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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郑玉：《珊竹公遗爱碑铭》《师山集》卷六。

　　　　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忽必烈在位时期这种民族分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其后构成元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很大特点。

　　　　另一个特点是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直至中统、至元之初。儒学在北方仍由于历经事变、丧乱而不甚达连《资治通鉴》也是很难见到的书籍1。而这时候理学在南宋已经相当盛行了。南北的统一为儒学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儒学著作之流入北方达到“捆载”而至的地步1。“北方贤士大夫官辙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唯恐未逮”2。但是儒学在元代以前早成为入仕从政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为了做官。而元朝统治者却选择由吏入仕的途径解决中低级官僚的来源问题；江南平服后甚至公开拍卖官职以至“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粮糟之辈”3。这就断绝了普天下读书人由儒学进身步入仕途的希望。因此他们当中“有去以技术鸣者有去而买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当然也总有一些迂腐夫子“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愦然而已”4。一部分儒生不甘寂寞企图通过“游学”结交名门求得一官半职。尤其是南方读书人“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5。但他们当中大多数只能失望而归。元人徐明善曾记载他与一位失意于求进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说：“问其来几时曰‘久矣’。问其谒中州名士贤大夫曰‘遍矣’。问其遇合何如曰‘故吾尔’。噫！岂不命也。”6儒生处在这样的境遇中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不能畅通也是元朝吏治从建国伊始就相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也依附新朝政治势力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南方有许多大地主虽经改朝移代其经济利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也有一些人还乘“江山易主”的机会投机家成了新的富豪大户。这些地主豪强与当地官员和军队长官结为亲戚友好“通家往来”1郑元祐记岳铉事迹谓“有以《资治通鉴》示者公见大喜即手钞成帙昼夜伏读”。其时当在中统、至元初叶。见《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

　　　　1袁桷：《安熙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o。

　　　　2郑元祐：《吕氏春秋序》《侨吴集》卷八。

　　　　3程文海：《吏治五事·取会江南士籍》《雪楼集》卷十。

　　　　4徐明善：《耐闲说》《芳谷集》卷三。

　　　　5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6徐明善：《送黄景章序》《芳谷集》卷一。

　　　　共同欺压贫弱人户。蒙古军和汉军军户占有四顷免征赋税的“赡军地”。蒙古军户所占有的这部分地产主要来自政府分给他们的荒闲无主地。他们自己并不直接从事农作而将这些农田出租给汉族佃户或者由依附于他们的驱户及“种田户计”耕作。大量蒙古军户由此转化为中小封建地主。不过由于不善经营其中也有不少人很快又丧失了手中的土地。元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仍然主要是小土地自耕农以及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的佃农。元代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依附人口称为奴婢、驱口或奴隶。在灭宋过程中“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所俘获。流离播迁之余可矜可哀益不胜道”1。掠民为驱的现象展到南方各地。元政府允许奴婢驱口的买卖并从中抽取税收。北方城镇多有人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2。奴婢驱口对本使有极强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使用于农业劳作的驱口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和个体经济。另外还有许多不事生产的家内奴婢其中一部分跟着主人享受奢侈的寄生生活。所以时人说“生子侄幸而天禀俊秀不入于工商必入于胥吏不入于胥吏必入为奴隶”1。

　　　　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元政府已注意到必须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灭亡南宋以后元廷又宣布免除故宋繁冗的科差；公私逋欠一概不予追理。元朝征之于南方各地的正额赋税较之宋代有所减轻2。但由于吏治不清至元中叶以后又进行对外战争使兵役和徭役异常繁重再加上经济重心所在的南方地区生产关系未曾因为改朝换代的动荡而获得适当的调整以及历次“钩考”的负担最终被转嫁到社会直接生产者身上所以元朝前期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一直存在着若干紧张因素。至元中叶以后南方相继生了多起规模较大的起义。

　　　　至元十三年（1276）至二十年福建有陈吊眼、畲族女豪杰许夫人及黄华先后起义他们或与南宋残部相联合或用南宋年号这些斗争多少是在恢复宋朝的政治口号下开展的。至元二十年南方各地生的起义二百余起其中以广东爆的欧南喜、黎德起义规模最大。其兵众达二十万有舰八百艘。二十四年福建又有畲族钟明亮的举事。他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南、闽、广交病焉”3。起义持续五年之久才最终失败。二十六年江南生的起义达四百余处。二十九年广西僮族土官黄圣许起兵反元。这个时期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起义反映出元朝统治之深入边徼之地是伴随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而实现的。元人姚燧记述曾参与镇压这个起义的一位将领的史迹说他自宋亡于南海之后“与反虏剧贼战未尝1同恕：《张彦谌墓志铭》《榘庵集》卷九。

　　　　2郑思肖：《心史》卷下。

　　　　1胡祗遹：《送丁教授入官序》《紫山集》卷八。

　　　　2见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页125。

　　　　3刘璜：《李参政平寇碑》乾隆《南丰县志》卷三四。

　　　　岁释介胄”4。可见元朝前期各地变乱之多。这一时期江南人民起义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忽必烈连年用兵海外（关于忽必烈时期的海外侵略战争参见本书有关中外关系章的专章）徭役异常沉重民不能堪。不过这些起义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互相之间也很少呼应联系因此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元政府镇压下去。这时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总的说来并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4姚燧：《王守信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第六节“义利”之争与厉行“汉法”派的受挫阿合马当政与“义利”之争蒙古国初建于漠北草原时期部众兵牧合一分属于大汗各支宗王领有仅置千户、百户管领由扎鲁忽赤分治民政和刑罚赋敛史称“官制简古”。蒙古进入中原汉地等农耕城郭区域之后仅仅依靠如此“简古”的官制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于是在蒙古体制所未曾涉及的那些规范领域内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制度渐次恢复并且同被保留的那一部分蒙古旧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代新制。上述过程在中原汉地约始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中统及至元前期正是它加实现并臻于基本完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一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这些儒臣就其学术风气而言可以分为两派即保守宋金传注及文学遗风的东平派和信奉伊洛、朱子之学的理学派。

　　　　如果说在中统、至元前期汉法的实行只是填补蒙古旧制无法施行的那些方面的制度空缺那末在“纲纪粗立、朝廷粗安”之后进一步厉行汉法其主要内容就变为在观念层次上对控制着国家机器主要部位的蒙古统治者施行“汉化”以及进一步改革既定体制中的不合理部分了。以忽必烈为的蒙古统治集团对此并无迫切之感。现在国家的财政问题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但他与朝廷儒臣之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与民族防范的心理以及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忽必烈对儒臣和汉人的疏远乃至猜忌排斥。

　　　　早在中统年间由于李璮之乱牵涉到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统使忽必烈极为震动以至他对许多藩府旧臣和汉人军阀产生很大的猜忌。平灭李璮之乱后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同时也是出于对汉人的防范之心。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转而重用出身回回的察必皇后宫帐侍巨阿合马把他“擢”为中书平章政事。此后他由制国用使而平章尚书省事又在尚书省并入中书省时夺得中书政柄逐步因“理财”得宠而得以控制朝政威福肆行。

　　　　阿合马当政近二十年。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是整顿和增加盐、茶、商、酒醋等课税收入；经营鼓铸官为局卖；对各地帐籍进行“理算”追征欺隐、逋欠财赋。他在国家多事、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保证了国家的必要收入。盐引售价阿合马任前为钞十四贯至元八年上涨三贯。十三年灭宋因两淮、两浙盐产丰饶盐引价复降为钞九贯。阿合马当政时期钞币的行也较正常至元十二年前中统钞年行量从未过四十万锭。十三年以后因交钞行地域扩大到原南宋版图故有一年达到一百四十万锭；其余几年也不过八十至一百万锭。通货膨胀在这时尚处于温和阶段1。阿合马在理财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始终与他和他的党羽贪横不法的罪恶相并行。阿合马一家“尽处要津”。凡向他献美女的都能获得高官厚禄。灭宋后更展到公开贩卖南方官职名曰“海放”。理算的对象本当是侵吞中饱的贪官和隐产逃赋的富豪这时则或因奉行过当或因委任非人往往流毒民间招致人怨。阿合马在任期间色目富商的权势也有很大展。儒臣面对上述情势竭力强调儒家学说关于“节用”与“爱人”的思想要忽必烈“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2。他们在指责阿合马一系列措施的弊端和他的奸贪不法时全然否定了当时增加国库收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讳言财利事”（《元史·卢世荣传》）。这样他们在将“义”与“利”的对立绝对化的同时把自己置于忽必烈增加财政收入的既定政策的对立面迫使后者进一步倒向阿合马等理财派。至元中叶以后随着藩府旧臣的日渐凋零和被调离忽必烈左右朝中汉人儒臣的势力便越来越小。

　　　　由于日益受到忽必烈的疏远一部分汉人儒臣转而依靠从小受儒学熏染的皇太子真金。真金曾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与那木罕生矛盾3。为了实现自己行“孔子之道”的政治抱负他与汉人儒臣紧紧地站在同一阵线中。而至元十九年阿合马被刺正好为真金推行自己的汉法主张提供了一个机会。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动身赴上都度暑以后益都义士王著与高和尚等人与元廷内一批高级官僚互为呼应以真金之名率人进入大都击杀奉命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王著旋被处死。消息传出大都城中贫民皆争相酤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这时在已参决朝政的皇太子真金力主下中书省被改组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主持朝政。真金对和礼霍孙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沮挠我当力持之。”他又对这时入朝任事的汉人儒臣们说：“汝等学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