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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7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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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域经济研究。
由个别到一般,是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也唯有如此才能进行综合研究。加之,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地理条件不同,风俗各异,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开展区域经济史研究就更有必要,更有意义。自八十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受到中外学者的格外重视,而视线集中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并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及各自的优势,规划了不同的研究重点。对长江三角洲,以往已有相当的基础。这一阶段继续以农业、手工业、商业、市镇和人口问题为其主要对象。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988年版);罗主编、范金民与夏维中合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993年版);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993年版)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论文方面,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984年第3期),为明代江南人口研究的一篇力作。此文对明代浙江、江西、南直隶的人口密集程度与影响作了深刻论述,并与西方各国加以比较。认为明代江南人口密度居全国之冠,在全国七分之一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在十四世纪末已经高于十九世纪初欧洲经济发达、人口最稠密的英、法、德、意四国的平均密度。美国则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比十五世纪前后的江南低得多。江南人口多,有助于提高农田耕作的集约化程度,促进多种经营与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压力,以致出现人口过剩状况,使相当多的人沦为奴仆,另外一些人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人口;或流向华北、华中、西南等开发区。沦为奴仆是历史的倒退;而后两种流向有利于经济发展。
珠江三角洲区域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些。主要在商业性农业的始兴及对外贸易的开展诸方面下功夫。其成果有广东历史学会编辑《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985年版)、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辑《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987年版)等。福建区域史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调查、实地考察入手,把社会经济史研究与家族制度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99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992年版),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有力例证。(二)关于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人物的目的,是通过再现人物以折射其所处的时代特征、社会风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一阶段人物研究的最大收获,是重视真实性。对任何色调的人物,都尽可能保持其本来面目,努力克服以往那种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不良倾向,力求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找出个性特征,给人以立体感。并把注重学术性与加强可读性结合起来。这种风气的转变,已经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并促进了明史知识的普及。另一收获,是敢于为明代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展其风采,论其得失。明代有十六位皇帝,过去只有《朱元璋传》。现在,十六位皇帝个个有传记,而且有的还有多部传记同时面世。将相研究方面,有张德信等《明代开国功臣传》(另名《明太祖周围的群星》,黄山书社989年版)、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992年版)等。科技人物方面,奉献给读者的,有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98年版)等一批新书。缺点是,关于帝王传记的选题,似乎重复多了一些。
三、抓紧薄弱环节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少,最明显的莫过于政治史。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对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只局限于阶级斗争,尤其是农民战争。八十年代以后,领域不断拓宽,而且思路对头,不带框框。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在明代,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取决于皇权,以及阁权和宦权的互相制约。这也是本阶段明代政治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具体有(一)关于皇权问题。
明代皇权高度发达,肇基于洪武,至永乐时进一步强固。关于它产生的原因、经济基础、历史作用,诸家所见互有差别。有一种观点认为,明初皇权高度强化政治局面的出现,是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农民反抗斗争日趋激烈的客观形势,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高度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以便镇压人民的反抗,强制他们为地主阶级交纳地租和服徭役。而不是为了对付元朝残余势力,不是因内部斗争威胁皇权的地位,更不是出于某个人的好恶心理(参郭厚安《关于明代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问题》,《西北师院学报》983年第4期;商传《试论明初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关于皇权强化的经济基础,看法五花八门,至少有种。其中,有“小农经济”说,“地主制经济”说。关于它的作用,一种以为虽然它给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是,在明初特殊环境中仍具有进步意义。不仅有效抵御了北元残存势力的侵扰,而且使朱元璋可能对贪官污吏、豪强地主进行有力的打击。另一种则持基本否定态度,以为这种极端主义对经济、文化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明太祖钦定的各种法律,如《大明律》、《大诰》等,是明代强化皇权统治的另一种表现。对此,以往鲜有研究,空白点不少。近十几年来,也有不少文章予以认真探讨。而对实质各有不同解释。有人以为《大明律》的重要特点,是突出对地主阶级贪暴行为的防范与惩治;《大诰》则以法外重典惩办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犯法行为。这两个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一方面对勋贵豪强、文武官吏的不法行为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对遵守朝廷法令的农民,予以“休养生息”。它们能在明初得到相当认真的实施,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做法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为永乐、宣德年间国势的稳定铺平了道路。从总体上评价,积极方面是主要的,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有人则认为《大诰》虽然以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为主要内容,但是实际收效却很有限。不少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无论就朱元璋的目的、使用的手段与后果,都不值得作过多的肯定。因为明初政治并未因此而清明,劳动人民也没有从中得到实惠,真正受益的只是朱元璋本人(以上分别见张显清《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陈高华《从〈大诰〉看明初的政治》,《中国史研究》98年第期)。
(二)关于内阁问题。
中国之有内阁制度,自明代始。关于内阁的研究,重点是探求它的性质及其与皇权、宦权的关系,论文居明代政治史研究之首,仅980至99年即达一百二十余篇。专著有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989年版)。明代内阁的权势与作用,因人因时而异。宣(德)、正(统)以前和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阁和严嵩、张居正为政时,宦官势力相对低落,阁权崇重。其他时期,内阁基本上处于无权状态。目前关于内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似乎仍没有说清楚,多数以为内阁是皇帝的另一套秘书班子,代草诏令与票拟。也有人以为内阁是中枢决策机构,但对它经常不能正常运转,权归宦官的现象又无法加以说明。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宦官问题。
关于宦官问题,首先要提到的是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北京中外出版社950年版)。它是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宦官组织、特务机构的重要著作。对厂、卫的产生、组织、性质、作用、影响,一一作了深刻分析,至今仍无愧是明代政治史研究的上乘之作。在这个问题上,以前多把焦点对准宦官组织,与外廷阁、部、院的关系,以及宦官干政的根源、表现、特点和社会危害诸方面。这一阶段则多注意宦官插足社会经济领域、运用权力积聚资本的问题,并由此揭示封建皇朝自身的矛盾运动。如,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年版)、《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989年版)等。
(四)关于党社运动。
东林党的出现,是明代万历以后政治舞台上一个十分起眼的新现象,对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东林党争的性质和对东林党本身的评价。前一个问题,看法比较一致。后一个问题,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到阶级基础,都有分歧。对其作用与意义的评价,意见尤为对立。有的说东林党是“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先辈”、“代表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进步思潮”。有的则以为东林党不是“市民反对派的代表”,亦非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尊经重道的救世思想与政治主张,与万历初年张居正注重实效、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革新思想相比,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封建制度日趋解体之时,无疑是起了反动作用(刘志琴《论东林党的兴起》,《中国史研究》979年第3期)。也有的以为不宜全盘否定,说东林党是代表地主兼工商业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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