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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因而突袭成功。移相哥大军溃散和林城再次失守。十月忽必烈率诸路汉军与蒙古诸王所部再度北征。两军相遇于昔木土脑儿之西1阿里不哥先因所部外剌军队溃败撤兵。待阿台率领的后继部队赶到阿里不哥回军再战。其右翼被击败左、中两翼与忽必烈军鏖战至夜仍不分胜负。自是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是年冬末忽必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元史·世祖纪一》）。形势似乎缓和下来。1262年据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因粮饷不继而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又拒绝听命截留他征集的货物因此愤而移兵西讨阿鲁忽。阿里不哥自知一旦挥兵西指和林终将不守所以临行指令和林城诸长老许其举城归降忽必烈军。阿里不哥西徙后忽必烈所部果然不战而收复和林。

　　　　1262年冬阿里不哥在击败阿鲁忽后驻营于阿力麻里。他肆行杀掠伊犁河流域为之残破不堪。1264年春阿力麻里大饥军心愈亦涣散。阿里不哥计出无奈被迫向忽必烈输诚。长达五年的汗位纠纷由此结束。这次纷争客观上为蒙古军事贵族中主张“祖述变通”以“补偏救弊”的一派把统治中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适逢其时的契机。

　　　　1《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九《商挺传》。

　　　　2《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家传》。

　　　　3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1昔木土脑儿耶律铸作析木台见《双汉醉隐集》卷二《析木台》诗自注。拉施都丁作shimu1tainaur。是为蒙语shimughu1tainaur的音译意谓有蚋的湖。箭内亘将它与张穆《蒙古游牧记》中著录的阿巴噶纳左旗境内之苏而禄都相勘同见箭内氏：《蒙古史研究》页599。

　　　　第二节李璮之乱与封建主义统治制度的完善李璮之乱据拉施都丁说1262年当阿里不哥出和林西讨阿鲁忽后忽必烈曾亲率部队进至和林。正值此时汉地变起他被迫疾驰南返。拉施都丁所谓汉地变起无疑是指中统三年二月爆的李璮之乱1。忽必烈亲征一事汉文史籍无可印证。但这世侯称反已成为远较阿里不哥之乱更直接影响到汉地政局的头等大事则至为明显。李璮是当时汉地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以来统治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他长期利用地处蒙宋之间的特殊位置和与蒙古皇族的特殊关系（娶塔察儿之妹为次妻）培植和扩展自家势力。忽必烈即位后他仍借口防备南宋“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他朝觐不至岁赋不输私市军马擅会子反状日益明显2。当时由于北边战事未了忽必烈一再对李璮采取姑息的策略。中统三年初乘朝廷与阿里不哥战争之机李璮密令纳为质子的李彦简窃归随即歼涟、海三城蒙古戍兵称反献城于宋勒兵趋益都。驻益都的原宣抚副使王磐出奔济南。益都陷。李彦简逃离阙下时李璮反迹已暴露无遗忽必烈因而问计于姚枢。姚枢回答：“使璮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问：“若是贼将何出？”枢对：“出下策。”1因此李璮一难忽必烈在部署讨伐用兵时即诏令济南路万户张宏修城备战。很可能这道诏令未到济南李璮已兵临城下。张宏所部“城守之卒数不满千”只好偕同祖父济南公张荣脱身北上半道接到忽必烈在相隔两天以后布的另一道诏令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讨璮。张宏于是为合必赤前导调头回兵济南。从山东、河南、河北诸路调集的汉军毕会济南地区。不久又诏命史天泽专征节度诸将。大军先树栅凿堑围济南城继而又筑环城六十里围之李璮自是不复得出2。

　　　　李璮起兵前曾与其他世侯有所联络满以为这些对蒙古统治同样心怀不满的军阀会响应他。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大世侯如史天泽、严忠范等都服从忽必烈的调遣来进攻他。其实这些世侯投靠蒙古已久相互间早已结成了俱荣俱损的利益关系；而忽必烈又与以前诸汗不同颇得中原人心并且依托汉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战胜了漠北阿里不哥势力进一步把汉人世侯笼络到1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吏忽必烈汗纪译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2张起岩：《张宏行状》记张宏条上李偰“逆迹等十事”见《元文类》卷五o。1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2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o；《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自己周围。他们既已在新政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么肯轻易冒险称叛？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后立即献涟、海诸城于宋表示归顺。宋将夏贵应李璮之请由蒙宋边境向北推进占领亳、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军约由海路绕过山东半岛在滨州海滩登6克利津等县转战至沧州3。但是北进宋军随即遭到蒙古军和汉军合力堵击被迫节节南退。进至滨州、沧州等地的宋军亦因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这样困守济南的李璮所部五六万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毙的孤军境地。

　　　　济南围城之役始于中统三年夏四月之初。李璮日夜拒守近四个月城中粮草难以为继最后至于“人将相食”的地步。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涣散。李璮自知大势已去。“分付众人出各讨路去”。自己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因水浅不死被攻入城内的大军擒获旋即被史天泽等擅杀于军前。明日“天泽等引军东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开门降”。

　　　　加强封建主义统治的措施对忽必烈而言李璮事件的生表明自金末以来尽专中原兵民之权的大小世侯无疑是新王朝有效地巩固和强化自身统治的极大障碍。虽然公开称叛的只有李璮和个别响应者但曾与李璮互相交通、非议朝政的诸侯为数并不少。为“潜销诸侯之横”以除后患忽必烈当机立断以“惩青徐之乱”为由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世侯势力的措施：一、在各地实行兵民分治的制度避免地方长官集军、民之权于一身。

　　　　中统三年十二月诏“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元史·世祖纪二》）。至是诸路军民总管正式转变为只理民政的官职即路总管。诸侯如真定史氏、保定张氏等都一度被削去军权保留的都是文职。

　　　　二、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死后其子孙按荫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袭父职。

　　　　三、对一家有数人居于要职的汉地世侯规定兵民之权不可聚于一门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制下史天泽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十七人。朝廷宣称这是“务裁诸侯权以保全之”1。

　　　　四、中统四年五月立枢密院以皇子真金兼判枢密事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由是确立了千户、万户——统军司（分立于河南、山东）或元帅府（立于东西两川等地后亦改为统军司）——枢密院的指挥系统把军权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上述措施的推行不仅较为有效地抑制了汉地世侯的割据势力同时也3《元史》卷一四八《严忠嗣传》；卷一四七《张宏略传》；卷五《世祖纪》二。1《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卷一五五《史天泽传》；卷一四七《张弘略传》。在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内使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各主要环节基本上得以互相衔接整合为一体。在这样的基础上中统后期和至元之初忽必烈加快了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模式进一步完善新政权的步伐。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至元元年下诏按前年议定给官员俸禄颁公田考殿最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同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中外百官仪从设翰林院。二年依诏命省并州县共省并地方建制二百二十余处。三年正式实施对京、府、州、县、司官吏颁给官俸职田的制度2。四年始于中都东北营建新都城。八年十一月下令禁行自国初以来用以折抵量刑的金朝刑律《泰和律》；以建“大元”国号诏颁天下。九年改中都为大都确定以大都为国家都。从此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员随皇帝巡幸上都时则置分省、分台于彼。两都畿辅成为国家的“腹里”之地。忽必烈明确宣布：“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元史·董文炳传》）以之与“太祖皇帝肇定区夏视居庸以北为内地”两相对照1。可以看出忽必烈的观念与乃父乃祖相比已经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在北方的封建统治秩序渐趋稳定的同时攻取南宋逐渐被提上元朝政权的议事日程。

　　　　2《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又据《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最初议定“禄科之制”事在中统元年、二年。

　　　　1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第三节南宋的灭亡与江南的统一1259年末忽必烈与贾似道在鄂州订立城下之盟蒙古退兵。贾似道向宋廷隐瞒了议和、纳币之事以所杀获俘卒上功谎称“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之后长期甘弱幸安的宋廷对来自北边的严重威胁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2仍然沉溺于穷奢极欲之中南宋政权的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贾似道擅权无上集百官议事时居然厉声斥问他们：“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时人至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之讥3。被誉为“真将才”的刘整受统帅吕文德、俞兴忌恶构陷被迫北降“蒙古由是尽得国事虚实”。甚至当襄阳已下元军“旦暮斧斤不绝整兵练众意在渡江”之时宋朝的方面大员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渺然”北兵自然攻不破“长江天堑”4。朝廷大权掌握在这样一班将相手中遂使宋朝爱民一城一地的英勇抗战终于不能挽回亡国的命运。

　　　　刘整降蒙后向忽必烈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襄阳。”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阿术、刘整督军攻宋军重镇襄阳“张平宋本”。元军于汉水东岩的鹿门山和白河口等筑堡以逼襄樊。由于守城之战素为宋所擅长元军意在以长围久困克复之故于同年立河南行省经理屯田就便供给襄樊前线。六年命史天泽至前线经画。史天泽用张弘范建言“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元史·张弘范传》）。七年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与夹江堡相应；继而复筑围城完全切断了救援襄阳的6路。同时由刘整选卒七万日练水军以济己之短。宋人援襄之兵多次失败。八年宋将范文虎率舟师十万来援至鹿门山大败船舰百余及辎重全部落入元军之手。九年宋将李庭芝又遣民兵都统张顺、张贵自襄阳西北清泯河乘舟突入重围接应襄阳。张顺、张贵先后战死襄樊之围仍不得解。是年元军对樊城实施攻坚战。

　　　　襄阳和樊城隔汉水南北相望。宋人列木植江中贯以铁索上造浮桥互相应援。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绝两城间的联络并用回回炮猛击樊城。至元十年正月樊城破。襄阳守将吕文焕见大势已去即向元军投降。到这时为止宋军苦守襄阳尾达六年。时论对吕文焕出降虽有“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的批评但对他兵尽力竭不得已而出此之举仍寄于同情之心。汪元量在《湖山类稿》的《醉歌》中唱道：“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