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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1925-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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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副官过来提醒，陶醉万分的蒋总司令才记起，该下达进攻南昌的作战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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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三章 西北军重整
第一百四十三章西北军重整
北伐至今，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果，但随着**军接连不断取得胜利，各路诸侯都在扩军，他要保持绝对的权力，这方面自然不能落后，也要大肆扩充军事力量。一方面，苏联的援助到达广州后，他会暗自扣下一部分，暗自交予第一军培植实力，另一方面，他仍把持着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不放，以求通过师生关系间接提升其在军界的影响力。
蒋介石治军，有着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形成他与军队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他曾研究过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带兵经验，并刻意模仿。曾国藩的军队都是依靠同乡、亲戚关系建立起来的，官与兵之间不仅仅是上下关系，还有血缘、地缘关系，谁招来的部队就听谁的，但高级将领又都听曾国藩一人，即使清廷也难以指挥，离开了曾国藩，谁指挥都不灵。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将最好的装备给黄埔系，尤其是嫡系的第一军，对那些听话而且有才能的学生则破格提拔，对那些有过错的学生往往网开一面，给予他们新机会。作为整个北伐**军的总司令，他这样做自然招来不少非议，而第一军偏偏也不太争气，论战功现在连唐生智的第八军都比不上，这自然招来各方嘲笑，也令他这个总司令颜面无光。
第一次攻打南昌，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就出了大丑。
当时，北伐军进攻南昌的主力，主要是第六军程潜部万余人，另加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没有执行切断南浔路的命令，使孙传芳得以从容反攻，这且不说，另王柏龄进入南昌后得意忘形，夜宿ji院寻欢作乐，结果孙军突然进攻，第一师因军中无主，几乎全军覆没。王柏龄只身逃出，虽现仍未找到，却已得了个“ji院将军”的谑称。
蒋介石把各师长骂得狗血淋头，第一军战绩也未得到改观，没办法他只好亲自出马，指挥第二次攻打南昌之役。但掌控欲越强的人，越不容易看清自己，蒋介石玩弄权谋政治，几乎没人是他的对手，但说到领兵打仗，他还真不够看。他是知兵，但仅知兵，还不足以保证赢得战争的胜利。
北伐军二打南昌声势搞得很大，蒋介石根本没想过失败的可能，既然份属必胜，声势越大自然越能增加威望，为此他没少费心思。可惜的是，刚刚和张群议论时局时，还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蒋总司令，并没料到南昌城内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竟组织大批敢死队，趁月黑风高从城下水闸破关而出，令攻城的第一军秩序大乱，旋即溃败。
蒋介石几次握住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幸亏小诸葛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浮桥，第一军残军才得以撤至西岸。蒋介石假意兵败殉国，其间更有一则五省联军发布他阵亡的假消息传出。其实，第一军将士虽死伤惨重，蒋总司令本人却毫发无损，只是受到惊吓，颜面上更不好看而已。
孙传芳在南昌被围时，已向奉系求援，结果连他都没想到竟是己方大胜，不过他并没有高兴多久，蒋介石领兵打仗差些，政治手段却玩得得心应手，只一个兵败殉国的假消息，就将局势再次反转过来。
由于**军一旦在江西战败，其结果将威胁湘粤甚至导致整个北伐的垮台，所以各方注目。**也开始调动组织，集中力量拆孙传芳的台，而张发奎也率第四军自武昌东下，李宗仁则率其第七军自赣北南下，连战皆捷。
蒋介石随即制订“肃清江西计划”，左路由李李宗仁与张发奎协同作战，右路由朱培德的第三军负责，中路则由程潜的第六军负责，而第一军仅为预备队。此次攻势，蒋介石吸取教训，不再急于夺取南昌，而寻机歼灭孙军主力，并意图切断南浔铁路，以绝孙传芳后援。一时间，五省联军的处境又恶化起来。
且不说蒋总司令如何重铸军威，单看其以自身超高的政治敏锐性，能只凭转自西峰的系列通电，就将对解放军及吴安平的重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视为仅次张作霖的北方大敌，便知其能于数年间篡取**政府最高权力，确实有其必然，绝非侥幸。不过，此时最关注解放军及吴安平的，还不是蒋介石，而是由苏联回国刚满一月的西北军统帅冯玉祥。
在十月三日，西峰发出昭告西北临时政府及新民党成立的通电之时，冯玉祥能拍桌子叫好，狂喜失态，自然不是为支持吴安平，而是感觉终于找到了讨伐解放军的最佳借口。只凭那些通电，冯玉祥就能把一顶分裂民国的大帽子，给解放军及吴安平直接扣到头上，视其为新军阀进行十足正义的讨伐，至于吴安平真实意图如何，他根本不需要理会。
五原誓师后，西北军残军华丽转身，加入到国名**军的序列，高举北伐讨逆大旗，一时军威大振，不仅使分崩离析、濒于消亡的军队枯木逢春、旱苗得雨，重又获得生机，而且使叛将离兵闻风而归，纷纷来投。原已为晋军收编的石友三、韩复渠、陈希圣等部，又重新回到了西北军旗下。
当初西北军南口战败，韩复渠、石友三、陈希圣等觉前途渺茫，便想保住军队另谋出路。当时追击西北军正是晋军，而晋军主将商震未投阎锡山前，曾因参与二次**被陆建章扣押，正是凭冯玉祥力保才重获自由，两人颇有交情，有这缘由，韩复渠、石友三等便商量投靠商震，或许还能保有军队。
他们找到商震说：“我们算你的部队，你给我们粮饷，但是不能解散我们的军队，还是我们自己带。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跟你拼命，我们虽然在南口已经垮了，但总不能饿死啊。”商震回去给阎锡山一说，阎锡山就同意了。
冯玉祥抵达五原后，电令韩复渠、石友三等到五原开会，这些叛将本不敢去，后经冯玉祥派张允荣、萧楚材到各处解释，加之石友三老父严责其不应忘恩负义，叛离冯总司令，这些人又终究畏服冯玉祥，这才回头听令，陆续赶赴五原。冯玉祥自觉这些人吃足苦头，投敌也多是不得已，便只申斥几句，并没有严厉追究这还属第一次的部队倒戈事件。
阎锡山得知这些降将要率部离开晋军，当然怒气冲天，这就相当于替冯玉祥白养了一个月的兵，结果连根毛也没捞到。但是，阎锡山派人拦截劝阻，韩复渠、石友三等人当即便翻脸，纷纷道：“投靠晋军本就是为了粮饷，你莫真以为我们就是你的兵了？”阎锡山毕竟不愿与冯玉祥这时再起冲突，只得退让，就此吃个闷亏。
为做好倒戈部队的工作，迅速占领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战略重镇——包头，同时打通库伦与绥远之间的交通要道，便于接收苏联援助的军需物资，根据**员刘伯坚及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的建议，冯玉祥将西北军的总司令部由五原迁到包头，驻扎在西脑包阎家大院。他深感新败之余，各部军纪废弛、军心涣散，便接连召开军政会议，开始大规模整顿及改造部队。
冯玉祥下令恢复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重申买卖公平、借物要还、损坏赔偿，不擅入民宅，不调戏奸污妇女的军规，并亲自带队查街巡视，一旦发现扰民之事，便立即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罚。包头县长备了一桌酒席，想犒劳将领，冯玉祥却令撤席，不准享用，并质问该县长：“你这种行为岂不是巴结长官你是哪来的钱？凭你这样做，就不是爱惜人民。”
为重振军队士气，他除派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讲解外，每早还要集合各部首长和司令部人员，亲自训话。每次训话必有六问：你我的父母是什么人？兄弟姐妹是什么人？亲戚朋友是什么人？你我入伍以前是什么人？你我退伍以后回到家乡是什么人？我们当兵的应该保护的是什么人？以统一士兵思想，激发其战争意志。
同时，冯玉祥接受刘伯坚建议，在西北军全面建起了政治工作机构。这些政治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大都是****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刘伯坚先前曾分别写信给**中央、旅莫斯科支部、北方区委，要求尽快输送强有力的干部到西北军来。于是，便先后有数百**员到西北军担任要职，其中便有刚从莫斯科回国的二十三岁的邓小平。
另外，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在张家口办了一所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后由于南口战局变化，该校决定撤往包头。七百多名学员主要依靠徒步行军，走了半个多月，在八月底到达包头，并随后举行了毕业典礼。冯玉祥将部分学员分配进驻包头附近的部队，其余则先到新改组成的军事政治速成学校继续学习，然后再分配到各部。
这样很短时间，南口溃败后本接近崩溃的西北军便面貌一新，重又军威大震。而冯玉祥一直忧心的装备及军需补给，由于苏联援助源源到来，也得到了改善。
冯玉祥的西北军特别艰苦，其装备可能算是各路军阀中最差的。由于没有自属兵工厂，与北洋诸系翻脸后，武器装备便只能外购，但西北贫瘠而冯部又扩充太快，致使西北军装备总体一直恶劣。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陷入空前政治军事危机。他在电邀孙中山北上的同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电邀赋闲在家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出山。而段祺瑞执政后，屈从列强压力，背叛前约，不断阻挠孙中山北上，为此冯玉祥只能宣布下野，自释兵权，隐居天台山。当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时，冯玉祥为表心迹，开始时是拒不受命，执意说要解甲归田。
苏联政府注意到冯玉祥的左转倾向，开始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其驻华代表加拉罕曾多次与国民党中央委员徐谦、李大钊交换意见，让他们劝冯玉祥打消辞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加拉罕派鲍罗廷与冯玉祥会谈，表示苏联可以通过外蒙古到张家口的路线，无偿援助西北军，并派出军事顾问团助其整顿部队。
为此，斯大林特意派苏联著名军事家叶戈罗夫任驻华使馆武官，实际负责对冯玉祥部队军事行动的策划、协调和配合。冯玉祥见此，自然不再隐居，出天台山接了西北边防督办的任，而此后，苏联军事顾问和军械便开始源源不断支援西北军，力度之大，甚至超过了对南方国民政府的援助。
孙中山逝世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开始加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设立了中国委员会。斯大林甚至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孙中山去世和援助冯玉祥西北军的问题。后来，在中国委员会会议上，伏龙芝又提出在蒙古境内组建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的建议，该部队的组建及其军事器材的供给完全由苏联负担。
随后，中国局势发生突然变化，在英、日撮和和唆使下，北洋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握手言和，就共同讨“赤”达成谅解，孙中山被称为‘南赤“，冯玉祥被称为“北赤”。冯玉祥动摇不定，突然宣布辞职，退隐于绥远平地泉，于是苏联顾问、李大钊、徐谦又轮流出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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