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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6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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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出所部攻陷德安（今湖北安6）时姚枢从俘虏中访得江汉间的名儒赵复。二人相见于军中。姚枢“戎服而髯”赵复初疑为西域人经过交谈他对姚枢的才识十分赞赏乃出所为文数十篇相赠。赵复以九族殚残不复欲生但被姚枢强留于军帐中。当夜姚枢醒来现赵复床上惟存寝衣连忙起身出追“鞍马号于积尸间求至水裔”2见赵复脱履被仰天而号欲投溺而死。姚枢以“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为辞苦劝赵复北上授徒。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并协助杨惟中创立太极书院以赵复为师儒教授程朱理学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理学在北方由是传布日广从此姚枢本人也得以研读赵复所赠“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并很快成为在北方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1241年姚枢被窝阔台任为“燕京行台郎中”。这时花剌子模商人牙老瓦赤担任总领汉地政务中州断事官汉人把这个官职称为燕京行台姚枢事实上就是中州断事官的幕僚机构成员。由于牙老瓦赤性喜货贿汉地世侯们惟恐获罪于他“竞以掊克入媚”。牙老瓦赤常从接受的贿赂中分出一份送给姚枢。姚枢洁身无门只好弃官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河南辉县北）隐居。
在苏门他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又诛茅为堂。置私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潜心读书“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儒家经典、尤其是理学书籍相当缺少姚枢不但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而且还动员别人刊刻图书散到四方。这个阶段他与隐居在苏门附近的窦默、许衡等人过1据姚燧《三贤堂记》姚枢生于辛酉年即12o1年死于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见《牧庵集》卷七。按《元史·姚枢传》谓枢卒于至元十七年（128o）。其所据当即姚燧《姚枢神道碑》。按碑文云：“明年（至元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于三月问可以惠利斯民者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跽不能言帝急命从臣扶出登车至家未更百日而愈。后三年疾再至昏然三日薨寿七十八。”元史作者将这段文字理解为十四年病三年后复致死由此推断姚枢死于至元十七年此误。2《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元史·许衡传》）。正是经过姚枢的介绍许衡这时最早接触二程、朱子著述。回到魏地（今河南魏县之南）后许衡曾感慨地对自己学生说：“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尽弃前习以从事于小学、四书为进德基”1。窦默后来回到肥乡（今河南肥乡）教书授徒也逐渐知名。苏门也因此成为当时北方理学传播的中心之一。名士王磐受窝阔台汗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主转至姚枢处从学。
在世祖藩邸中姚枢的政治经历及其学识与名声不可能不引起“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的注意。当时在忽必烈周围业已逐渐聚集起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等一大批名流儒士。125o年姚枢也被召至漠北俾居卫从而不直宿。忽必烈时召与语。姚枢曾为书数千言殚精竭虑地劝说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又列时政要务三十条包括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栓选、汰职员、班俸禄等。这个时期姚枢日渐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成为潜邸幕府中的重要谋士之一。
1251年6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登上大蒙古国汗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忽必烈为此大宴群下。众人都忘乎所以姚枢罢酒将出忽必烈遣人止枢问他：“倾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姚枢回答：“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元史·姚枢传》）忽必烈听后恍然大悟于是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展来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
1252年姚枢向节度漠南军事的忽必烈建议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他总结了自1235年阔出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失误之处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不仅造成南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因此姚枢建议变秋去春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等到积谷高廪边备既实就可以大举攻宋。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姚枢的这一策略遂得以施行。当时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清口、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敌去则耕。又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这一地区日后成为蒙古军进攻襄樊的根据地。
为了实施攻取大理、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1252年7月忽必烈统兵攻大理姚枢从行。大军行至曲先脑儿时忽必烈摆设夜宴。姚枢即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翌日出行军时忽必烈在马上大1《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声对姚枢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1253年蒙古军驻夏六盘山。姚枢受命以王府尚书身份宣抚京兆与杨惟中、孛兰等人共治关中史称“旬月之间民大和浃道不拾遗”。入秋以后姚枢复随忽必烈由陇西南进穿过吐蕃东部攻至大理城下。他先遣三使入大理诏谕。大理守将尽杀蒙古使节。但是忽必烈攻入大理城后依然饬令姚枢“尽裂帛为帜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军士无一人敢取一钱直者”。姚枢等人举曹彬事迹为止杀之谏似乎对忽必烈造成了十分深刻之印象。
1254年春忽必烈北归驻军六盘山。这时姚枢有病于是忽必烈又用他为劝农使协助关西道宣抚使廉希宪治理关中地区。姚枢不顾疾病缠身“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自金末丧乱以来关中为战乱所残破“城郭萧条不见人迹”1。经过几年的治理政治、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儒学教育也得以逐渐恢复。
蒙哥即位以来忽必烈在汉地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1256年蒙古贵族中有人在蒙哥面前进谗言称“王府得中土心”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2告忽必烈。本于对忽必烈的猜忌之心1256年蒙哥派出他的亲信、大必阇赤阿兰答儿到关中“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倚仗大汗声威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以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忽必烈与蒙哥的矛盾呈现恶化的趋势。在关键时刻姚枢向忽必烈进言：“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当时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以屈求伸。忽必烈思之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冬十一月他先后两次遣使见蒙哥表白自己归牧于岭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复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忽必烈）亦泣下竟不令有白而止”。蒙哥于是敕罢钩考。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岭北。然而一年之后（1258）由于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的连连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公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征宋前线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为担心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便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126o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会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与元初权臣的矛盾忽必烈称汗不久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间的争位战争便不可避免地爆了。以漠南汉地为基础与阿里不哥抗衡的忽必烈失却了黄金家族多年以来积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笔财富作为凭依亟须通过增括中原财赋来支持新政权。在史天泽、张易等人推荐下元廷起用王文统为中书省平1《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铭》《寓庵集》卷六。
2《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章政事由他主持更张庶务全面负责汉地的钱谷大计和行政事宜。王文统原来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前朝以经义登第但同时又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之类主张而把政策侧重点置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恰好深中忽必烈的心意。因此中统年间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偏偏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不是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迂儒。
姚枢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见似乎在中统之前双方就已有所冲突。中统元年（126o）忽必烈以潜邸旧臣为十路宣抚使分行中原汉地以安定各地政局姚枢受命为东平宣抚使乃以“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夺其位”为由不陛辞直接之郡。二年七月（1261）元廷立燕京行中书省统领中原政务。十路宣抚使的建制约在这年撤除。或许应在此前后姚枢回到朝廷。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似乎在世祖面前进行过推翻王文统的活动。史载窦默曾与姚枢、王鹗等人在忽必烈面前批评王文统说不可让他久居相位并推荐许衡为相。这场政争的详情现在已难以确知关于姚枢在此时的行迹也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推究。但是在隐居苏门时期所结成的深交大约使他不会与窦默、许衡的活动完全无关。正因为如此王文统才会始终不移地把姚枢同许衡、窦默等人一起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于是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太子师傅的地位不算不高。但对姚枢这样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材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地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意图。姚枢遂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授。同年八月被改授为大司农管理农桑、水利等务。中统三年春益都世侯李璮动兵变。早在正月底当李璮留质于燕京的儿子李彦简刚刚从燕京逃走时忽必烈便马上召姚枢问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根据姚枢判断李璮叛变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展证实了姚枢的观察和预见是十分敏锐、准确的。
李璮之乱生后王文统因有牵连被诛。此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另一方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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