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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淡薄祖制的威严已经遭到蔑视再也不是按原来规定的时间每十年都必须“更定其册”了。其二人口数越来越少。在《明实录》记载的136个人口数据中人口数最多的一年是成化十五年（1479）计为7185o132人；最少的是正德元年（15o6）仅为468o2o5o人。短短二十七年间减少25o48o82人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其余的134个数据中66oo余万者1；65oo余万者2；63oo余万者4；62oo多万者17；61oo多万者13；6ooo万左右者7；59oo多万者5；57oo多万者1；56oo余万者3；55oo余万者1；54oo多万者4；53oo多万者18；52oo余万者9；51oo多万者25；5ooo多万者24。其中5ooo至53oo多万者计76个54oo至59oo多万者14个两项计9o个。可见绝大多数都低于开国洪武朝的三个人口统计数字。经过2oo多年的长期展经济又比较达文化颇为繁荣在此期间也没有生全国性的灭绝人口的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总的说来比较平静人口数量反而出现如此大起大落总的趋于下降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对此《明史》的作者引用周忱的话说：“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周忱此言出自其宣德七年（1432）所撰之《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时间上指宣德七年以前；空间上主要限于江南一带。不能用它说明全国的人口变化现象更不能以此解释有明一代人口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其症结恐怕主要仍在于人口统计混乱、失实。

　　　　其三变化无常。从列朝看人口数量较多且变动不甚激烈者在永乐以后唯有成化一朝。其次正德、隆庆二朝亦大多数在6ooo余万人左右。人口较少但相对稳定者有永乐（只有永乐元年为66598337人、永乐十年为65377633人）、宣德、弘治、天启四朝均只有5ooo万至51oo余万人左右。从整个升降走势看呈波浪形状态：自永乐、宣德至正统中叶大多数只有51oo多万人；由正统中叶开始逐渐回升迄成化末年达到高峰增长为62oo多万人成化十五年高达71oo多万人成为明代人口最多的一年；从弘治朝开始又忽然大幅度跌落为5ooo余万人左右弘治末年起再度迅回升为6ooo余万人；及正德、嘉靖、隆庆稍增为62oo余万至63oo余万之间；天启时再度回落到51oo余万左右。成化朝是明代流民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而明朝官府统计到的人口数却最多。这种变化无章可循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明史·食货志》的作者引明人王世贞的话说：“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将这段话与前列数字对照一下可以现不少问题。一是靖难兵起“民数反增于前”不全面、不准确。洪武朝三次的人口统计数字不仅多于建文四年的563o1o26人而且大大过永乐二年至九年、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的5ooo余万至52oo余万之间（只有永乐元年、十年两次过洪武年间）。二是“至天顺间为最衰”更与事实不符。天顺朝计八年元年、二年、六年均为54oo余万人三年至五年为53oo余万人七年为56oo余万人八年为6ooo余万人均多于宣德朝和正统朝的5ooo余万至53oo余万左右与正统中叶以后至景泰末年基本持平。三是“成、弘继盛”之说欠妥。成化时确实兴盛。而弘治时从统计数看非但未能兴盛起来反而大幅度下降为5ooo余万人左右成为明代人口数量最少的时期之一。四是“正德以后又减”亦有误。除正德元年的468o2o5o人之外自正德二年起升为559o68o6人三年以后不断上升从594252o8人升至632842o3人直到隆庆朝仍保持在62oo余万人以上与成化时一样同为明代人口数量较多的时期之一。万历以后才再度减少。

　　　　其四连年照抄。照抄亦称“抄旧”。所谓“抄旧”顾名思义就是每逢大造新册时将旧册的数字原封不动地抄入新册。在户口统计方面“抄旧”现象最为典型的当数隆庆、天启二朝。隆庆自元年至五年年年都是为户1ooo88o5、为口62537419。天启计七年有户口统计数字的有元年、三年、五年、六年四年。在这四年中每一年均是为户9835426、为口516554591。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天启五年与六年比元年和三年每年都多出半口。所谓“五分丁”。著名明史专家王毓铨对此评论说：“一户未增一户未减。一人未生一人未死。如或有生有死则死生口数不多不少正相当。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怪事但在官场中这却是典型的惯行故事”2。户口兴衰取决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在上述种种弊病中最为突出的是变化无常毫无规律可寻以致不可能从户口数量的增减变动中透视出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这种统计数据问题太多不足为信。明朝官府户口统计中所存在的这些弊病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而1天启朝的户口数字实为抄自泰昌元年（162o）。

　　　　2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是“天下之通弊”。朝廷的统计数字是这样地方司、府、州、县编造的册籍也是如此。对于产生这种弊病的根源必须从当时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官僚主义恶习中去寻找。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存在必然驱使官绅、地主疯狂追求财货掠夺土地奴役人民。同时为了减轻自家的赋役负担利用权势有意隐瞒丁口逃避户口统计。那些无权无势的广大贫苦农民则因为承受不了沉重的赋役剥削而不断逃亡飘泊四方使官府难以准确地进行户口统计。至于官僚主义恶习对户口统计的危害更是明显可见。从明初开始最高统治者为了保证赋役征调一再强调天下丁口、田土“务不失原额”。其实皇帝所关心的只是赋税和徭役“不失原额”税粮不得减少劳役必须按时完成。而对于户口统计数究竟增减多少他并不怎么感兴趣。那些官吏由于利益的驱动为了安身立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益为求得田土、户口之数“不失原额”对于田土和户口统计一般都是应付差事很少认真办理。有的为“避耗减之名而开除不列”失额的不除新增的不加不管它是否准确。有的干脆照抄“原额”“大抵足旧数而止”。有的只求纸上的数字不问实际情况。有的视统计造册为具文“随时捏算”胡编乱造因循苟且徒事虚文。有的甚至营私舞弊、嫁祸于人。所以明人说赋役黄册是“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为空中之影”不实、不准。名为黄册实为“伪册”根本靠不住。总之是“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1。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时有变化。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由于明朝官府视户口统计为“儿戏”混乱不堪致使有明一代的户口之数已经不是一般的差错而是绝大多数令人难以置信。前引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一文在谈到如何看待明朝官府的户口统计数字时有一段非常深刻、精辟的分析：第一“就一般情况说《明实录》和明朝史书里的官府户口数字不可为据”；第二“明初立法严猛一般人不敢轻易犯法脱漏户口。《明史》谓‘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明朝和其他各朝一样政令都是先张后弛。政令张时隐漏可能不会太多官府户口数字或与实际大致相符”；第三“遇有认真办事的知府、知县他们编造的户口数字就比较可信。认真的知府如况钟认真的知县如桂萼、海瑞、叶春及、沈榜等。可惜的是像他们那样的认真办事的地方官为数极少”。

　　　　王毓铨的意见尖锐而中肯把明朝官府户口统计的问题以及后人在研究明朝户口之数时应持的态度说得明明白白。据此我们以为在考察明代户口之数的时候应结合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大背景利用现存的某些户口统计资料以明初立法严猛的洪武朝的户口数为基础以人口密度最大的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八《户口登耗之异》。

　　　　江南为重点从宏观上加以把握。

　　　　明代人口数据的比较研究洪武朝官府统计的人口之数（户数暂不予考虑）现存的数字有下列三个：洪武十四年（1381）598733o5人1；洪武二十四年（1391）56774561人2；洪武二十六年（1393）6o545812人3。

　　　　万历《大明会典》与《明史·食货志》所记明代人口的三个数字分别为：洪武二十六年（1393）6o545812人；弘治四年（1491）53281158人1；万历六年（1578）6o692856人2。

　　　　第一个数字在《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里都同时记有各省直的细数可与总数互相验证。第二、三两个数字只有《大明会典》一书记有各省直的细数。

　　　　以上两组数字显然都有问题。

　　　　先看第一组洪武朝的三个数字。

　　　　洪武朝三个数字的统计范围十四年为南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广西、山东、北平、四川、江西、湖广、广东、福建等十二布政司（省）。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增加云南省。云南人口少（二十四年为354797人二十六年降为25927o人）于全局影响不大。另外经验算：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各省直细数之和比总数少4oooo1人；二十四年则比总数多出49754人；二十六年又比总数少2oo69人。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口数。

　　　　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的十年间全国人口减少3o98744人且南方除四川省增加1o3139人外其余各省均出现负增长具体如下：南直—179129人；浙江—1888598人；江西—826871人；湖广—5o1165人；1《明太祖实录》卷一四o。本年和二十四年同时记有各省直细数。

　　　　2《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

　　　　3《诸司职掌·户部职掌》。《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所记相同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口总数》亦同。

　　　　1是年人口数《明实录》记为5o5o3356人两者相差27778o2人。

　　　　2是年人口数未见《明实录》有记载。

　　　　广东—59o231人；广西—71137人；福建—5468o6人。

　　　　以上七省计减少46o3937人。

　　　　与南方相反该年北方各省人口数全部呈正增长具体如下：山西＋382983人；陕西＋3348o5人；河南＋2159o4人；山东＋475828人；北平＋87492人；以上五省计增加1497o12人。

　　　　洪武二十四年北方各省人口增加是有道理的。因为经过移民垦荒和军队屯田耕地增加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死亡率会有所降低出生率必有所增长。而南方各省人口全面下降则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南方同样开展移民垦荒展生产；明太祖打击江南豪强地主整治欺隐丁粮、转嫁赋役扶持贫困；减低江南重租官田的租额等这些都有利于农村经济展和人口增长。再说当时移民也没有移到北方各省的江南苏、松诸府广东等处都是移到南直临濠、泗州、南京等地。另外从洪武元年到五年还将大批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移入南京。所以到洪武二十四年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应与北方一样大量增加而不该是大量减少。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上升当是比较可信的不可信的是北方各省以及四川、云南的人口数这一年全面下降。

　　　　与洪武二十四年相比这一年南方各省（除四川减少1oo876人、云南减少95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