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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7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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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为北京故宫内阁大库的零散档案,后由罗振玉献给奉天图书馆,949杨向奎《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前言”。

    年后曾收藏于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这部分档案于985年,由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整理,为《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由辽沈书社出版。全书共收入明代档案五百八十五件,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辽东都指挥使司档案。档案所涉及时间从明洪武到万历末年,涉及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和民族关系等多方面,跨度相当大,内容相当广泛。但是由于这些档案被清朝入关前用作信牌套的衬纸,剪成椭圆形,造成材料的残缺不全。经过整理共收录军政、职官、财税、屯田、矿业、交通、马市、民族、司法、教育十类三百十六件。

    二是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山东都司等档案。这部分档案多为明嘉靖年间关于山东军务及海防的公文。

    三是崇祯年间部分兵部题稿。

    四是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实录》稿本。

    这四部分中,除《明太祖实录》为稿本外,其余三部分内容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除了这些相对集中的明代档案之外,还有不少散见于各地的明代档案,一些地方博物馆中还藏有像明代铺商的日记流水账之类十分重要的档案资料。目前全国三千三百五十六个各级档案馆和数量相近的博物馆等单位,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档案材料,其中也应有一定数量是明代的。此外,还会有一定数量散落于民间及个人手中,这都需要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去进一步收集利用。

    许多学者对于档案的利用日益重视,他们不仅指出“编纂和公布档案文献更是档案学和历史学在较高层次的结合”,而且提倡在对于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鉴定和对档案文献的编纂和公布等等基础上,“利用馆藏档案作为主要史料来源,对某些历史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写出有关论文、专著等”。在这方面,早在五十年代后期,邓拓撰写《从万历到乾隆》一文时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在文章中主要利用了有关北京门头沟矿地区一百座民窑,从明朝万历到清朝乾隆间的一百三十七张档案文书。六十年代初期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一书也是在对于明代档案利用的基础上完成的。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出版的《锡伯族档案史料》(上、下册)共收入了从明朝万历到清朝宣统间的满文档案六百四十七件,汉文档案九十五件,这些档案材料解决了关于锡伯族族源等过去未曾解决的问题,成为今天研究锡伯族历史必不可少的依据。

    就目前的情况看,明史研究对于档案的应用与清史研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明代档案在数量上无法同清代相比,因此大多数明代档案不可能形成清代那样的系统化内容,而只能作为研究中的补充,韦庆远《明清史新析》《档案馆进行史学研究之我见》,第0—03页。同时也应该看到,到目前为止,明史研究工作者对于明代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还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去不断加强。

    第二章研究概况第一节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明史的情况明史研究的兴盛明朝,自洪武元年(38)建国,迄崇祯十七年(44)灭亡,中经十六帝、十七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跨越四个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明代约占七分之一。而且上承秦汉唐宋元,下启有清一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这时正值世界范围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国也开始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明朝这段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辉煌灿烂的篇章,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到了明代,这种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面临解体,但可惜新的进步因素仍十分脆弱。因此,既有原先历史留下的深深烙印,又有自己创造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君主主义皇权的高度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权力结构、阶级结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新变化。这些也是研究明史时必须注意的关键问题。

    当然,也是明代历史最迷人的魅力。

    明代,还是一个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时代。

    明太祖一举废除丞相制和中书省的大动作;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人数最多的移民垦荒运动。永乐帝,第一次在中国创立内阁制度;迁都北京以及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

    标志大明帝国由强变弱的“土木之变”。

    由税粮“折色”而引发的中国古代实物地租向近代货币地租的过渡;东南地区率先掀起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革;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市民运动”的发生以及近代启蒙思潮的出现;欧洲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和中西文化交流。

    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矿税使之争”、“万历三大征”、“东林党争”、辽东战争与“三饷”加派、明宫“三案”、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

    明太祖的雄才大略,明成祖的开拓进取,明武宗的风流韵事,明世宗的崇信道教,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明光宗在位一月而死,明熹宗好弄斧锯,明思宗吊死煤山。

    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所处的领先地位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如此等等,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从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说,明代又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在这之前,中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力强盛,雄踞亚洲,威震世界,远近咸服。直到明代初年,中华帝国仍是声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了明代正德年间,形势却急转直下,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首先公然入侵广东,继之进占澳门,为列强侵略中国开了先例。使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从此由主动变为被动。

    明朝历史画卷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丰富内容、生动场面和深刻变化,历来深深地吸引着中国学者的注意力,使明史研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同时,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使明史研究越出国界,成为当今国际汉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

    现将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明史的情况,概述于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98年版)一书统计,从900年到978年共计出版明史研究著作七百余种、论文等万余篇。978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明史研究事业更加繁荣,论著更多,成绩更为显著。研究的领域,遍及明代的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农业、水利、交通、手工业、商业、城市、赋役制度、金融货币、政权结构、阶级结构、军事、法律、农民战争、民族关系、宗教问题、社会风俗、历史地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历史人物、海外华侨、对外政策等等。从研究的发展过程看,可以949年0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在此以前,为明史研究的启动时期。在此以后,为明史研究的发展时期。后这一时期,又可以七十年代末期为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949年前的明史研究从现有的资料看,在二十世纪国人研究明史的第一篇文章,是毋暇撰写的《明苏州知府姚善》,刊于《清议报》90年3月2议报》,是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在日本创办的刊物,由梁启超等人主编。姚善(30—402)字克一,安陆人,举人出身。洪武三十年为苏州知府,为政持大体,不为苛细,又好礼贤下士。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姚善秘密联络江南松、镇、常、嘉诸府练兵抵抗。建文帝失败,姚善为燕王所俘,不屈而死。当时,《清议报》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唤起国人研究明朝历史的兴趣,并鼓舞斗争勇气。自此之后,明史研究遂蔚为风气,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严格说,中国学者对明史的研究,在明代已经开始。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明会典》、《明经世文编》,以及明代所修的地方志书、明人文集、野史、笔记等等,都是明朝人研究明朝历史的结晶。明朝败亡以后,明史研究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日益发展,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查继佐的《罪惟录》、傅维鳞的《明书》、陈鹤的《明纪》等,各有千秋,倾注了明末清初学人潜心研究明史的滴滴心血。而清修《明史》的行世,则可以说是清朝政府试图总结明代兴亡经验教训的集大成之作。对明清两代学者这种辛勤的笔耕,理应予充分肯定。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如此规模宏大的资料基础建设,后人研究明史不知要碰到多少困难。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时代局限,阶级偏见,他们仅仅是做了一些史料整理与编纂,并没有对明朝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无论是指导思想、研究方法,还是史学理论体系,都还存在着严重问题,有时甚至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增加了后人研究明史的难度。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至四十年代末期为止,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逐渐变化,明史研究才慢慢摆脱封建传统研究模式的束缚,向着以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为指导的方向转化,逐步揭示了明朝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辛亥革命前夜,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评介明代志士仁人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精神,提倡民族意识。在史料整理方面,也主要以明末遗民的活动事迹为重点对象。辛亥革命以后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明史研究的重点课题开始转移。这时一些学者开始留意明代的政治与经济,把较多的精力用于研究明代的城市生活、党社运动、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尚处于一种茫然状态,研究课题有所深入,而思想倾向、理论方向,仍没有跳出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史家的研究路数及其所构筑的理论框架。

    由三十年代开始,至四十年代末为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史研究也从此得以注入了新的积极因素。

    第一,在研究课题方面接触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造就了一批明史专门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例如,孟森先生、吴晗先生关于明代政权结构与阶级关系变动的研究;梁方仲先生关于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朱东润先生关于大学士张居正与万历初年改革的研究(《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945年版);谢国桢先生关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的研究(《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934年版);容肇祖先生关于明代思想史的研究(《明代思想史》,上海开明书店94年版);李文治先生关于晚明民变的研究(《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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