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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7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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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二百二十卷构成了《明史》之主体。共二十二类。《后妃传》二卷；《兴宗孝康皇帝（附皇后、吕太后）传》、《睿宗兴献皇帝（附皇后）传》共一卷；《诸王传》五卷；《公主传》一卷；诸臣传前并有明开国前群雄三卷共一百五十八卷；《循吏传》一卷；《儒林传》三卷；《文苑传》四卷；《忠义传》七卷；《孝义传》二卷；《隐逸传》一卷；《方伎传》一卷；《外戚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宦官传》二卷；《阉党传》一卷；《佞幸传》一卷；《奸臣传》一卷；《流贼传》一卷；《土司传》中《湖广土司》一卷、《四川土司》二卷、《云南土司》三卷、《贵州土司》一卷、《广西土司》三卷计十卷；《外国传》九卷；《西域传》四卷。
《明史》列传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o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总之《明史》修纂日久又有前诸史修纂之经验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尤其是隋、唐以后诸史中更为突出。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史》中指出：“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由此可见《明史》体例优于诸史者之大概。
《明史》评述《明史》体例堪称完善而优于诸史此已有公论。而作为一部纪传体官修正史就其记述有明一代历史而论则尚有优劣之评。
清人于《明史》推崇备至盖因官修而历四代始成书。清代史学家赵翼作《廿二史札记》于《明史》多有赞誉之文。他总括谈到《明史》的几大优点：一是修纂时间长。“盖阅六十年（按自康熙十八年始计算至乾隆初刊行止）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日久而功深者也。”二是动手时间早。“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后汉书》之修于宋《晋书》之修于唐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三是详于考订。“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且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非如元末之修宋、辽、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执笔者不知几经审定而后成篇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此三大特点也便决定了《明史》优胜之处。
清人对《明史》的评价固然有其道理。但近世史家普遍认为这是出于“清人对《明史》例不敢议”“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当清世为史学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专就《明史》中优点而表扬之。”然而其实清人对《明史》之缺失自然亦有所见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已有所表述而近人对《明史》的评价更为公允兹就诸人之论简述于下。
1。《明史》的史料价值。
《明史》成书时间最长一方面固然由于清初形势所定同时也说明其搜集史料考订撰写之艰难。
《明史》史料之来源已见前述赵翼所谓“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而《明史》实始修于顺治二年（1645）则去明朝更近甚至尚有南明诸朝并存。赵翼言不及此一是顺治中并未认真修史二是要避南明事迹不谈。然而实际上顺治中已着手于史料的收集。
清初开局修《明史》确距明亡未远但有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则即使以顺治初修计算与明初亦有二百多年之遥所谓“见闻相接”只能是明末之事大约在万历以后。因此清初修史诸人从一开始便注重于史料收集。如汤斌于顺治中与修《明史》时便建言广搜野乘遗书。到康熙中大批人材入馆修史对史料的搜集和使用也就更上一筹。
就其史料价值而言总的来看《明史》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正史。
《明史》的修纂带有遗民修史的味道。如大史家万斯同系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弟子被聘为《明史》总审定稿之人但他只同意以“布衣”参加修史不署衔不受俸完全是一种遗民立场。修史者的这种立场也就使得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尽量保留明代历史内容以寄托遗民思故国之情感。
明初历史时隔久远修史时尽量照顾历史脉络存其真貌。如明代野史记有徐达病故之事称徐达有背疽最忌食鹅肉明太祖朱元璋赐之蒸鹅徐达流涕食之遂卒。后世史家多认为是无稽之谈。刘基之死则《诚意伯文集》中记有太祖圣谕之言归罪于左丞相胡惟庸“并谓其毒基至死云”。徐达、刘基之见忌见猜明人野史俱有所言虽不可尽信亦绝非无稽之谈。《明史》徐达、刘基二传中却只记太祖对二人始终恩礼毫无纤芥之疑。这是因为史官们感到明初功臣多不保全像徐达、刘基这样能保始终已属仅有之事因此而未加微词。而同时对徐达、刘基见猜忌之说亦非全部加以掩饰。《李仕鲁传》中便有刘基、徐达见忌之语。这也是一种记史的方法。这种情况在《明史》中非止一例。因此《明史》中的记述有时可以达到自证的效果。如建文逊国之事《恭闵帝纪》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既言不知所终又言出帝后尸而葬是存疑于此。其后又称：“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但下文举正统间僧人杨行祥诡称建文帝之事。“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则又将出亡事作传闻而记。然记建文逊国事非止此而已。《明史》卷三o四《郑和传》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卷一六九《胡传》：“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又遣胡“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而卷一一八《谷王朱橞传》记谷王言：“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有日矣。”谷王虽欲以此言欺蔽众人但其身为金川门之变当事人更造此言足见建文帝并非焚死宫中。
在建文逊国一事上《明史》的记述亦有其变化的。近代史学家孟森（心史）先生作有《万季野明史稿辨诬》其中谈到《明史》旧本与今所见通行本的不同记述。旧本作建文焚死说并传此说之定于万斯同。民初修《清史》其《万斯同传》稿中专记此事一则。孟森先生在驳斥此说定于万氏的同时指出关于建文的断论取决于清初政治之需“朱三太子之案至康熙四十八年乃结。明崇祯帝之子坐以诈冒而戮之。馆臣定稿正在天下汹汹传有朱三太子之日。清廷必以朱三太子为妄传以安人心且便于弋获之后可以假冒定谳以除所忌。其用意与明成祖之对建文同。故于修《明史》而及建文亦必主张建文为焚死以见失国之君主或其子孙断无能隐遁在野之理。馆臣可有此希旨之举季野先生必无此媚世之心也”。但是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诏改《明史》本纪时“去朱三太子事已远既不虑天下复有思明之人亦不虑明复有系天下之望的裔”于是将文字改为存疑之说。由此亦可知一代修史之艰难。
再如记于谦之死系因石亨、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定罪。但《于谦传》中仅记遭石、曹之诬陷未提谋立之事。因此事为定罪之因谈及则须辨诬传文必繁且与襄王传重复因此记述于《襄王瞻墡传》中。英宗复辟后于皇太后阁中见襄王金符。乃因“土木之变”后欲召襄王而未果其符遂留阁中。顿知并非于谦等人于景帝病危时私取符相召于谦所蒙之冤也就不辩自白。
《明史》之所以有其较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因其记史求真得体还因其重于考订。至今能见史馆诸人文集之中尚存考辨文字。
以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奔丧与否为例则朱彝尊时有专文辨证见《曝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伏承阁下委撰明文皇帝纪。彝尊本之实录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拟稿三卷业上之史馆矣。昨睹同馆所纂《建文帝纪》具书燕王来朝一事合之鄙稿书法相违。彝尊愚暗非敢露才扬己暴人之短惟是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故敢述其所闻复上书于阁下。”下有五段考辨文字一为建文初燕王入朝之不可信今所见《恭闵帝纪》已删去此说。二为成祖备礼葬建文之说不可信今亦不见于本纪。三为天下大师墓之不可信四为《从亡随笔》之不可信五为《致身录》之不可信均辨建文出亡之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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