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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十多人来自云南航空队，那里是唐继尧的势力范围。

　　　　陈应权与谭根、赵礼华都很相熟。他和谭根一样都是美国华侨，只是谭根是开平籍，他是台山籍。在美国时，他曾在旧金山华侨自办的图强飞机制造公司任副飞机师，后来响应孙中山号召，回国加入援闽粤军航空队，并参与了讨伐桂系军阀的战斗。这支航空队是中国空军最早的雏形。

　　　　陈应权和左纯庵一样，都有些跛脚。这是居留广州期间，他曾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驾驶的飞机出现机械故障，进行紧急降落时，飞机坠地，机毁人伤，故左脚留下了终身残疾。

　　　　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陈应权奉命率领航空局其余人员和飞机留守广州，但陈炯明随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全部留守人员被其收编，陈应权被委任为航空局长。第二年，各路讨逆军回师广州，孙中山派人策动陈应权等反正，大义之下，陈应权遂率大部分人员出走香港。

　　　　同年秋，唐继尧在云南筹建空军，派人至香港聘请陈应权等人入滇。陈应权后任飞机队队长，林安任教官，旗人黄社旺任飞机师。可惜的是，这时的中国，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向唐继尧施加压力，要求聘请法国人为空军顾问、教官，唐继尧推拒不得，云南航空大权便逐渐落入法国人手中。这种情况下，陈应权、林安、黄社旺等人最终被迫离开了云南。

　　　　这些人并不擅于制造飞机，却精擅飞行及空战，同样是吴安平急需的人才。谭根率领的飞行支队，原飞行员其实是由技术人员充任，新培训的飞行员还有些稚嫩，这些人的到来，正好可以填补技术人员重回岗位后的空缺，自然是制造及飞行两得益。南苑航校一部分人也会用到这里，其他则分入制造及修理部门。

　　　　钱昌祚和刘佐成是单独来的，其中钱昌祚原只打算到西峰考察一番，但考察的结果便是他决定留在西峰。

　　　　钱昌祚曾由清华学校保送留学美国，与巴玉藻、王助等可算校友，在这批人毕业几年后，他同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并在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进读航空工程研究班，随后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在浙江工业专门学校任教，并没有从事航空方面的工作。

　　　　陇东集团对他的邀请并不是由谭根等人发出，而是由北风重工一位熟识他的中层写的邀请信。钱昌祚在西峰细致考察数天，认为陇东集团真有可能实现自己工业强国的理想，遂表示接受吴安平的邀请，只是吴安平本想请他从事机械工程方面的工作，没料到他在航空工程上的水平更高，便顺其意由其自由安排时间，兼领两方面的事务。

　　　　刘佐成是清光绪年间选送的赴日本留学生，曾就读工业航校和早稻田大学，他是同盟会成员，并有一个日籍妻子。在孙中山领导的讨袁“二次**”期间，他曾因刺杀福建督军护军使刘厚基事泄，出逃台湾、日本，后又一直携妻子儿女在上海日本租界避难。

　　　　直皖军阀战争中，李厚基的靠山皖系败北，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刘佐成终于不用再避难，先后被直系任命为航空大队长兼保定航空学校教官、中央航空司令部参谋、保定联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参谋及联军航空第一队队长。

　　　　他不但是飞行专家，也是飞机制造专家，谭根对其也有耳闻，自然不会漏发一封邀请信。这时，奉系联军正因保定、大名的归属问题，与直系吴佩孚、齐燮元闹得不可开交，而吴佩孚已控制不住河南的局面，直系眼看就要彻底消亡，保定自然乱成一团，面对这种局面，接受谭根的邀请显然不是一件十分难为的事。

　　　　三十多位高水平航空专家加入西峰，自然使吴安平欣喜若狂，尤其可以预见的是，再过一两个月，还会有南苑、马尾方面的数百人员陆续来到西北，这几乎已可以使陇东集团在军民航空方面的布局，全部支撑起最原始的架构。而这些人虽刚到西峰，吴安平也未放过，立时便催促他们给其他同仁写信，邀请更多人到甘陕来。他只抱定一个信念，网眼织得密，网撒得多撒得勤，总能捞上几条大鱼小鱼。

　　　　为使这些人死心塌地留在西峰，吴安平可说使出了浑身解数。不过有谭根、赵礼华做榜样，并从旁使力，结果是惊人的完美。

　　　　对巴玉藻、王助、王孝丰、钱昌祚等飞机设计及制造专家，他第一时间引导其参观了前锋战机生产线，并展示了斯图卡、蚊式、零式等战机的全套设计图纸，同时也带其深入到流水线生产与质量标准管理的培训课堂，阐述了自己对甘陕两年航空发展的规划，明确了对此无限制财力、物力支持的态度。

　　　　这一切都是巴玉藻等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们止不住惊讶、兴奋，对比先前各自的经历及际遇，顺理成章对陇东集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认同。这里将是他们的理想之地，吴安平是这么期许的，而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而对秦国镛、厉汝燕、刘佐成、陈应权等更愿意在空军发展的，吴安平在带其参观过前锋战机生产线后，便领其到西峰军用机场，亲身体验了一把前锋战机的性能，同时解答了自己对空军部队的发展计划。

　　　　虽然现在前锋战机已有四十来架，堪称国内最具实力的飞行部队，但与两年后超过两千架的战机群相比，这还真是不值一提，由不得这些人不激动兴奋。当然，他们并不真认为能实现两千架战机的规模，但即便完成四分之一，也有五百架之多，这在以前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意向确定后，具体安置这些人就变得十分简单，只要依照各人意愿和擅长能力，往两年计划中的航空重点项目上靠就可以。

　　　　巴玉藻、王孝丰、潘世忠将领衔民族航空工业公司，王助则与谭根、赵礼华一起，领衔东方飞机制造联合企业，曾贻经将领衔协和航空动力设备公司，而钱昌祚将领衔兴平航空电气公司。当然，暂时来说，无论哪个公司都还要在一起工作，通过仿制及剖析斯图卡、零式等四种战机，获取相关领域的制造及研发经验。

　　　　而谭根等退出飞行支队后，飞行支队将升级为飞行团，其下分设两个中队，暂时各保有二十架战机。飞行团团长由秦国镛担任，副团长由刘佐成担任，厉汝燕任总教官，林安任第一中队队长，黄社旺任第二中队队长，其他人则暂时充任飞行员，待空军扩大后再另行安排。

　　　　这些都是正职，无论巴玉藻还是秦国镛等人，其实还有副职，而且还都与航空教育相关。

　　　　谭根、巴玉藻、王助等飞机设计及制造专家，将负责组建西北航空学院，以培养自己的航空专业人才。这一学院刚开始规模可以不大，但必须是大学制的，第一步先半工半读，提升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待积累更多航空高级人才后，再从零开始开展真正的大学教育。

　　　　秦国镛、厉汝燕、刘佐成等飞行专家，将负责组建一所专业的飞行学校，半军半民，既有作空军作战科目，也民用驾驶科目，还要有空指及维修科目，以批量培养飞行人才，满足将来西北空军及民用航空的需求。这个学校规模要大很多，不过因为培养的是操作人员，成效反比航空学院要快。

　　　　诸事安排好之后，陇东集团航空制造方面的能力和解放军飞行部队的作战实力，都陡然提升数倍，并具备了无限成长的可能。这自然是吴安平的幸运，但究竟是哪个的不幸，还要以后才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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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九章　人才（2）

　　　　

　　　　第一百四十九章人才（2）

　　　　北伐战争已进入**，南北或战云密布或已经打成一团。为逃避战火，接受陇东集团邀请来西峰的人很多，并不止巴玉藻等航空专才。此外，受西峰通电及舆论影响，一些认同吴安平理念的人，也由各地辗转向甘陕涌来，这些人中学者、专家、工程师也不鲜见，可说全面增强了临时政府及陇东集团的实力。

　　　　受赵元贞、张宸枢等所邀，陶行知、黄炎培两位教育家也先后抵达了西峰。

　　　　几天后，陶行知决定留在甘陕，推动平民教育促进会甘肃及陕西分会，配合临时政府的乡村教育计划，在两省全面推广平民教育。黄炎培此时刚在江苏设立农村改进实验区，不过他觉得甘陕基础及条件更好，同样决定抽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大部力量北上，与陇东集团内部的职业教育结合，在两省全面推广大职业教育。

　　　　其实，其他教育家如晏阳初、张伯苓、陈鹤琴等也收到了邀请。

　　　　不过晏阳初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并已建立平民教育实验区，短时间内根本抽不出身到甘陕来。张伯苓正在天津创办南开教育体系，建完女中后，正筹建小学部和经济研究所，同样诸事缠身。而陈鹤琴却已答应会来西峰考察，只是他正处在归纳总结儿童教育实验成果的关键时期，要押后两三个月才能成行。

　　　　除这些人以外，教育界收到并接受邀请的人还有不少，只是名气比起以上几位稍有不如，倒不用一一赘述。

　　　　而几乎所有受推崇的大学校长、教授、学者，手中都同样有一封发自甘陕的邀请信，虽然各居其职各从其事，不太可能抛弃一切到西峰来，但几乎都答应会对甘陕的教育做出扶持。对于教育，民国知识界的态度其实很一致，无论其党派及政治倾向如何，都是极力赞同推广及扩大的。

　　　　一些教育家之所以能到西峰来，并改变甚至放弃原定计划留在甘陕，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西北临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绝非其他当局所能比拟。虽然吴安平不可能亲自投身其中，但他制定的计划，魄力之大足以让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咂舌，一亿银元的教育专项资金，别说这些教育家没听过，甚至连想象都不敢想象。

　　　　这一亿银元，存放在西北建设银行，只要是教育所需，经简单核实后便会无条件拨付。

　　　　甘陕也有不少本土教育家，例如绥德四师的刘子洲、西北大学的李仪祉、王凤仪，再如吴安平熟识的张宸枢、赵元贞、张丰阜等。不管其属**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亦或是刚加入新民党，吴安平都一视同仁，将教育方面的事完全交付他们实施，现在又有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加入，他更是不用再多操什么心。

　　　　陇东集团内部的基础扫盲及职业技术教育，本就一直没停止过，以后也将一直进行下去，而这种教育虽然会和教育家主导的民间教育有衔接，但却是另成体系，吴安平暂时没有将之合并的意思。对民间教育，他在几乎完全放手的同时，也提出几个要求，一是覆盖面尽可能广，二是层次要尽可能齐备，只要师资力量允许，幼小中大四级教育就要全面展开。

　　　　除这些教育家外，其他机械、工程、医疗、化学等各类专才也都有一些，不过层次都不算太高，吴安平集中座谈几次，便任由关岭东他们去操持，自己不再插手具体安置的事。不过当白俄及南洋华人抵达时，需要他亲自出面的次数自然便又多了起来，毕竟这不仅关乎西北引进人才的大计，往长远说，他在苏联及南洋还有些计划，这也需要提前做些准备。

　　　　由于俄国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