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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市镇。成化、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曾说：“文皇建都治必南向州名曰通作我东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来饷粟云屯。储盈庾增新城是筑”1。然而通州作为工商型城镇真正得到展的时期还是在成化、弘治以后。随着北京作为都城消费的增长通州不再仅是南粮北调的集散中心而且成为了“百货汇集处”万历时蒋一葵更记述通州张家湾的情形：“张家湾为潞河下流南北水6要会也。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当时人的诗中写道：“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2除去通州这类沿运河而展的城镇外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生产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市镇这种市镇的兴起构成了明朝城市展的特征。

　　　　由于城镇的类型不同因此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必然不尽相同而且这种情况也伴随着城镇自身的展而生着变化。

　　　　一般来说在明初年除南北两京外各地方城镇主要都是各地的政治中心或者军事重地。这些城镇社会构成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国家控制机能因此也就必然十分突出地表现出等级社会的特征。像南、北两京它们的社会阶级构成中先要包括皇室贵族和官僚由他们构成了封建统治的主体他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o八《京畿》。

　　　　2《长安客话》卷六《潞河》。

　　　　们是鲜明的官民区别中的官是统治者。明太祖建都南京明成祖建都北京都是在迁徙富民基础上来保证京师优势的所以在明朝两京内保存了一批城市富户。这些富户迁入南北两京成为京城厢坊的住户也就是当时京城的民但他们后来在社会地位上也在不断变化或者从事于经商而进入商人行列或者通过科举而进入官僚集团。大约只有少数依靠殷实家底或者原籍的支持而维持着相对富裕的生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生活与农村相对脱离也就脱离开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城市经济生活主要必须依赖于商品的交换于是商人也就自然成为城市生活中最为活跃的阶层。除去商人之外在明代的城市生活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城市平民他们大都是城市的劳动者也是城市人口中的主体。他们靠自身的手艺劳作、支棚设摊或者肩挑手提叫卖为生。他们的劳动构成了城镇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在城市生活当中与之俱来的还有那些构成了最下层社会的无业游民、娼妓、乞丐、流氓等。这不仅是在南北两京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城镇中都有着这样基本的社会构成即使是边塞军事重镇除去由武臣代替了内地城镇的官僚由军户取代了民户之外并无根本的区别。所以一般来说明朝前期城镇阶级结构相对比较简单除去官府之外城镇居民是统一编户的。如太祖建国初的北平（今北京）“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各曰‘行户’。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各曰‘当行’”1。这样的编户应役与农村中的情况十分相似而之所以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编户是当时官府的需求相对简约而民户的行当也尚不甚多。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展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万历时人曾记述到当时京师北京的情况：“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所以京师只有四种人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2而在太祖建国之初不要说北方即使是作为六朝故都的南京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据当时人的估计北京五城兵马司辖管的乞丐便不下万人“一年冻死毒死不下数千而丐之多如故也”3。除此之外“如京师阉竖、宫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万人矣其它藩省虽无妇寺而缁黄游方接武1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2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3《五杂俎》卷五《人部》。

　　　　远近粉黛倚门充牣城市”4。这显然已不仅限于京师而是一种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了。

　　　　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这里所说的阉竖、宫女都是皇宫中的成员他们在宫中为皇室服务不属于城市平民的范围但是他们同时又都是城市生活的消费者娼妓与僧道虽然应当属于城市中的平民但是他们却不事生产。

　　　　除去娼妓僧道者外当时的城镇中还多有游手无赖之辈。这些人不事生产结为团伙专事敲诈勒索甚至斗殴杀人被称作光棍。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开设赌场、贩卖人口或者偷盗抢劫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最不稳定因素。如此大量的寄生人口在城镇居住就为其商业的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以京城为代表的这些城镇也同时都是商人集中之地待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展旧有的等级社会受到了挑战金钱开始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于是开始由一批富商大贾与官员共同构成了城市的上层社会。不过这些大商人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在人数上却并不很多在当时的城镇居民中更多的还是那些城镇劳动者。

　　　　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地方城市中都必须有相应数量的各行各业劳动者才能够保障城市的日常生活。根据万历间关于北京铺行情况的记述来看为京城生活服务的一百三十二行中除去典当等一百行本多利重的行当应属城市商人经营之列其余三十二行都被列入到了贫民以微资觅微利的行列如网边行、针蓖行、杂粮行、碾子行、砂锅行、蒸作行、土碱行、豆粉行、杂菜行、豆腐行、抄报行、卖笔行、荆筐行、柴草行、烧煤行、等秤行、泥罐行、裁缝行、刊字行、图书行、打碑行、鼓吹行、抿刷行、骨簪罗圈行、笔绳行、淘洗行、箍桶行、泥塑行、媒人行、竹筛行、土工行等此外还有如卖饼、卖菜、肩挑、背负、贩易杂货等项则更在铺行之下了。1这些更为下层的劳动者姑且不论仅当时开列的这三十二种下层铺行其从业者便多达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七户占当时北京铺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2人口也当以十万计。这些城市劳动者构成了城镇居民的主要部分。

　　　　到明中叶以后这种情形也不限于京城或各省都会等消费型城市即使是江南一带新兴起的工商型城镇中也出现了大量相应为城镇生活服务的行当。例如当时的苏、松一带“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有几千人享用于其间而这成千上万人的享受需求又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从业的机会。所以当时人说：“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4《五条俎》卷八《人部》。

　　　　1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2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18页。

　　　　3这种城市消费的展为流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所以当时有人称之为“穷人大养济院”。这虽然说得过头了一些但也不无道理“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矣”4。这里所说的都是典型的城市服务行业他们虽然不直接从事生产但仍当属城市劳动者的行列。这些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城市劳动者人数越多也就说明当时城市的消费化程度越高。尽管城镇居民本身也需要消费但是当时真正的消费主体还是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那些城镇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除去为城镇居民服务之外主要也还是为了这些人服务也就是为了城镇自身服务。

　　　　城镇行业的复杂决定了城镇社会构成必然复杂。因此明朝人在谈到当时的社会结构时将传统的所谓四民、六民展而为二十四民即除去士、农、工、商及兵、僧之外又增加了道、医、卜、星命、相面、相地、弈师、驵侩、驾长、舁人、蓖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1这样的分类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从中所表现出来的城镇社会中各种行当的复杂则是显而易见的。

　　　　明中后期的城镇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网络的展而展另一方面又与原有的政治中心型城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化的自身特征：政治型城镇的工商化。这种工商化的城镇社会容纳了相当数量从农村流入的人口但是却无法改变中国传统城镇的政治中心特征城镇的工商化为城镇自身服务成了一大特点这就必然限制了城镇的工商化进程。尽管江南经济达地区在工商化展中走得更快一些。除去一些因手工业或者商业展而新兴的市镇外当时的大中型城市中还不可能将城市人口尽可能地转化为城镇的生产者从而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无业流民或者不事生产的占卜、星命、相面、相地、卖淫或者成为游手无赖。如果这些人可以统称之为“市民”的话那也只能是城镇居住民户的泛称而已。

　　　　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4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1参见姚旅：《露书》卷九。

　　　　第六节独立的经济群体——商人与商帮在明代的社会结构中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人数上虽然并不很多但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明初由于战乱后的恢复国家的政策必须鼓励农业生产所以推行的是一条重本抑末的路线。被称之为末的商人受到了当时政策上的种种限制。商人是属于庶民范围的但是洪武十四年（1381）关于庶民冠服的规定中却给予了商人更为严格的限制：“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1不准商人衣绸纱从表面上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商人有衣饰的炫耀社会上也就不会有人因羡慕商贾的富有而弃本趋末。

　　　　但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商人通过经商致饶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他们在经济生活上的富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仅仅因为服饰上的限制并不会影响到人们经商的热情。所以当时太祖这些做法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便是要通过对商人的限制扭转元代商人甚高的社会地位以提倡明初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

　　　　事实上明初的商人经商活动是十分有限的以当时临清会通局上报的岁办课钞数额为例便可见其一斑。洪武间临清会通局岁办课钞共计八千七百五十三贯到永乐元年（14o3）更减为二十九贯这实际上已无商税的意义了。

　　　　朱元璋的做法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末的作用但是明初商人活动不甚达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当时的整个社会还处于生产的恢复展时期对于商品的需求还不很大商品生产还不十分达。但即使是这样那些对于商人的社会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