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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7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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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札马鲁丁的活动史书有记载的最后年头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秘书监志》记载他在这一年的两项活动。一条有关荐举人才一条则为编地理图志的人请支报酬及请求给他们提职。此后在元人的史料中再未现他的活动。清人钱大昕却提到《大元大一统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后由札马鲁丁及其助手秘书少监虞应龙两人一起进呈朝廷1。现尚不清楚钱大昕此说有什么根据。但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秘书监名义上奏的已不是札马鲁丁而是可马剌丁。由此看来札马鲁丁很有可能在此以前已去世了。至于钱大昕之所以还把他列为进呈《大元大一统志》的第一责任者当是因为札马鲁丁一直是编撰这书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人们也可推测至元二十七年并非是札马鲁丁的卒年而只是他离开秘书监之年而已。这样他还是有可能与虞应龙一起于至元二十八年进呈《大元大一统志》。一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让札马鲁丁离开秘书监至少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因此可能性较大的是札马鲁丁于129o年故世。

    天文仪器的创制札马鲁丁一生中有三项业绩值得详细研究:造七件西域仪象、编制《万年历》、编修《大元大一统志》。

    造七件仪象在《元史·天文志》有具体的介绍。此事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今据迄今所见有关研究新成果叙述如下2:一、咱秃哈剌吉《元史》汉译为混天仪。根据有关描述知道这架仪器有一个地平环一个垂直于地平环的子午双环双环的中线即相当于观测地的子午线。这两组环互相固结不动。在子午双环之内还有一对较小的双环它们的中线则相当于天球上的赤经圈可以绕着天球的南北极作东西方向的转动。这些环圈1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41o页。

    fnetgtheiridentifinettotheinstramentsoftheobservatoryofmaraghaisis1niversitypress1959pp。373—374。薄树人:《回族先民札马鲁丁的科学贡献》载《科学》杂志1986年第4期。

    与我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的结构一致。但是在这套结构之内还有两个中国传统浑仪中所没有的环。《元史·天文志》对此是这样描写的: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即上述可转动的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之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

    所谓有窍的铜方钉是指一块直立在各环面上的小方铜片。铜片上开了缝从缝中可以观测天体。由铜片所在位置可以在各环面刻度上读出天体的相应坐标读数。这种铜方钉实际上是一种观测用照准器其功用和古代浑仪中用来瞄向天体的那根细长管子——窥管相同只是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不相同而已。既然咱秃哈剌吉的第三、第四环上装了照准器则它们应是能提供经度或纬度读数的环圈。从上引《元史·天文志》的描述来看它们应是黄道环和黄经环。黄经环的中央有一条极轴轴的两头套连在可转动的赤经双环上离南、北极各二十四度的地方。这两个套连结处的中心就是南、北黄极。黄经环可以绕着南、北黄极轴旋转。只要转动赤经双环使仪器上的南、北黄极摆到与天球上的南、北黄极相应的位置;再转动黄经环使天体处在黄经环面上;然后把黄经环上的铜方钉对向那个天体这时就可从黄经环刻度上读出铜方钉所在的位置读数这个读数就是天体的黄纬。至于黄道环则当是垂直地固结在赤经双环上且与黄经环的黄极轴也相垂直。这时黄道环与赤经双环相结而有两组结点这两组结点的两个中心点就分别是仪器上的冬至点和夏至点。它们分别离赤经双环中腰(即仪器上的赤道圈)的南和北各二十四度。转动赤经双环把黄道环摆到和天球上的黄道相一致的位置上移动黄道环上的铜方钉就可测读出天体的黄经。在现今的北京古观象台上还存有一件清康熙十二年(1673)制造的黄道经纬仪。除了这件仪器的可转动的赤经环只是单环而不是双环这一点外其他的结构大体与《元史》所描述的咱秃哈剌吉相一致。

    咱秃哈剌吉是一种源自古希腊的托勒密式黄道浑天仪它与我国传统的赤道式浑天仪相比较在外形上大体相似都是在一个球面空间内由多层环圈所构成;但是两者的具体构成和功用则不相同。因此《元史》中把咱秃哈剌吉译成“混天仪”混字与浑字音近而字不同翻译者是颇为有心的。二、咱秃朔八台《元史》释为“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从《元史》所作的具体描述来看这是件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明的天文仪器。西方学者称之为托勒密长尺。

    咱秃朔八台有一根垂直立于地面的铜表高七尺五寸。表顶设有机轴。

    轴上悬挂二根五尺五寸长的铜尺。外面的那根尺上附有同样长的窥管一根用来瞄准天体。两根铜尺的底端又都连在一根横尺上。整个仪器可以绕铜表转动而窥管则可以高低转动。这种仪器可用来测定任意方向上的天体的天顶距。窥管、始终置于铅直位置上的里面的那根铜尺及底下的横尺三者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其顶角即天体的天顶距。它可以由窥管所指示的横尺上的读数用三角学方法计算出来;也可以直接在横尺上刻出相应的顶角度数。托勒密在其名著《天文学大成》第五卷第十二章中介绍过这种仪器不过托勒密的铜表是三角形的而咱秃朔八台的铜表则可以是方柱形或圆柱形的更可能是圆柱形的。

    三、鲁哈麻亦渺凹只《元史》汉译为春秋分晷影堂。据有关描述这台仪器是置于一座基本密闭的屋子里的只在顺东西方向的屋脊上开了一道缝让日光从缝中射入屋内。屋中有一座台台面南高北低与天赤道面平行。贴着台面放置一条铜的半圆环半圆的半径长达六尺。另有一根六尺长的铜条一头固定在半圆环的圆心上一头可贴在环面移动。当春秋分时太阳正处在赤道面上太阳光就正好照射到环面上观测此时的太阳位置便可求得准确的春、秋分时刻。与春秋分晷影堂相类似的仪器现在在印度的德里、斋浦尔等地还可以见到不过它们都是露天的。这些印度仪器是十八世纪初的印度天文学家摩诃罗阇·贾伊·辛格所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这种仪器的照片称之为二分日晷(equinonetdia1)。但这是定节气的仪器称之为定时刻的日晷是不妥当的。

    四、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元史》汉译为“冬夏至晷影堂也”。据有关描述这件仪器也是安置在房子里的。房子有五开间大。屋脊顺南北方向且上开一道缝。缝的正下方立一道墙。墙上挂一条长一丈零六寸的铜尺。又以挂尺之点为中心以尺长为半径在墙上画一仰天的半圆规环。环上标有刻度。墙底下还挖有一定深度的坑以便人可以站在铜尺的一端进行观测。每当太阳到达子午线时日光从屋缝中直射下来。转动铜尺对准太阳从半圆规环上可以读出太阳的地平高度或赤纬。因为冬、夏二至是太阳赤纬最小和最大的时刻所以使用冬夏至晷影堂即可测定冬、夏至的准确时刻。

    这件仪器实际上就是后来在欧洲广泛使用的墙仪。《元史》虽然称之为用来测太阳定节气的但用该仪器测量任何其他天体的赤纬也是同样有效的。

    五、苦来亦撒麻《元史》汉译为“浑天图”。从具体描述来看当是一种天球仪。它与中国传统的浑象无大差别只是其上所绘的当是阿拉伯天文学中的星座。六、苦来亦阿儿子《元史》汉译为“地理志”。历来的研究家一致认为这是地球仪。从《元史》的描述中可知这个木制圆球上画着白色的6地和绿色的江、河、湖、海。6地和海洋的比例为3∶7与现今的结论很接近。球上画有许多小方格用于计算道里的远近。但当然这些小方格并不是真正的方格而是经纬线所形成的网格。

    早在札马鲁丁之前五百多年唐代的僧一行已提出了地球的纬度里差数据;之前四十多年蒙古汗国的耶律楚材也提出了在寻斯干(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的纬度上的东西里差问题。但是统一的、比较科学的经纬度概念和明确的地球概念是在札马鲁丁的地球仪上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的。可惜的是这些概念并未在元代的科学史上产生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这是置于回回司天台上的仪器其他学者能见到的极少。其二与这些新天文概念相联系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没有翻译介绍过来即使别人见过这架地球仪也无法理解和运用这些全新的概念。

    七、兀都儿剌不《元史》原文作“兀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但据德国学者哈特纳的研究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一种天文仪器名叫a1…ustur1ab即后来在欧洲也风行过很长时间的星盘。此仪器名的词尾音应该是“不”拉丁文等欧洲文字也都如此。从《元史》有关具体描述来看这确是一件星盘。因此上述《元史》有关这件仪器的名称及说明是有讹误的。应当改正为:“兀都儿剌不汉言定昼夜时刻之器也。”

    根据《元史》的描述札马鲁丁星盘上的观测照准器是一条铜条中间钉在星盘中心可以绕中心旋转。铜条二端各屈起一小块垂直星盘盘面。这二小块铜片上各有一个孔二孔的联线正好经过盘面的中心轴线。通过这二个孔就可观测太阳或恒星以确定时刻。这是又一种与中国的窥管形制不同而功用相同的观测照准器。

    以上这七件西域仪象与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除了少数相似之点外无论从结构、形制和具体功能来说都大有不同。而这些特色鲜明的仪器却对以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的展没有重大的影响。其中的原因英国李约瑟认为“由于它们不适合中国天文学特有的体系——有天极并使用赤道坐标”(《中国科学技术史》)。例如托勒密式的黄道浑仪或长尺就很难使不采用黄道坐标系和天顶距的天文学家感兴趣。

    李约瑟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不过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与这些仪器的运用极为相关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的缺乏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平面三角学、球面三角学等等都没有在当时被译成汉文。因此除了回回司天台上的工作人员外传统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很难了解和使用这些仪器。关于这一点对比一下明末清初的情况就可明白。以星盘为例。它在明朝末年由欧洲耶稣会士再次传入中国。由于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6续把《几何原本》等数学著作译成了汉文又在介绍星盘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数学知识因此星盘就很快被中国学者接受了。当时还有一位中国学者李之藻专门为之写了一部说明书名为《浑盖通宪图说》。

    虽然对中国的传统天文仪器展没有重大影响但是却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既然这七件仪器已在中国的司天台上安装那么不但在这个台上工作的中国天文学家会使用它们从事观测而且对这个台之外的天文学家也可能产生某种启和影响。例如当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展传统的天文仪器时有两点当是从扎马鲁丁的仪器上借鉴来的。

    其一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立运仪等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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