是回民发动暴乱,对汉民展开血腥屠杀,随后左宗棠统帅的湘军入甘,又对回民展开残酷的大屠杀。反复的战乱之后,甘肃血流成河,白骨皑皑。根据另一时空的统计,甘肃宁夏地方,在1861年人口近2000万人,到了1880年只剩不到500万人,可见屠杀之惨烈。

    到了1880年镇**北上,满清实行新政,大批内地贫苦农民移民陕甘,总算带来了些许人气。

    到了甲午年镇**北上,却引发了陕甘地区的一场大战。

    早在左宗棠进陕甘,甘肃地方的回教叛军就与湘军恶战,其中马化龙降而复叛,被左宗棠所杀。马占鳌却在新路破一战成名,打死左宗棠麾下悍将傅先宗、徐文秀,进驻新路坡的四十营湘军全部溃散。

    不过,马占鳌此人颇有心计,击败清军之后反而力主投降,提出“自古大盗远如张角葛荣黄巢闯献之徒,近者咸丰初年之洪秀全,皆无下场……去一左宗棠,将有无数左宗棠在其后,河州弹丸何能与天下抗,君子见机而做,不俟终日。今日之事,舍降别无生机。吾意已决,诸君勿复言。”,乃使其子马安良等“十少爷”赴安定请降。

    左宗棠见此人知情识趣,也着实惧怕河州军的凶残能战,故而也就接纳投降。为了牵制马占鳌,左宗棠又同时册封了马占鳌的助手马海宴和清廷这边的马福祥,马家为首的河州势力从此在陕甘地区坐大。

    等到了镇**北上,西路军兵锋直指陕甘,饱经荼毒的汉蒙居民箪食壶浆,已经成为地方霸主的三马自然不能束手待毙,集合大军前来征战。

    不过,带领镇**西路军的林肃仁一战成名,提兵一师十荡十决,杀得西北联军尸横遍野,回教军血流成河,威震西北几十年的河州马队一战而摧。饱经荼毒的当地汉蒙趁机起义,配合镇**攻打残忍冷血的河州军,对马家族人和河州回人进行了残酷无比的大屠杀。林肃仁原本就是个狠人,对此也采取了默许,百年来的血仇之下,汉人对当地回民进行了“封山靖海”,几乎诛绝了当地回民。

    不过,自此一役,甘肃当地治安大崩,多有地方结社,很多会党势力复起。尽管在战后帝国清洗会党,但碍着此地民族混杂,又是控制新疆的咽喉要冲,甘肃事务纷繁复杂,竟成了一个烫手山芋。后来,时任国务总理的陈磊见形势不妙,终于派出了得力亲信。这些人倒也不含糊,在甘肃大刀阔斧除旧布新,倒也有些新气象。可到了1901年的大清洗,甘肃省长和几位亲信吃了陈磊的瓜落,自然是拘捕进京。这些人在甘肃施政,也难免打击了甘肃当地的传统势力。到了这个时候,眼看着陈磊垮台,树倒猢狲散,这些人趁机上京告状,列出大批罪状,正中当时中枢政fu的下怀,自然也就笑纳了这些陈磊的“累累罪行”。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后来的甘肃省长班子基本都走了“无为而治”的道路,与当地势力结好,反正只要大面过得去,中枢的军政要务支应得力,地方不出乱子,一切都好商量。

    就是这样一番和光同尘,在1901年…1905年的基建狂潮和投机热潮之中,甘肃官场也难免卷入了这些利益分肥权力寻租的游戏。到了亚洲之战前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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