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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1925-第1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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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安平摇着头道：“问题在于，无论贵党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怎样向蒋介石许诺保证，你们多数的基层组织，实际上还是把迎汪同倒蒋混为一谈，甚至在去年年底，各地就已经开始出现‘打倒蒋介石’的呼声。这些事先生不会不知道吧？你说，蒋介石会相信你们的许诺和保证吗？”
李大钊道：“我一直在北京，这些事不太清楚，但我想应该没有你说得那样严重。”
吴安平大笑道：“实际上是太严重，我给先生讲一下先生就知道了。国民政府攻占武汉后，去年十一月上旬在武昌搞了一次军民集会，当时又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分校的学生在场，而蒋介石正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当时场内的工人，就当着这些学生的面，公开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甚至因此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这算不算严重？”
“当时蒋介石在九江，知道后自然大为恼火，但武汉是唐生智控制的，唐生智本就有取蒋介石代之的野心，因此就没有很在意，只是敷衍了事。但十多天后，就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中，也出现了类似武昌工友那样的言论，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有多看重，先生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这一消息对蒋介石的刺激更大，如果说先前他还是不胜愤慨，到此时就已经暴躁怨恨形诸口舌了。这算不算严重？”
“如果说，蒋介石对武汉工人和黄埔军校学生的反蒋言论，还只是怀疑是由贵党挑唆，那么，随着鲍罗廷公然的恶语相向，就让蒋介石砸实了自己的猜测。”
李大钊道：“又关鲍罗廷何事？”
吴安平忍不住道：“我且告诉你，你们这位太上皇是如何行事的，先生不妨想想他是来坏事的，还是来成事的。这帮苏联人，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李大钊见他又攻击共产国际，也不便说什么，便追着说道：“你仔细讲讲。”
吴安平想了想到：“当时因为国民政府要迁都武汉，鲍罗廷在到武汉的第二日，便召集会议，提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会议并决定以徐谦为主席，可笑的是，却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他的代表张静江，排除在了最高职权之外。”
“蒋介石最初虽有不满，但并没有公开反对，但后来他终于发现，如果同意联席会议可以代行最高职权，就等于重新让苏联顾问说了算。于是，他便乘张静江、谭延辏У戎醒胫葱形甭饭喜鄙衔浜褐剩偌酥醒胝位嵋榈诹瘟偈被嵋椋八涤牖嵴咄饨罡呷卦菔鄙柚糜谀喜ǘ嘉侍庖院笤僖椤！�
“这让鲍罗廷进退维谷，他首先致电莫斯科，声称在迁都问题上不能对蒋介石妥协，否则不仅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还会被北洋和列强看成是广州软弱的表现，进而导致对方转入攻势，自己也将会因此非辞职不可。莫斯科回电反对鲍罗廷因为任何理由离开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它也赞同鲍罗廷的担心，但同时仍建议他应亲赴南昌劝蒋，妥协解决争端。”
“有莫斯科的支持，鲍罗廷自然横下一条心，把自己推上了第一线，要与蒋介石摊牌，其意在利用国民党多数不愿分裂的心理，使蒋介石陷于孤立而被迫屈服。”
“于是，他在今年一月欢迎蒋介石的一次宴会上，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有军人摧残党权、欺压**和妨碍工农运动的发展，继而指名道姓地对蒋介石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
吴安平突然顿住，对李大钊道：“先生可知蒋介石是如何说的？”
李大钊有些紧张道：“他怎么说？”
吴安平道：“他说：‘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如今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还对鲍罗廷说：‘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这算不算严重？这就是我说的人性因素，你们不能忽视蒋介石的自尊心。”
李大钊皱眉道：“自尊心？”
吴安平又道：“其实‘中山舰事件’就是因为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过于忽视蒋介石的自尊心所引起，在蒋介石成功地利用这一事件打击俄国人的威信，并限制顾问们的权力之后，鲍罗廷却再蹈复辙，由自己亲自出面，来向蒋介石的自尊心挑战，这不得不说是他的愚蠢。”
“当然，他或许自认为有几个杀手锏。一是宋子文在武汉，掌握着蒋介石所需的大笔军费；二是留在南昌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如谭延辏А⒑蜗隳纫嗖辉缸匪娼槭构竦撤至眩蝗翘粕堑认嗟币慌狈ソ欤言谖浜悍矫娴牧斓贾拢凰氖撬衔づ┰硕诠惴盒似穑票鼗岫怨竦臣捌浔狈ゾ纬汕看蟮那Ｖ谱饔茫晃迨歉鞯卦蕹捎艟赖墓竦橙松迫战ズ拼螅厝换岫越槭斐杉蟮难沽Α！�
“可能就是因为如此，鲍罗廷虽然事后暗托宋子文等人对蒋介石表示歉意，甚至声言今后愿与其一同随军行动，不再过问中央之事，但他实际上却从没有停止过推动剥夺蒋介石党政权力的斗争。”
李大钊默默道：“就算蒋介石自尊心受辱，但分权还是必须的，**终究要不得。”
吴安平反驳道：“那季山嘉算不算**？鲍罗廷算不算**？如果不算，为何中**政大事竟由这几个苏联人一言而定？照我看，这是中国的耻辱，也是先生和我这两个中国人的耻辱，如果在西北他们敢这样大言不惭，我就算不杀，也会让他们修二十年铁路的。”
李大钊愕然道：“你竟这样说？”
吴安平恨恨道：“我不是这样说，而是必定这样做。此次先生西来，或有搭救那几十个苏联人之意，但莫怪我薄先生面子，如果他们是中国人，一切都好说，既然他们是苏联人，扛着枪、推着炮、开着飞机、坐着战车来到了中国，那当然不能对他们客气。我已经把他们打发去修路了。不过先生也无需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每天都有一斤半的高粱面，每半个月还有一个大洋工钱，这可不算虐待。”
李大钊摇头道：“我本来却有劝解之意，但你说了这么多，实际一直在攻击苏联，态度如何我已经心中有数，便不提了。只是切记，莫要死人。”
吴安平心中暗喜。这或许是李大钊态度转变的一个信号，只要他边鼓敲得勤，必然最终能让苏联人滚蛋。
他没将这高兴带到脸上，而是又继续道：“这帮苏联人对中国根本不了解，他们根本不明白，在中国，不仅政权要靠枪杆子维系，就是社会上的所谓阶级分化，也远未达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程度。不要说中间阶层占人口比例极大，就是贵党最为重视的工人阶级，通常也处于分散甚至是分裂的状态，很多工人不仅不为贵党掌握，甚至是站在相反立场上。”？？
“他们只会坏事。蒋介石受鲍罗廷刺激后，就一再公开警告说：‘不要试图让我走开，总理在生的时候，我无论对那一个同志，或者有一句话与我不对，或者有一点得罪了我，我马上就要跑开。现在可不是了，如果我一走开，中国**根芽从此就要断绝，谁也不要想让我放弃责任因为，我只知道我是**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反对我的**，那我就要革他的命’先生听听，这样的表态有多严重”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不择手段地来与贵党争夺地方和群众，原因便在于他感受到了权力失落的严重威胁，而这种威胁，很大程度上便是苏联人给他的。当然，贵党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李大钊慨叹道：“你这么一说，我也有所意识。郭沫若同志一直是跟着蒋介石工作的，先前他提交的报告，虽然对蒋介石在个别地方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处置手法心存疑问，却并未发现其有明显异常的表现。但在最近，当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紧接着武汉又召开旨在削弱其权力的二届三中全会之后，郭沫若才意外地发现蒋介石大踏步地转向了极端。”
吴安平一拍手道：“很明显，因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而使蒋介石产生了太大的权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惧感。他或许深信，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他所占有的那些省区，转眼间就会落到武汉的手掌心去，而丢掉这些地区，他连讨价还价的资本可能都没有了。如果他最终向武汉臣服，非但此前一切可能功亏一篑，就连自己的政治生命都可能因之而结束。困兽犹斗，蒋介石有过‘中山舰事件’的经验，他当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那你认为该怎么办呢？”李大钊满怀希冀问道。
吴安平叹口气道：“如果你们现在能摆脱苏联人的掣肘，那事情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但我认为，你们没有这样的勇气，至少暂时没有。为今之计，只有收缩力量，尽可能挽回些损失。这里有蒋介石及各地国民党军政大员，这段时间会议与多方联络的资料，先生不妨看看，采取一些必要的应对措施。”他又拿出第五个箱子，摆放到了李大钊面前。
李大钊颓然道：“难道就任由大**就此失败不成？”
吴安平慨叹道：“大**失败与否其实无所谓，民众已经意识到时代已经变革，只要坚持，**终有成功的一天。最应该痛心的是，此番风雨，必将是一场腥风血雨，还不知多少人要为之牺牲、流血。若真有变，你们**人或许损失严重，但国民党方面的损失或许还要超你们十倍，它有几十万党员，要分辨哪个是贵党的秘密成员，并非那么容易。北伐北伐，到头来内讧死的人，或许还要比伐掉的北洋军多得多。”
李大钊讶然道：“你这么悲观？”
“其实这不是悲观，事情发展下去必然如此。其实我想贵党应该做些让步，另外国民党那边也做了一些安排，希望能避免严重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我能努力的地方真的不多，这不仅仅是理念的较量，也是权力的全面争夺，我就算把几十万解放军摆到当面，也未必能劝阻一些偏执的人的偏执决定。”
吴安平确实有阻止一切发生的野心，使“四？一二”、“七？一五”之类的惨剧不再发生，使那句“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个”的话不再出现，使国共两党不再由这一刻起便结下深仇，但他无论怎样计较，都难以找到完美的解决办法。正如刚才所说，这不仅仅是理念的较量，更掺杂着权力的争夺，他只能尽人事而已，能取得多大成效，就看老天帮不帮忙了。
想起这一切，他就觉得意气阑珊，正好与李大钊该说的都已说完，便告辞道：“先生，我还有事需要处理，就不多陪了。外面有我安排的两个警卫，先生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吩咐他们去做，不用客气，也无需客气。”施了一礼，他便匆匆去了，背影甚是萧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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