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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般释疑，将其中利弊一一摆上台面，又翻来覆去论证、引述，最后才勉强打消一些人的疑虑。吴安平知道，这仍只是暂时的妥协，能否让所有人都认可这种体制，还要看他接下来如何做，是不是真能像他所宣称的，更有助于提高百姓的福祉。

　　　　政党问题反而简单。吴安平不能不佩服，出自夏听白父亲之后的新民党党章，及其完善的新民党主旨理论，不但体系完备严密，还真有意想不到的吸引力，经过几次小组讨论，当时便有一些省政高层要求加入。其中，司法、教育、民政、议会系统一个不落，只有财政系统、几位道尹和陕西省长还在犹豫，连出身西北军的薛笃弼都表现得很积极。

　　　　其实原因很简单，新民党的党章、纲领、理论，都是目标式的，正合这些人的从政抱负，因为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及实现道路，也体现不出与现实势力的冲突。这就是说，新民党将是具有最明确目标，也具有最广泛道路，这样的政党自然最能团结各阶层民众。

　　　　而且，权利需求层级理论，其实源自马洛斯的层级需求理论，既新颖又容易验证，只要稍作了解，就能明白其主旨何在。大多数人会有同样的感觉，这似乎是当前最能体现民主意识的政党理论，也正因为有这种认识，一些原本对吴安平心存疑虑的人，也略为放下了些心来。

　　　　小范围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吴安平又扩大了征询范围，在正式会议召开之前，几乎所有抵达西峰的官员，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正如先前所说，级别越往下走，他得到的支持就越多，吴安平隐约感觉，这些人其实和普通百姓一样，根本不关心上层怎么折腾，他们关注的始终是自己以及身边人的简单生活。只要能生活更好，独不**根本没人在乎。

　　　　一切准确就绪，十月一日，甘陕三极行政大会终于在西峰正式召开。

　　　　此次会议持续进行十天时间，详细经过自然不必再说，但各方面的成果却需要表述一番。

　　　　政权架构方面，吴安平最初的设想得以多数通过，确立了最高委员会的权威，以及政府、陇东集团、解放军的三方关系。同时，司法系统被**出来，直接向最高委员会负责，就当前来说，暂时就是向吴安平一人负责。

　　　　十月三日，西北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吴安平被推举为最高执政。十月四日，新民党正式组建，吴安平顺理成章成为党魁，而薛笃弼、狄世襄、赵元贞、刘凤五、郗朝俊被推举为执委，左纯庵、余大成、余铁鹏、李章、安柄朝、关岭东、陶玉山、徐复郭、戚远山、谭根也同时位居执委，即便有几人实际缺席了会议。

　　　　十月五日，参考《人权法案》及《联合国人权宪章》完成的《权利法案》颁布，成为西北执政的最高纲领及施政依据。同日，《西北临时约法》颁布，这部参考民国及后世律法制定的宪章性法律，成为西北的最根本法律，也有人称其为“西北临时宪法”。将晚，《民族法案》、《信仰法案》连续颁布，同样成为政府处理民族及宗教问题的根本依据。

　　　　十月六日，又有一些二级法律通过审议，待缓冲期一过，便要颁布实施。其中有《新闻及出版法》、《版权法》、《专利法》、《新刑法》、《新商法》、《新民法》、《新税法》、《教育法案》、《农林法》等，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些法律条文，同样是依据民国及西北实际，由后世律法演变回溯而来，与《权力法案》、《西北临时约法》一样，都出自新时代原苏州政法委副书记之手。

　　　　十月七日，由政府主导实施的《西北两年计划》通过审议，随即向外公布，致使西峰城内外呼声一片。同日，《国民保障条例》公布，西峰百姓更是自发游行，欢声笑语响彻全城。

　　　　十月九日，经过两天激烈争论，《西北土地法案》公布，同时发布《除罪令》，声明凡是有罪行者，无论商人、士绅、地主、山匪、刀客，均应在十一月一日前向当地政府自首，或直接与受害者达成妥协，届时轻微者可除罪，严重者可减罪。自即日起，解放军将封闭所有甘陕对外通路，并自十一月一日开始，实行为期两月的司法清理和严打治安。

　　　　十月十日，《禁毒条例》公布，声明自即日起，全面禁止鸦片种植，有吸食者必须在六个月内将毒瘾戒除，否则将不享有西北所有福利及百姓待遇。同日，《西北人才引进条例》颁布，宣布所有符合标准的各类型人才，若有意到西北定居及工作，临时政府将在住房、薪资、资金等方面提供超常待遇及扶持其创业。

　　　　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吴安平未再省钱，而是从十月三日成立西北临时政府，到十月四日组建新民党，再到十月十日公布《禁毒条例》及《西北人才引进条例》，每一天都有几次全国通电对外发布，而且是价格更为昂贵的大通电，十天下来，仅次一项就花费了六十五万银元。

　　　　于是，在西峰及甘陕百姓喜笑颜开热情议论之际，整个民国上下，除北伐战场外，俱是一片哗然。各军政势力、民间团体乃至各阶层民众，都没想到竟从西北突然冒出这样一股势力，而且表现如此另类，哗然之后，议论热潮便就此掀起，从南到北由东到西，自此再没不知解放军及吴安平者。

　　　　各租界内的列强驻华人员，也受到冲击。他们其实更敏感些，由那些公布出来的条例法规，便推断出这支势力实在非同小可，只是以往谁也不曾对贫瘠的西北多些关注，临时搜集的相关信息，当然不会那么完整，在几位驻华公使尤其是美日公使看来，这绝对是不该出现的巨大疏漏。

　　　　同处北方，北洋诸系自然对这支势力极为关注，不过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阎锡山与另两人的反应相比，却又显得平静许多。这两人，一是在绥远的冯玉祥，一是在江西的蒋介石。

　　　　见十月三日西峰通电中宣告，西北临时政府就此成立，冯玉祥当即一拍桌子，大叫了声“好”，而蒋介石也拍了桌子，不过他却不由自主骂了一句“娘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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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一章　蒋总（1）

　　　　

　　　　第一百四十一章蒋总（1）

　　　　自北伐**军击败吴佩孚，与孙传芳五省联军大打出手，南方国民政府便意识到，江西南昌会战关系北伐全局，于是，蒋介石由湘、鄂前线折回长沙，转道入赣，亲自督师。九月十九日，他进抵萍乡；二十六日进驻新喻。但蒋总无论如何都没想到，在南昌，如日中天的北伐军竟会以一场溃败，来迎接他的到来。

　　　　蒋介石能当上**军总司令，主要是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重创政敌汪精卫的威信，使其不得不秘密离穗，引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军委主席的职位，由他实际掌握了最高权力。这是权谋手段的运用，而非军事才能的体现。事实上，蒋介石在军事上虽决不是庸才，但比起他最擅长的政治手段，这方面的水平还真差上一大截。

　　　　北伐**军势若破竹，于数月之内基本扫清两湖，进展可称神速。虽说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

　　　　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远不能与北洋军相比，这也是先前包括蒋介石以及苏联顾问在内的南广州政府，迟迟不能下决心北伐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两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中国**借助民族主义风潮，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广泛宣传；其二，是苏联的援助，经远东港口源源不断运抵广州，提供着物质支持。

　　　　北伐军正围攻武昌，刘玉春虽是吴佩孚爱将，才能卓越，但眼看就支撑不住局面。此时就战略形势而言，攻克武汉三镇后，应该趁第四、七、八三路军胜利余威，配合其他各路军，继续大举北上，进取河南；派人至甘陕和解放军协商，放已接受苏联援助的冯玉祥入豫，夹攻直、奉军阀，以定中原。

　　　　然而，蒋介石早已决定回兵江西。他虽是总司令，但除直属第一军，其他各军都只是名义上受他辖制的派系新军阀，他既不愿看李宗仁、唐生智等功成名就，自然便想回兵江西，着眼于控制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这里经济繁荣，也是他的发迹之地。

　　　　蒋总抵萍乡时，便听闻第六军程潜率师与城内工人学生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江西首府南昌。他大喜过望，以为大功告成，却不自知程潜孤军深入，已犯兵家大忌，结果不到数日，就被孙传芳的援赣部队赶出了南昌城。

　　　　九月二十日，北伐军南昌溃败后，蒋介石亲到高安指挥，企图反攻。此时李宗仁开赴九江的第七军与程潜第六军失去联系，改道南下击溃五省联军一部，取得北**军入赣后的首场大胜。随即，十月三日，第七军又攻占了南浔铁路重镇——德安。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也进攻到了南昌附近的万寿宫一带。于是，蒋介石更急欲以嫡系第一军，会同第二军与第三军，反攻南昌。

　　　　就在这几天，有关西北临时政府及其执政吴安平的信息，被国民党党部汇总后，源源不断送到了南昌前线的蒋介石手上。

　　　　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设立在征用的当地富绅的一户宅院内。

　　　　正堂偏右一间就是蒋总的办公室：中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后有一张可以转动的皮圈椅，隔桌另一面也有两张皮垫弹簧靠背椅；办公桌后高悬着孙中山的遗像和蒋总亲手恭录的正楷“总理遗嘱”；一边的墙壁上挂满了两广、两湖、河南、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示着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和进攻态势。其他几间房，分别住着参谋处、副官处、机要科、秘书科、警卫团和苏联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

　　　　这时候，蒋介石刚送走参谋长白崇禧和总顾问加仑。

　　　　他们刚才争论得很激烈。白崇禧极力反对蒋介石的硬攻战术，要求其正视南昌守军布置的深沟高垒坚实防御，并大肆渲染北伐军背临赣江之危。加仑与白崇禧意见一致，也一直从旁劝说。但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急图强攻，虽是求胜心切，但更主要是冀图振作嫡系第一军的声威，不使第四军、第七军专美于前，其中政治意味浓重，不可能轻易被人说服。

　　　　蒋介石还有些生气，他的机要科长兼私人秘书王亚夫走进来，给他桌前放上了厚厚一叠从前方和后方发给总司令部的文电。这些电报中有前方最新的军事进展、敌情变化，以及后方留守广州的一些文武官员的动态。王亚夫转身还未走出办公室，就听蒋总猛一拍桌子，破口大骂道：“娘希匹，刚把吴佩孚打垮，又冒出一个吴安平来。这姓吴的怎么总不安生？”

　　　　其实难怪他焦躁。

　　　　屈指算来，他离开广州已有两个多月，身居前线，使他对战场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也更清楚许多。虽然**军也打过败仗，但他仍清晰感觉到，在前线发生的一切，远比他原先所预料的更为顺利，就像一个曾经倾家荡产下过大注的赌徒，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一样，他对北伐的前途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并且已经不自觉开始以中国第一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