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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7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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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萌芽?何时出现?其标志是什么?这是讨论的焦点问题。少数学者否认中国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而多数学者主张中国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时间上有不同见解,有战国说、两汉说、魏晋说、唐宋说、元末明初说、清代前期说,而以明代中后期说居多。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初出现于明代中后期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依据是,时至明代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虽然封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是在江南等地,无论是手工业、农业、商业,还是社会风俗、文化生活、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普遍地看到这种新变化的迹象。例如手工业方面,随着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纺织业中,织机和织工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工场手工业已经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业已出现,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矿冶业内部,在嘉靖、万历年间官营矿业急剧衰落,民营矿业迅速发展。在手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农村商业性农业开始勃兴,有些地区甚至专门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生产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进行交换,纯属商品生产。万历初年,一条鞭法的实行,加快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其实质亦是商品经济新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反映。私有土地日益扩大,以致出现了“经营地主”。商业方面,商品货币经济更加繁荣,白银广泛使用。具有近代城市性质的新型工商业市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国内市场网络开始形成。对外贸易获得新的发展。商业资本家与封建保守派之间在对外贸易上的激烈斗争,实质也是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生动反映。

    五六十年代,对萌芽问题的研究重点放在手工业方面。八十年代以来,更多的是盯住农业方面及明中叶流民运动的社会性质。认为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等地已经产生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明中叶的流民运动具有新的性质,带有原始资本积累过程的特征,“应被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正式开端”。对这种意见,也有人表示不敢苟同,以为明中叶还没有产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流民运动也非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开端,根本没有超越封建生产方式的运行轨道。

    还有一些人对明代萌芽说的种种解说,大不以为然。认为明代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许多“萌芽”论者,都是无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把非商品生产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把农奴式劳动当作雇佣劳动;把农村副业和行会手工业当作工场手工业,从商业资本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片面的,贴标签的基础并不稳固。

    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六种不同解释()根本原因是由于存在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它一方面残酷剥削农民,造成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并引起农民大量逃亡,为手工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从而使生产技术不能很快提高,生产工具得不到迅速改进。另一方面,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许多作坊或工场手工业主把积累的资本用于购买土地,不能转为产业资本。(2)主要是取决于明朝政府的经济政策。它一方面以抑商、重税,摧残工商业;另一方面用垦荒、赈恤、招抚等手段,使小农经济得以勉强维持下去,保持自然经济结构。(3)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不高。明代旧的生产方式内部结构还非常牢固,小农业与手工业仍然紧密结合;地方性小市场在城乡还广泛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由此形成了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一系列独特的内部结构。没有较高的生产力,就无法使之分解。(4)主要是由于当时封建社会本身的特征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未形成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条件;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落后拖住先进;人口众多的压力,以及封建主义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影响。(5)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封建国家统治力量强大,并有一整套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思想影响太深,而新的因素十分脆弱。以上诸种说法,实质上是大同小异,不过是提法不同,立论的角度与侧重点有所差别而已。

    关于今后的研究任务与方法问题。在讨论中,大家都深深感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又复杂的课题,非一时所能解决。通过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为使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必须认真分析历史文献资料,避免对同一条史料有多样性的解释;还要努力发掘新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取得更多的实证;尤其要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萌芽”研究,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萌芽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同时要改进研究方法,先从微观做起,把明代的国情、封建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明中叶雇佣劳动的性质,特别是江南等地手工业、农业、商业发展面貌,一个一个逐步摸清。对“萌芽”的概念运用,如“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萌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等等,究竟何种提法较为确切,最好也能尽量统一起来。因为概念混乱,所以有人以为,与其争论“萌芽”产生在何时何地,远不如探讨商品经济已持续地大发展,何以未能及早地瓦解封建制度,这样一个问题更为有意义。

    对于研究方法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必须坚持量变与质变的统一研究;总体与地区、行业的统一研究;整个发展过程与各个方面、各个阶段发展的统一研究;中外比较研究。

    关于明末农民战争问题有明一代,农民战争频繁。在洪武年间就爆发了一百多起农民起义。明中叶以后,随着赋役剥削日趋加重、吏治败坏、土地兼并盛行,农民起义更是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至明末终于发生了以李自成为代表、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进军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明史学界对明代农民战争的研究,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这里。

    最早研究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两篇文章,分别为束世徵《明季流寇之成因》和于飞《关于张献忠的材料》。在这个领域内,具有开创之功的是郭沫若。944年初,他撰文《甲申三百年祭》2,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歌颂明末农民起义的斗争精神,由此拉开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明代农民战争史的序幕。五十年代以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更上一层楼,成绩斐然。史料整理方面,有郑天挺等《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952年版,中华书局954年重印)、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98年版)等。专题研究方面,发表了近五百篇论文、著作十多部,对这次农民大起义的社会背景、主要原因、起义过程、纲领口号、战略方针、战术运用、重要战役、领袖人物、内外关系以及历史作用等等,作了分别刊于《史学杂志》927年7月第卷第3期、《民俗》929年2月第9于重庆《新华日报》944年3月9日至22日。

    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不少问题看法大体一致。有些问题意见不一,择其大者有历史作用。这个问题的争论,集中在总体评价与纲领口号两个方面。一种认为,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规模较大的起义之一,发生于土地高度集中、赋重役繁的封建社会晚期,打击的目标是整个地主阶级。它推翻明皇朝,对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清初实行“更名田”,放宽赋役,从根本上看就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结果。另一种则以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不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明末农民起义,实际上也是起了破坏作用,是搞封建化和封建主义。还有人提出,李自成应对明末以后中国落后挨打负一定责任。不过这种看法只是极少数。

    对于纲领口号的意见歧异,主要是出于对史料的理解问题。

    如,对于“均田免赋”,一种认为,当时的历史实际和文献资料都充分证明李自成起义军不仅提出,而且在其管辖的区域内,的确实行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将没收官僚、贵族的土地交还给农民,不纳粮、不当差。使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转变为农民所有,“均田免赋”是确有其事,也是明末农民起义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一大特点。这个口号的提出和实践,反映了农民大众对土地的要求。如果把“均田”解释为平均赋役,就文献与史实而论,是所据极偏;就起义军的政策而言,是未究其本,失于臆断。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起义军的“均田”根本不是“耕者有其田”,不是没收地主、贵族的土地归还农民耕种。在明代末年,“均田”是均平赋役的代名词。“均田免赋”也不是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而仅仅是减轻赋役。起义军的“割富济贫”政策,不意味着农民阶级重新分配封建地主的土地,而是为了分夺地主的“浮财”,没收他们的粮食、金银、衣物等可动之产,用以赈济贫民。由于明末清初查继佐把起义军的“且免徭赋”,说成“均田”,致使今人误为“耕者有其田”。这是没有领会史料的原意,离开了社会时代和阶级条件,只凭主观臆测,穿凿附会的解说2。

    大顺政权的性质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是否反对皇权主义,反对地主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农民起义军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权?这是五六十年代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争论得最为热闹的问题。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包括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常常成为争论者援引的一个典型例子。一种观点以为大顺政权的性质,基本上是封建的。从中央机构到地方政权,不仅成员绝大部分是原来明朝的官吏,而且他们几乎在所有的重要机构中居于领导地位。从其提出和实行的不淫、不杀、不掠、平买平卖、减免钱粮、割富济贫、均田等政治经济主张和口号来看,亦只限于对参见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历史研究》95年第2期;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化和封建化》,《南京大学学报》978年第4期。

    2王守义《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质疑》,《历史研究》92年第2期。明朝政治的揭露和批判,不是针对皇权制度。他们的主张和宣传,只是对封建政治的刷新,不是对封建生产关系进行变革,他们实行的经济、政治纲领口号,只是相对减轻农民的负担,不是根本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这些都足以证明大顺政权不是农民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有人还提出,大顺政权是以孔孟思想统治的封建帝国。李自成建国称帝,礼遇任用地主阶级分子,组成主义皇权的政权机构,也是明末起义军性质转化的标志。另一种则认为它的领导者是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支柱是几十万起义军;地主阶级出身的文官不起决定作用;提出的斗争口号和推行的各项政策,固有封建性的因素,而本质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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